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鄙！”汪精卫很气愤，“不仅可鄙，而且可恼！”
“我说：蒋先生说话要负责任。我出差广西、广东一个多月，一直没有与汪主席联系，等我回到南京，汪主席已在几天前去武汉了。你根据什么说是汪主席说给我听的呢？希望你把问题说清楚。”
“我见老蒋默默不语，以为他感到失言而愧疚，打算原谅他。可是，他又‘唵’出一句使人气恼的话来！”“什么话？”汪精卫忙问。“老蒋说：‘我本来是明容共，暗反共，现在，唵，既然有人反对国共合作，我偏要坚持合作到底！’我也不示弱，说：‘既然如此，我偏要坚持反到底！’他瞪眼睛我也瞪，反正我不让步。”
“后来呢？”
“后来，唐孟潇进来向老蒋报告南京的防守情况，从中劝了几句，我就走了。”
汪精卫笑着称赞说：“公博！你不愧为反共英雄！”
也许有人对陈公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却如此坚决反共而不可理解吧！其实，只要看看他在《少年时代的回忆》、《我与共产党》中的自白，了解他加入共产党前后的思想状况，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陈公博自认十五六岁时“是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这句话活画出一个言行轻浮而嚣张，好酒贪杯，动不动就使拳头的小流氓形象。二十五岁进北京大学以后的三年大学生活，是“养心性，寡交游”，连“五四运动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故没有努力参加”。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了制造新贵人，抓住好机会往上爬”，与谭平山、谭植棠“等密友组织十人团以相互砥砺”。一九二0年，陈公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到广州，在广东教育会任评议兼广州宣讲员养成所所长时，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满以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向上爬”的“好机会”，加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和陈独秀是师生关系，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与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但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情况，他害怕了，没等会议结束，便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去杭州游览去了。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中共中央认为陈公博与陈炯明关系密切，对他进行审查，他自认：“对此大为不满，我就自行宣布退出共产党。”所以，陈公博坚决反共一点也不奇怪。
“公博！你坚持得很对。不把第二次国共合作反掉，对中日和谈总是个障碍。”汪精卫笑笑，“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昨天下午见到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他告诉我一个重要情况。”陈公博说，“高宗武说，三日上午陶德曼又会见老蒋，转告日本政府的意见，关于中日和谈，限定中国政府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做出答复。老蒋要求把限期推迟到十二月底。德大使表示努力说服日本政府接受这个限期。陶德曼还说，限期一过，日本当采取断然措施。”
“断然措施？”汪精卫把脸偏向窗子，思索了一会，“日本当局将采取怎样的断然措施？公博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陈公博果断地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军事上更猛烈的进攻，二是政治上迫老蒋下台。”
“迫老蒋下台？”汪精卫喜上心来，“何以见得？公博！”
“因为日本人素来看不起姓蒋的，这一次，又对老蒋在和谈中表现的优柔寡断，极为反感。”陈公博爽然一笑，仿佛蒋介石已经下了台似的。
希望蒋介石下台，由汪精卫取而代之，这是汪精卫之流多年来的夙愿。
这时，陈璧君和厨工端来了四菜一汤。汪精卫心情振奋，从立柜里拿出一瓶茅台和两只酒杯，斟了两杯，高兴地对陈公博说：“来！我陪你喝两杯。”
陈公博刚扒完最后一口饭，桂连轩走来报告说：“孔副院长与何部长、张秘书长来了。”
陈公博暂时不愿意与他们见面，退避到汪精卫的临时办公室看报纸去了。
“有个重要情况转告汪主席。”孔祥熙把刚才陈公博说过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啊！日本说的‘断然措施’意味着什么？”汪精卫装得很惊讶，“请诸位思考思考，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可能是军事上进攻南京，外交上绝交。”张群说。
“日方说的‘断然措施’是不是意味着迫委座下台？”孔祥熙心怀忧虑地说出这个想法，看汪精卫与何应钦做何反应。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汪精卫很敏感，连连摇头。“日本人知道，在今天，中国没有蒋先生主政，中日和谈谁能做主！我看，日本说的‘断然措施’只不过是一种激将法而已。”他停了停，又说：“当然，岳军兄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我同意汪主席和岳军兄的分析。”何应钦口是心非地说。
去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与桂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密接头后，以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为名，力主派飞机轰炸西安，妄图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后来，因为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澳大利亚政治顾问端纳采取对策，何应钦未能得逞。现在，蒋介石虽然让何应钦当了军政部长，但对他存有戒心。何应钦想到这里，望着孔祥熙，又补充一句：“在今天，如果日本人逼委座下了台，那中国的局势将不堪设想。退一万步讲，假设日本人有这个阴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同心同德维护委座的领袖地位！”
孔祥熙的目光，在汪精卫、何应钦的脸上轮翻扫射，揣度着他们的内心。他感到他们的话不完全可信，但不管怎样，能够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总算不错，说道：“汪主席与敬之兄高瞻远瞩，一言道出了真谛，兄弟感到无比敬佩！”
“蒋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汪精卫问。
“委座在电话中说，他希望在限期内，使和谈有个结果。”孔祥熙说，“今天是七日，限期只有二十四天了，好紧啊！”
汪精卫希望蒋介石拖下去，等到日本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迫蒋介石下台，但当着孔祥熙他们却是另一副嘴脸，他面向何应钦，说：“敬之兄，两年前，你代表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前，日本提出的限期是几天？你还记得吗？”
“三天。”何应钦记忆犹新。
“关键在于政府拿出决心来。”汪精卫说，“庸之兄，依我看，五天之内就可以在和谈停战协议上签字。”
“五天？”孔祥熙感到惊讶，“五天之内，恐怕委座还不可能来武汉呢，这怎么行？”
“我看五天时间足够了。”张群说，“二十二日，成立和谈代表团时，对和谈条件已经做过初步讨论，在昨天的国防最高会议上，除仲辉兄外，不但都表示愿意和谈，而且希望行动要快。庸之兄是政府首脑，可以大胆做主，何必等委座来武汉呢？”
“岳军兄说得对！”汪精卫对孔祥熙素无主见，大小事要请示蒋介石，心怀鄙视，有意要气他一下，“庸之兄！假如我是你，一定大胆做主，把岳军兄为首的代表团派出去，争取在五天之内达成协议签字。你呀，一定要等待蒋先生。他是管军事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会承认。唉！你老兄的胆子也太小了！”
孔祥熙以为汪精卫故意给他出难题，一下子动了肝火，说道：“汪主席！我自愧没有你那么大的胆子，也自愧没有你那么个好身体，我身上受不起三颗子弹哩！”
顿时，汪精卫犹如万箭穿心，恼羞成怒，一跃而起，在桌子上猛击一拳，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讽刺挖苦我！”
原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参加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在政治会议厅门口照相结束，汪精卫刚转过身准备上楼参加小组讨论，这时，参加会议采访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拔出左轮手枪，对准汪精卫“砰！砰！砰！”连射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在地上。他被送到中央医院。经检查，发现左眼外角与左耳之间、左上臂、背部的第七节脊椎骨各中一弹，除了手臂为贯穿伤，其余两颗弹头都嵌在骨头里，但都不是致命伤。当天下午，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嵌入脸部的弹头取出来，但对嵌在脊椎骨的弹头无可奈何。十九日，汪精卫被送往上海，由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牛惠霖给他开了一刀，仍然没有找到那颗弹头。是年冬，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赴德国医治，同样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每逢久雨转晴，或久晴转雨这种气候骤变时间，那颗弹头就在脊骨里恶作剧，每次都使得汪精卫喊爹叫娘的痛苦几天。
行刺者孙凤鸣被汪精卫的副卫队长桂连轩两枪击倒在地。第二天凌晨四点，孙凤鸣临死时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再与日本妥协，几次签订卖国投降协定，短短四年之内，就使祖国的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我是专为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而狙击的。可惜蒋介石未出场，只刺了二号国贼汪精卫。”
两年来，汪精卫一想起这次被刺，就毛骨悚然。现在，孔祥熙这么一说，似乎感到脊骨处一阵剧痛，十分伤心，又在桌子上击一拳头，破口大骂道：“你姓孔的无非家底厚，又当了几年财政部长，发了横财，家财万贯，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陈璧君闻声赶来，双手拉住丈夫那只扬得老高，正要往桌子上击第三拳头的手，说道：“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是怎么回事？”
她见孔祥熙把头略偏一边，有意回避与她的目光相碰，明白了丈夫的怒骂对象。
“汪主席，汪主席！”张群走过来，拉着汪精卫的另一只手，“你看庸之兄任凭你怎么说，他好丑不吭声，就原谅他吧！”
“二位是二十多年的老同事了，老同事长时间相处，难免一时失言，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何应钦也来到汪精卫面前。
孔祥熙默然不语。蓦然，耳鼓里响起了蒋介石的声音：“为了大局，对汪精卫表面上要尊重。”蒋介石说的“大局”，孔祥熙明白，就是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他这么想着，感到后悔，走到汪精卫跟前，说道：“我刚才出言不逊，向汪主席道歉！”
汪精卫的冲动和理智正在激烈搏斗，孔祥熙语意诚恳的话，促使他理智获得胜利，说道，“我刚才也出言无寸，望庸之兄包涵。”
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接着，汪精卫提出多召开小型座谈会，宣传中日和谈，让更多的人支持和谈。大家都表示赞成。
陈公博知道孔祥熙他们已经走了，幽灵似的从里面房间走出来。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清楚，也引起许多感想，郑重其事地对汪精卫说：“汪主席！刚才发生的事情，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这一次中日和谈遇到的阻力，比过去任何一次要大，冒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希望汪主席讲究策略。”
陈璧君赞许地“嗯”了一声，忙问：“这策略怎么讲究？”
“还不是老蒋玩弄的那一套。”陈公博好笑一声。
汪精卫沉吟片刻，心领神会地连连点头，面向陈公博，两人相视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