因此，在着名神学家布尔特曼面前能显示“一种坚定”的阿伦特，在海德格尔面前，却只有温柔和顺从。海德格尔始终掌握着他们关系的主动权，以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手段控制着阿伦特，他送诗写信、山盟海誓、出谋划策、关切保护。阿伦特心甘情愿地、随叫随到地做他的红颜知己，完全听从他的安排。他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她使出浑身解数听从他、配合他、帮助他，为的是“使我对你的爱不至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困难”，以图能继续维持这种隐蔽又热烈的爱。
但是，“更多的困难”，终于来临了！
随着海德格尔声誉的不断攀升，他感到“操作”秘密恋情的难度系数越来越大，他想降低恋情的风险。于是，总是握住恋情主动权的海德格尔，终于提出让阿伦特离开马堡大学，并联系安排她去海德堡跟哲学家雅斯贝斯学习。
可以想象，他们分开时候的心态，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对海德格尔来说，当时正是声名鹊起的时候，哲学巨着《存在与时间》给他带来极大声誉。他担心阿伦特继续在马堡大学容易使恋情露出马脚，而他绝不愿意因此影响他的似锦前途。控制着恋情主动权的海德格尔，虽然非常舍不得阿伦特，但形势所逼，他必须下定决心打发掉阿伦特。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几年的秘密恋情，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以想象，如“间谍特工”一样的约会，时间长了就再也不能“荡起思想激情”了，只有疲累、委曲和苦恼。一直以来，她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着海德格尔对她的“召唤”。她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但又已厌倦被“召唤”和“等待”。她一定无数次地伏在老师的胸前哭泣，她不想离开，又不得不离开。
但是，海德格尔在此时提出分开，也许正为阿伦特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海德格尔的学术引导和思想激发，为阿伦特打开了一扇学术之窗。她自己的学术人生，或许正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了。阿伦特虽然对海德格尔言听计从，但以阿伦特的性格中那坚定的一面来看，她是绝不愿意一直隐蔽在海德格尔的羽翼之下的。本性之中的“强度”，使她注定与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她有一种更大的追求，她在寻找自己的路。
阿伦特离开了马堡，却没有离开海德格尔，难分难舍通常是这种恋情的公式。事实上，自阿伦特离开马堡至20年代末，他们仍有多次“艰难”的幽会。但后人都可以想象这种幽会的个中滋味，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再后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世事变幻，时间来到1950年。
此时的海德格尔，因与纳粹曾经勾结，失去了名声和地位。
虽然德国学界在纳粹统治期间，与纳粹同流合污者甚至勾结的大有人在，但海德格尔树大招风，更容易成为焦点。因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勾结行为，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屡屡成为热门话题。
因为他与纳粹的这段牵连，1945至1951年期间，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他授课。海德格尔曾对人类生活作了一个最为浪漫的构想：“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但是这个时候的海德格尔，是完全诗意不起来了。
而阿伦特，一直在体现“一种强度，一种坚定”的人生轨迹上行进。在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又辗转至美国，后加入美国籍，以让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和意志，成为了具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哲学家。
她在1951年发表的政治学成果《论极权主义的根源》，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可以说，阿伦特一直都是女性中的一个例外。期间她有二次婚姻，与第一任丈夫因当时欧洲的时局分开了。1940年，她在巴黎与第二任丈夫布吕歇尔结合。布吕歇尔对阿伦特宽容大度，他们一直相濡以沫直至生命终结。
但在阿伦特的心里，从来没有放下海德格尔。
1950年，他们重逢了！
然而，两人的心灵关系，依旧是25年前的格局！除了斗转星移的外部世界和逐渐老去的容颜，他们自己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已经成为“落水狗”的海德格尔，在学术界其时已如日中天的阿伦特面前，即使他再也不能“控制”阿伦特了，即使他们的交往已限定在“友谊”的范围内，海德格尔仍然惯性地处在心灵倾诉和理论交流的“高地”。
口舌莲花的海德格尔，也免不了在阿伦特面前为自己与纳粹的牵连辩解。当然，也可以想象，对着20年前自己深深爱过的并给自己带来思想激情的人，海德格尔禀性中的浪漫情怀和细腻情感相信也会重现。据有关传记的描述，海德格尔在阿伦特面前，愉快且清晰地回忆了他们第一次在办公室会面的情景：她如何从门口进来，穿着一身雨衣，用帽子低低地遮着脸。而1950年海德格尔的几封信，与他们当年恋爱热度烧到最高时候的信如出一辙。
而女人就更不会忘怀！
虽然已有一位深爱着自己的哲学家丈夫布吕歇尔，虽然交往框架已限定在“友谊”范围内，面对着巧舌如簧的海德格尔，本身在知识界已颇负盛名的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感觉再次被“定格在18岁”！甚至，海德格尔还使她相信了外界对他的指控都是中伤，而阿伦特在30年代曾对海德格尔的行为和言论感到极度绝望和极端厌恶！
女人专爱坏男人，阿伦特也不能免俗啊！
经过了20多年的“沧海桑田”后，看到了“被罪恶的留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对于如此不堪的海德格尔，她的心有多么痛！而对于被外界抨击摧垮的海德格尔来说，面对昔日恋人的安慰，面对她一如既往的爱情，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她努力保持与他交往，为他辩护，为出版他的着作而奔走。
但在外人看来，“年少无知”的时候也就算了，现在还这样有必要吗？何况，她还是犹太女知识分子，面对的又是曾与纳粹勾结的海德格尔！
但海德格尔的心胸却未必那么宽阔，他对阿伦特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态度暧昧。尤其是阿伦特一本重要着作中关于“暴民与精英的联盟”的观点，刺中了海德格尔的痛处。他们的交往中断了5年。
随着两人进入生命的深秋，猜疑和妒忌逐渐淡去。在交往中断5年后，海德格尔首先伸出了手，写信祝贺阿伦特60岁生日，并附了一首题为《秋》的诗。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情感，开始变得深切而又温馨。但他们的时日无多。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去世，五个月后，海德格尔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他们相继而去，留下了他们不朽的哲学着作，以及迷雾重重的爱情。后人一直在追问：为什么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如此任性而又坚固？
性格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在海德格尔的性格中，具有非常浪漫、细腻和周密的一面，这给阿伦特以深深地吸引。对很多女人来说，对自己忠爱的男人的细心和温柔，是很难忘怀的。况且，阿伦特是个从小就失去父爱的女人，对成熟导师给予的既炽热又细腻的爱，心中就更加难以割舍了。另一方面，像阿伦特这种具有“强度”、“坚定”的女强人，恰恰更容易被男人的细腻和温柔所吸引、所打动。而作为搞学术研究的女强人，其人生之路更为艰辛和孤独，因此，海德格尔的细腻和浪漫，就成为阿伦特心中刻骨铭心的甜蜜记忆和体验。
与此同时，阿伦特性格中具有非常强烈的敢爱敢恨的一面。
无论是对于“上升”时期的海德格尔，还是成为“落水狗”的海德格尔，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都不曾退缩。可以说，阿伦特性格中的那一种“强度”，那一种“坚定”，不但充分地体现在她不凡的学术创造中，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她对海德格尔的爱情中。这一种“强度”和“坚定”，让阿伦特这个女性大学者，迸发出一股不合时宜的“江湖味”为了回报海德格尔在年轻时给予她的爱情，即使是在全世界都在清算“纳粹分子”的时候，她这个犹太女人都敢出手相助海德格尔。
她可真是世上少有的讲义气的女人！
另一方面，虽然阿伦特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大学者，但普通女人心中的一些情结，在阿伦特心中也或多或少存在：比如女人有时更爱坏男人，比如女人喜欢听花言巧语，比如女人总是怀念自己的初恋……但无论怎样，这样一个因素也是绝不能忽略的：阿伦特一生的动力和成就，一定与海德格尔早年在马堡大学对她的引导和激励有很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是阿伦特走上学术人生的“首发站”。虽然阿伦特痛恨海德格尔的变节行为，虽然海德格尔后来对阿伦特取得的成就怀着复杂甚至排斥的情绪，但无论怎样，阿伦特一生在思想和灵魂上与海德格尔休戚相关。也许正是这一点，使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怀着深沉的感恩之情。
确实，阿伦特一生学术成就卓着，成为西方世界一颗耀眼的“学术超女”，她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但基本源头仍在海德格尔那里。1960年她的主要着作《人类的境况》出版时，她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没有我在年轻时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这本着作是不可能出现的。它是直接从马堡最初的那些日子而来的，从一切方面看几乎一切都得益于你。”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从中也可以大致摸索出阿伦特不凡学术人生的心路历程。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阿伦特，真正使她的思想“开窍”的，应该就是海德格尔！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才智超群的阿伦特终其一生，总是停不下对海德格尔爱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