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和谐特征还表现为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总体上表现为人通过对自然界不断开发、利用、改造和征服，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过程。自然逐渐被“人化”，人类必然依靠自然来生存和发展。但是由物欲横流特征所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和解放不但是片面的，而且往往是以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自然环境（地球）—的过度损害为代价。恩格斯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和中就已对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破坏作出严厉谴责，认为工业区的河流和工场城市的空气日益遭到污染，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个严重后果。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存在着对农业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的超负荷掠夺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其后果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在19世纪中后期，大工业在西欧获得长足的进步，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基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认为一切存在着阶级对抗性的社会由于生产只是着眼于“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必然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人类对自然的无控制、无计划的开发和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又将使人类面临自然的严重报复。由于对物质利益无限制的追逐，以致人与自然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如此程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惊讶的是：人们为了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自由人”，其内涵在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相对于自然客体，人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但是在过去的时代，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作为主体的人往往是处于被动的、被支配地位；另外一方面，人类经常又是以一种对抗、对立的姿态出现于自然面前。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意味着人不再受自然规律的盲目摆布，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完全为人的利益服务。但是人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是否就意味着人能够任意主宰自然？恰恰相反。“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指过去小农经济时代自然威胁人的生存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对自然随意破坏的对抗关系的消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不仅不再对立，而且融为一体：“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后来，恩格斯也对此作过解释：“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要实现人“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目标，生产力的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变革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指出：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特别是由于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需要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才能够加以克服。有计划地经营土地及其自然财富，如地下资源、水流和森林，并考虑到这样经营的后果，是未来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只有在“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世界历史条件下交往的发展应该有助于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关系的解决。当人们只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时，是很难就自己行为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及其后果产生清楚认识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交往又使局部范围自然受损害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对人类整体生存的消极作用大白于天下，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的“类价值”观念。其结果必然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总之，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斗争或征服而是和谐；科学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既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人类理想境界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兰芳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准，公平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公平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回顾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平的思想，对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问题，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公平内涵的阐释与概括
到底什么是公平？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公平的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
（一）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实际上是对现实经济关系与人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公平归根到底以经济为基础，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时又对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具有反作用作为观念形态的公平起源于法的观念和道德观念。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王兰芳，山东师范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
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因而，公平实际上是人们从法权或道德的角度对现实分配关系合理与否作出的一种评价，从形式上看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某一个规则对利益双方是否公平，主要是通过利益主体自身的主观感受来确认。如果某种社会活动及其结果符合利益主体的价值目标，那么，利益主体就认为这一规则是公平的，反之则是不公平的。如恩格斯所说：“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而另一方面，公平又不仅仅是一种主观判断，它归根到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即社会公平与否的评价尺度是随着生产力及其所决定的经济事实的变化发展而改变的，衡量公平与否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作为对现实经济关系与人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社会公平观念的发展又对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产生着或维护或破坏的反作用。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新的公平的呼声就会转化为对现存经济关系的巨大破坏力量，成为变革旧秩序、产生和确立新的经济制度的推动力。
（二）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是具体的、相对的，不存在永恒的、抽象的公平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而形成，又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说明。他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起初，“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而“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此后，“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因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同时，由于“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由此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
公平的历史性决定了公平是具体的、相对的。由于公平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因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阶级评价公平的标准是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根本对立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反问道：“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在利益分配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公平主张，以自己的公平尺度去衡量现存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因而，一些人认为是公平的东西，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是不公平的。而且，即使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具有同样社会地位，适用同样规则的社会成员，由于彼此之间在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方面的各种差异（例如生活条件、人的天赋和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恩格斯在1875年3月《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就此曾指出：“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因此，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抽象的、绝对的公平，能为一切人认可的、适用于一切人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只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相对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