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使和谐社会的理想变成科学，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关键在于具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首先，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社会思想是从理性出发的。这种从理性出发不仅仅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传统，而且不具备现实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是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从客观现实出发，发现了一个很明显而以前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有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没有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的存在；而开展劳动，人就必须组织起来，从而人的存在，就不是没有区别的孤立的个体的总和，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不能将人作为个抽象的类概念，而必须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的人”。支配人的思想与活动的第一动因则是物质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知的。正如列宁后来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马克思这一研究社会和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称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他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是，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等，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其次，不是停留于不和谐现象的原因，而是寻找出原因之原因、动力之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
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因此，传统的方法，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和谐社会的方法，是把人的动机、特别天才人物的动机作为历史现象的原因、动力。其实，动机背后还有原因，原因之原因才是社会的本质。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空想者看到社会不和谐在于阶级对立，但找不出阶级对立的根源，如何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和谐。而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揭示了阶级对立根源及如何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和谐。他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新贡献的第一点，揭示了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种历史现象，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可能产生阶级；生产力高度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阶级；阶级、阶级对立是生产有了发展，但又不十分发展条件下存在的现象。第二点论述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三点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要消灭阶级，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阶级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自发地产生的，而阶级的消灭却不能自发地实现。
再次，不是诉求外在力量，而是揭示产生、消除不和谐的内在机制。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只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从头脑臆想出一种新的和谐社会，强加于社会，不能从内在机制上阐明为何不和谐、如何消除不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其机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从最简单的商品着眼，进行商品生产时，资本家所雇用的是劳动力，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另一部分被资本家占有了。这样一来，就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谐全揭穿了，说明资本主义同样不是和谐社会。资本的本性就是要采取各种手段获取利润，就要推动生产愈来愈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有计划组织生产，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就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生产中，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社会化生产力的本性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当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资产阶级私有制就要被废除。“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也就造就了消除不和谐的机制，“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作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研究方法是辩证法。“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充分肯定了这个方法的制定及其应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也肯定了这个方法的重大作用，他说：“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