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梵医生的错误外科医生杨梵的一些基本情况，曾经作为一个词条收入《中国跨世纪专科名医大典》里，这本书1997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印行，大16开本，624页，收入各科名医2000多人。杨梵的词条在第233页上端，约300字，词条中除了他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技术职称、行政职务、行医年限等等内容以外，还有一段文字是关于他的主要医术专长、成就和荣誉简介，这段文字说，杨梵医生的主治专长是脑神经外科，临床治疗脑外科患者多达5000余例，实施手术400余例，其中脑肿瘤（包括脑干肿瘤）手术近300例，颅骨修补术100多例。脑外科知识全面，临床经验丰富，从未出现任何医疗事故。此外还能熟练掌握外科各类手术，特别对面部创伤、头皮破裂、烧烫伤、体表开放性伤口的清创缝合以及术前术后处理、外科异物的取出得心应手。曾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多次荣获省、市、院级先进工作者称号等等。
这个名叫杨梵的外科医生，大约是在1997年初冬到1998年深秋这段时间里，和我有过近一年的交往。杨梵是苏南人，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方，他已经40岁，还没有成家。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是他的一个病人的家属，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病人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根据医院的规定，医生是严禁和病人及其家属发生这层关系的，所以他不得不和那个女孩分了手。有关杨梵和女孩的事情，不见得属实，因为那是我道听途说而来的，而且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杨梵已经和我中断了交往。杨梵这个人，他和我印象中的江苏人不同，他的身材很高，也很胖，面部宽阔，细眼睛，留着大背头，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他却长着一双小而细长的手，一双典型的外科医生的手。当时我和杨梵经常相约在城市东部一个叫“弥特儿”的酒吧里碰头，那段日子我正在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外科医生，每次去“弥特儿”之前，我都有一些医学专业的问题向杨梵请教，我把那些问题列在一张纸上，见面以后交给他。杨梵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而且迷恋他的专业，迷恋手术刀，这一点从他说话时的神情上就可以看出来。杨梵说话时有着很强的条理性，不容易被人打断，尤其是他回答别人的问题时，总是执著地望着对方的眼睛，一副刨根究底的样子。多亏杨梵的帮助，我那部写医生的小说得以顺利完成。
但是自从1998年深秋街头和公园里出现那个雕塑破坏者以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杨梵医生。也是从那时起，杨梵大约是因为工作上的失意，离开他工作了18年的地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据说，杨梵辞职以后开了一家两间门面的烧伤创伤专科诊所，但是诊所生意清淡，接收的病人都是一些害头疼脑热的老人和孩子。想想杨梵以前作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著名外科医生的种种风光，现在他的困顿令我悲伤。或许杨梵开诊所以及生意清淡的说法只是谣传，因为没人确切知道他的诊所叫什么名字或者开在哪条街上，甚至很少有人再看见过他。杨梵辞职以后，他的宿舍搬离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家属楼，原来属于杨梵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已被医院行政处重新分配，它现在属于一个刚刚结婚的医学博士。杨梵的手机号码也变成了空号，我就此完全和他失去了联系。我认为杨梵是在有意躲开我，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城市里，他很容易就可以消失在任何一个地方。从客观上讲，杨梵医生的失意和离开与我有关。
我最后几次见到杨梵医生，是1998年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天。我记得某一天的黄昏，天上正飘落小雨，杨梵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到我的寓所。他穿着牛仔裤和一双蓝白相间的旅游鞋，鞋帮和裤管都已经被雨水打湿了，这使他的脚步看上去显得沉重。那天杨梵似乎万念俱灰，说话的腔调都改变了，他告诉我说，作为一次脑外科手术的主刀医生，他可能将会卷入一起严重的医疗责任事故。杨梵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心事重重，他的脸色像外面的天气一样阴郁。那次杨梵还突然改变了以前的习惯，手中不再玩弄诸如回形针一类的小东西，他坐在那里，两只手僵硬地放在膝盖上，手指不停地发抖。杨梵说，由省卫生厅、医学科学院和几家大医院的著名医生组成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不会放过手术中的任何环节和细节，他将在劫难逃。如果杨梵所说的医疗责任事故被认定的话，他就会受到比如罚款、取消行医资格甚至刑事拘役之类的重罚。但是那个下雨天杨梵对一起医疗责任事故的恐惧完全是多余的，一个月后，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了他所谓的医疗事故只是无端的臆想，事故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因为事实和杨梵医生的想象不符，杨梵居然无法接受事实，他在打给我的电话中一再声称，无论怎么样，事情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把杨梵打给我的这个电话算作我们交往的一部分，它应该是一个无力的尾声，从此以后，杨梵医生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1997年初冬，外科医生杨梵晚饭后外出散步来到文化东路，一时兴起逛起了散布在人行道上的夜市书摊，结果他那天的随意行为直接促成了三天后我们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很难讲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几乎从不看小说的杨梵，花五毛钱从书摊上购得一本1993年出版的旧杂志，那本杂志上有我写的小说《正午的花园》。我的小说写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小说结尾的地方说，主人公站立在一个街心花园里想心事，结果他在那个地方站立得太久了，竟然变成了一尊雕像。小说还有一个副题，就叫《记一尊雕像的诞生》。记得写这篇小说时，我刚刚开始练习写作，对别人的小说也知道得很少，只是靠着一时的念头急就几个篇章。后来，我的写作渐渐顺手的时候，大概是1998年的年底，我看到了上海小说家张生的一篇小说，题目叫《另外一个人》，小说也讲了一个人最终变成一尊雕像的故事。这个姓张的小说家讲的故事表现出了更高的智慧和想象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看到张氏小说的时候，杨梵医生已经不见了。当时，杨梵医生购得那本旧杂志以后，随即读到了小说《正午的花园》，结果这个故事竟使他一夜未能入睡，用杨梵自己的话说，那个活人变成雕像的故事结尾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此后的两天里，杨梵医生一直在设法寻找故事的作者，他从电信局查号台查到了那本旧杂志的电话号码，再把电话打到杂志编辑部，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我。
我和杨梵医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一间酒吧里，那次他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约我到酒吧里见面，显示了他社交方面的周到和体面。杨梵请我喝一种名叫“非常玛瑙”的多色鸡尾酒，那些液体呈层状码在高脚酒杯里，我记得酒的味道很像小时候吃惯的桑葚。杨梵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之后，很快扯到了我那篇小说，他的话很直接，但并没有放弃礼貌。他首先声明一下自己是外行，不懂得欣赏小说，然后说，我那篇小说的结尾他理解不了，一个活人突然变成了一尊雕像，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说话的口气告诉我，他是在委婉地对我提出批评。接着杨梵又说，我的小说中也没有写明另外一点，就是，那个人变成雕像之后，雕像是青铜的？大理石的？白水泥的或者石膏的？杨梵说这话时眯起眼睛望着我，他的细眼睛里发出刺人的光芒。但从他的神情来看，他的疑问并不打算让我回答，因为他那几个问号十分有力。事实上他的问题我根本回答不了，当时我一下子被杨梵的发问弄蒙了，实在不知道是我的小说瞎编滥造过了头，还是杨梵对于超现实的想象无法容忍。再说写那篇小说已经很多年，我记不起当时的具体想法了。我只好自嘲说，对于小说不必当真，因为小说是胡诌乱编的。我记得当时两只高脚酒杯放在我们面前的红木桌子上，杯子里面花花绿绿的鸡尾酒还剩着不少，我们开始沉默下来。壁灯的微弱灯光打在杨梵的大背头上，他用保湿摩丝打过的头发看上去更加油亮。杨梵的两只手正在玩弄几枚镀了红漆的回形针，它们在他手中不停地翻着跟斗，就像电视里“会跳舞的火腿肠”的广告画面一样，那几枚回形针在他的手掌中跳舞。杨梵的手指弹动回形针的熟练程度让人暗暗吃惊。还有他那双细长漂亮的手，因为杨梵医生长着这样一双手，我体会到了和他认识的一丝滑稽的快意。
杨梵医生热衷于“脑筋急转弯”一类的问题，他常常拿这类问题考试我，每当这时候，他自己手舞足蹈，却把我弄得焦头烂额。后来我和杨梵多次在城市东部的“弥特儿”酒吧喝酒，我们轮流做东。我得承认，那时我是在利用杨梵，以便顺利完成那部写外科医生的小说。而杨梵和我这样一个靠瞎编故事谋生的人在一起，纯粹是为了折磨自己，一方面我对他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总是表现得不耐烦，这使他很扫兴，另一方面我的故事又往往让他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情，使我和杨梵医生的交往突然中断，我相信我们之间的不协调的关系也不会持续太久。我记得我们在“弥特儿”酒吧喝酒时，大多情况下杨梵都是低垂着眼睛，手里玩弄着几枚红颜色的回形针，然后在某一刻，他突然地扬起眼睑发问，让我的脑筋急转弯。有一道“牛尾巴朝哪”的益智题，半年的时间里杨梵竟然考过我四五次。直到现在，如果有人再在我面前提到那些只有四年级的小学生才会去迷信的所谓益智游戏，我的头皮仍会发麻。还有一次，我看见那几枚红颜色的回形针在杨梵医生的手中跳来跳去的，就问他，为什么他那么喜欢玩弄回形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杨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告诉我回形针的一些用法，比如用各种颜色的回形针扣在一起，可以做成一幅漂亮的门帘。这样的门帘我以前倒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不仅如此，按照杨梵的说法，回形针的用法还有其他63种，算上做门帘一共有64种。当时这个数字让我大吃一惊。但是那些日子我们一直没有再提有关活人和雕像的故事，杨梵不谈，我也不谈。
等到我和杨梵医生再次谈到雕像的故事，已经到了1998年的夏天，当然这次我们谈论的不是小说中的雕像，而是现实中的雕像。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杨梵约我出来消夏，那时我那部写外科医生的小说刚刚完成，身心都完全放松下来。我们在路边的啤酒摊前喝了一些啤酒，然后沿着花园大街一直往东走，最后来到了洪楼广场。当时已经临近深夜，可是广场上还有很多人，他们大多是三两个人一堆，或坐或躺，零星地分布在广场的柏油地面上，好比是平整如镜的广场长出来的黑痣。暑热还没有消退，人们正对着热乎乎的夜晚发着含义不明的牢骚，但他们的声音都很低，整个地听起来，广场上是一种低沉混乱的嗡嗡声。我和杨梵医生缓步前行，绕开那些人群，在广场上走出一条千回百转的路线，然后一尊雕像立在我们面前。这尊雕像在广场的东侧，是一个娴静的女孩形象，她半卧在高约1.5米的六角形大理石底座上，右手臂支撑着上半身的重量，左肩头站着一只和平鸽，她的脸略微偏向左肩，似乎正要亲近那只鸽子。我和杨梵在雕像正面左侧七八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席地而坐，抬头观望着面前这个喜欢鸽子的女孩。广场的最东侧是一排长臂路灯，其中最近的一支离我们大约二十米，灯光打在白水泥做成的雕像身上时已经变得非常柔和。有一句话说“灯下看美人”，比起灼热和尘屑飞扬的白天，我觉得夜晚使那个白水泥少女漂亮多了。当时我想到了半年多以前和杨梵在一家酒吧里谈论小说中一尊雕像时的具体情景，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我和杨梵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最后又回到了先前出发的地方。
我告诉杨梵医生说，当年我写那篇一个人最后变成一尊雕像的故事，多少与我的堂哥刘照旭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刘照旭是一个雕塑家。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这尊雕像，名字叫做“少女与鸽子”，它就是我的堂哥刘照旭的作品。刘照旭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城市40岁以下的年轻雕塑家中最出名的一个，他的几件作品和他的艺术功力曾经博得北京甚至国外一些大雕塑家的赞赏。1982年刘照旭刚刚从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他的作品就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后来的一些年里，获奖对于艺术家刘照旭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他也因此声名鹊起。大约从1990年开始，刘照旭专攻城市雕塑，并且因为对这个艺术门类的情有独钟，他于1993年自费去了一趟日本，几乎跑遍了日本所有的城市。刘照旭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才华终于得到市政部门的重用，不久以后，我们这个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公园里，一尊又一尊地出现了刘照旭的城市雕塑作品。这个名为“少女与鸽子”的作品，是刘照旭于1996年创作完成的，它与泺源大街、百花公园、普利门以及其他几个地方的人物雕塑一起，共同组成了刘照旭的“城市少女”系列。从某种意义上讲，刘照旭用他的作品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形象。我记得正是在1996年到1997年前后，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的六个广场的修建完工、一架横贯城市南北的高架桥的通车、公共汽电车实行无人售票以及刘照旭的环境雕塑作品，成为那个时期我们的城市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观。
在我说话的间歇，杨梵医生曾经站起身来，走到雕像跟前，用心地摸了摸那个少女用来支撑上身重量的手臂，然后绕着它的底座缓慢地转了两个圈子。他甚至还像孩子那样攀上雕像的底座，和它站在一起。他的一只手臂扳着少女的肩膀，微微地低下头，似乎在体会一种突如其来的温情。从雕像上面下来以后，杨梵对我说，过几天他还要到这个广场来，他要和这个少女合影留念。我不知道杨梵为什么动了要和雕像少女合影的念头，也许仅仅是因为这座雕像是我的堂哥刘照旭的作品，而他自己又算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和这个少女也就有了一层关系。杨梵还说，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他要认识一下我的堂哥刘照旭；他在认识我以前，从来不认识一个小说家，现在认识了我，又可以因为我认识一个雕塑家了。但是后来杨梵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当时离杨梵与我中断交往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堂哥刘照旭还住在北京的女朋友家里，我没有找到能够让他们俩认识的机会。我也没有问过杨梵，他是否又去过洪楼广场，有没有和那个少女合影留念。
1998年的那个夏夜，随着有关刘照旭的细枝末节在我脑海里不断涌出，我内心里渐渐产生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叙述冲动。那时夜已很深，长臂路灯的灯光感觉上比原来明亮了一些，些许的凉气似乎从暗影里冒出来，周围纳凉的人正在稀稀拉拉地散去，洪楼广场一下子显得空旷了许多。我继续讲着刘照旭的故事。当时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好像一直对杨梵医生暗怀不满，这种说不清缘由的不满压迫我已经很久，我正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杨梵进行报复。而杨梵呢，他的细眼睛在明亮的夜光中不停地眨动着，目光像飞虫一样追逐着我的话语。他对我的讲述充满了期待。杨梵的身体坐得很端正，他的两只手放在腹部，手指正在不停地绞动着，我知道，那几枚红颜色的回形针还在他的手中跳舞。我告诉杨梵医生说，和他一样，刘照旭也长了一双细长漂亮的手。我第一次看到杨梵的手时，就一下子想到了我的堂哥刘照旭，那时我才知道像这样一双漂亮的手，它既可以属于一个艺术家，也可以属于一个外科医生。刘照旭还有一点和杨梵相同的地方，就是他的手中也喜欢玩弄一个小东西，那是一个竹根制作的烟斗，外形酷似一只蜗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照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他的右手创作出来的，因为那只蜗牛从来都不离开他的左手。他总是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根指头捏着烟斗，利用食指不断的弹动震掉烟灰，那时他的右手要么是端着白面团一样的湿石膏或者高科技合成的泥巴，要么就是正在临近完成的雕像身上游来游去。刘照旭的烟斗从何而来我并不确切知道，好像它应该和一个女孩子有关。早些年，刘照旭爱上过一个清瘦的青岛女孩，他们在一起同居了一段时间。我见过那个青岛女孩，她身材矮小，皮肤也不好，不知道刘照旭为什么那么迷恋她，大概他们算是为了艺术走到一起的吧。那个青岛女孩是一位根雕艺术家，她在和刘照旭同居仅仅八个月之后，患上肺癌去世了。刘照旭手里那个蜗牛形象的竹根烟斗，是不是根雕艺术家临去之前留给他的呢，这一点可以不去追究，总之我知道那个竹烟斗是他的最心爱之物，同时也是他创作灵感的一部分，我甚至有过这样的预感，如果有一天刘照旭弄丢了他的烟斗，那么他的灵感将会枯竭，他的艺术生命将会就此结束。
大约是1997年春天，刘照旭突然停止了他的创作。那时他已经有至少七件作品树立在城市的街头、公园里和广场上，其中洪楼广场的“少女与鸽子”和泺源大街的“听泉”两件人物雕塑作品，还被选进那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精品》一书。青岛、日照、郑州等几个城市也来人和刘照旭接触，想把他的作品请到他们的城市里去。但是刘照旭谢绝了所有的诚意邀请，他声称自己近几年将不会再搞创作，只想读读书，过一段清静的日子。然后他就去了北京。正像我曾经预感到的那样，刘照旭创作生涯的重大变故，只是因为他弄丢了自己的烟斗。我记得那些日子刘照旭总是显得魂不守舍，说话颠三倒四，有时候一句并不重要的话也会重复好几遍，甚至吃饭的时候突然丢掉了手中的筷子。为了寻找那只竹根烟斗，刘照旭煞费苦心，他因此迷信上了《周易》，企图利用古人的智慧解答迷案。刘照旭不停地往家里购买一些实用周易研究方面的书籍，蹲在家里研读，很快那些书籍就占据了书架的整整一个方格。他还经常地拨打一个“周易研究”的热线电话号码，那家热线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贴遍了全城所有的电线杆子，刘照旭把七个阿拉伯数字抄进脑子里。他向电话里面一个嗓音沙哑的先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他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那只竹根烟斗而来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它。刘照旭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他得到的结果是，食量下降，消瘦，眼角布满更多的眼屎。但我又不能说他的心血和汗水完全付诸东流，坐卧不安的两个月过去了，最后在一个梦的指引下，刘照旭依靠回忆和各种细节的考证，终于知道他的烟斗丢在了何处，可是那时，他似乎更加心灰意冷，或者说他彻底泄了气。刘照旭不愿意把他的烟斗取回来，也不愿意再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了，他在临去北京的时候对我说，“让它们一起烂掉算了。”
刘照旭所说“让它们一起烂掉”的“它们”，指的是他的竹根烟斗和一尊名为“清风瘦月”的雕像，根据他的回忆和考证，烟斗遗落在那尊雕像的脑袋里。“清风瘦月”是刘照旭另一件人物雕塑作品，仍是一个少女的形象，它坐落在普利门附近的一个丁字路口，塑成于1997年3月中旬，材质为白水泥。当时我见到过刘照旭在他的工作室里为这尊雕像翻模，石膏模坯翻好以后，环保部门的四个工人过来做他的帮手，他们开一辆130货车把模坯运到普利门附近的丁字路口，在那里搭起了脚手架。刘照旭穿了一件瘦小的棕色皮夹克，下身是一条带竖纹的弹力牛仔裤，衣服上溅满很多白色的污点。他的左手捏着那只烟斗，并且不断地用烟斗朝几个工人指指戳戳，让他们做这做那。他们用细钢筋和隔水材料扎出一个人形，样子像是麦田里的稻草人，再把石膏模坯扣在稻草人身上。这样把模坯立好以后，他们开始往里面浇灌浆糊状的白水泥，每浇灌一层，还要等着这一层凝固一下，然后浇灌第二层。他们一共干了三天，三天后的黄昏，刘照旭发现他的竹根烟斗丢掉了。大约到了1997年的5月份，刘照旭才能够认定他的烟斗丢在那尊雕像的脑袋里，因为那三天里他一直捏着它，最可能是在临近收工的时候出了差错。我记得“清风瘦月”落成以后，我专门骑单车到普利门看她，尽管刘照旭这件作品的身高是1.94米，但当时我仍觉得她身材瘦小，多愁善感，样子很像是他曾经爱过的那个青岛女孩，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刘照旭心爱的烟斗已经凝固在她头部的白水泥里。现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有关刘照旭和他的竹根烟斗，我也只能当成故事去讲，我甚至还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但有一点，如果按照刘照旭的说法，让他的竹根烟斗和白水泥的雕像“一起烂掉”，那可是需要很多时日的。
我对杨梵医生讲完刘照旭的故事以后，时间大概到了下半夜，洪楼广场上纳凉的人已经走光了。也许是说话太多的缘故，我觉得有些口渴，嗓子眼和鼻根处有一股酸酸的味道。我说话的这段时间里，杨梵医生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细眼睛还在望着我，可是两只手却已经停止了绞动，不知道那几枚红色的回形针是不是还捏在手里。原来身上的汗水被凉风消下去，让人感到皮肤有点儿发紧。我突然觉得非常孤独，脑子里稀稀落落地不着边际，心也不断地往下沉，如果不是杨梵坐在身边，我真想摊开四肢躺在广场上大哭一场。在这个夏夜，刘照旭的故事真的而且首先打动了我自己，这我事先并没有想到。当然了，刘照旭确有其人，他并不是我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而且他的确是我的堂哥，雕塑家，相貌英俊，不到40岁，爱过一个瘦小的青岛女孩。我所讲述的刘照旭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事实，只在某些细节上有些许的虚构，那时我正设想把刘照旭的事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所以我以小说的方式而不是以事情原有的样子向杨梵医生讲述下来。依照当时的心境，我这么做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结果却使我和杨梵医生双方陷入困境。我们又在广场上默默地待了一刻钟，然后我对杨梵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这样我们重新回到了花园大街上，沿着方砖铺成的人行道往西走。杨梵像一个患社交恐惧症的大学生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我不得不时常停下脚步等着他，直到我们俩在花园大街西口分道而行，杨梵一句话也没有说。
三天之后，杨梵医生在深夜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普利门附近的马路都已经拓宽了，“清风瘦月”的雕像也已在半年前搬掉，那个丁字路口旁边的小商店和民房被拆除干净，代之而起的是几幢高大建筑，其中一幢名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大厦竟然高达53层。这些情况我都是知道的，只不过那天夜里我讲到刘照旭和“清风瘦月”的故事结尾处忘了提及这一点。我记得当时有关部门打算搬掉那尊雕像时打长途电话征求过作者刘照旭的意见，他们准备把“清风瘦月”迁移到环城公园的南门段，可是工人们在搬弄雕像的过程中把它损坏了，迁移的事只好作罢。杨梵医生也提到了我所不了解的情况，他说当时那尊雕像被损坏以后，居然和那些陈旧的建筑垃圾一起堆放了好多天，最后被一辆运垃圾的大卡车拉到城市南部郊外的八里洼垃圾场。八里洼垃圾场比市中心广场还要大，所以现在“清风瘦月”已经毫无踪影。此后的一些天里，杨梵医生不断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所了解到的有关“清风瘦月”去向的蛛丝马迹。对他的做法我很有些不耐烦，我只好告诉他说，那天夜里我所说的刘照旭的故事，只是我打算写的另一篇关于雕像的小说，希望他依照小说去理解它好了。杨梵医生听了我的说法很生气，也许他觉得受到了我的愚弄，他猛地挂断电话，我猜想他摔砸电话的声音一定很响亮，在他听来，那声音无疑应该是他的手打在我的脸上时发出的。
正像某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的那样，杨梵医生和我在一起时再也不提任何与雕像有关的话题了，他不谈，我也不谈。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讳莫如深，它就像横在我和杨梵医生之间的一道墙，如果我们触到它的话，两个人都会碰壁，可是隔着一道墙说话，我们又都觉得不自在。当然这以后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见面机会，很快杨梵在一次手术中出了差错，然后他就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辞了职，消失在人海中。那次手术中的差错，几乎被杨梵自己认定为一次严重的医疗责任事故，对此我没有掌握到更多的情况。我只记得1998年秋季的某个黄昏，天上下着小雨，杨梵医生到我的宿舍来，告诉我说他马上会卷入一起医疗责任事故，由省卫生厅、医学科学院和各大医院著名医生组成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不会轻易放弃对这起事故的调查，他将在劫难逃。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当时杨梵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发青，内心似乎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的两只手僵硬地放在膝盖上，手指不停地发抖，奇怪的是那几枚红色的回形针并不在他的手上，我不知道杨梵为什么突然放弃了日积月累的习惯。后来杨梵所谓的医疗事故并没有被认定，事实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展开调查，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经发生过他所说的医疗事故，这个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当初曾经参与那次手术的其他医护人员多达九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那是一次开颅摘除良性肿瘤的手术，主刀医生杨梵，病人是来自沂蒙山农村的一个17岁女孩，家里很穷，几乎承担不起治疗费用，术后20天就离开了医院。就在病人刚刚离开医院以后，杨梵医生开始对他一个要好的同事反复提到一件事，他说那次手术好像出过差错，同时要求这个同事为他的话保守秘密。但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杨梵可能出了医疗事故，因为他自己忍不住又告诉了第二个同事和第三个同事。从杨梵谈到这件事情的口气可以听出，他自己非常清楚手术中的“差错”出在哪里，却从不肯挑明这一点，所以那段时间杨梵的事情尽管在医院里吵得沸沸扬扬，但是没有人知道事情的本质。大约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春节前夕，杨梵17岁的女病人重回医院检查病情恢复情况，神经外科门诊、病房值班医生和CT室的医技人员都证实，杨梵医生的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个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神志清醒，思维条理，没有神经反应能力方面的障碍，病理检查和常规检查的绝大多数技术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她除了有点贫血和略微比原来瘦一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问题。当然那个时候杨梵医生已经离开了他工作的地方，并不知道他的病人来医院复查的情况。
后来我见过一次杨梵那位最要好的同事，他是第一个知道杨梵手术出错的人，当初就是他曾经答应为杨梵说过的话保守秘密。不过这人并不是外科医生，而是一个牙科专家。有一次我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看牙，和这位牙医谈起了杨梵。那时我才知道这家医院还有一个叫“杨帆”的人，用牙医的胶东话念出来，和“杨梵”的发音一模一样。牙医问我提到的是哪一位，我说是那个常常在手中玩弄几枚红色回形针的杨梵。牙医证实说的确如此，杨梵能够让回形针在他的手中跳舞，这是他年深日久的一个小习惯，而且他对回形针的用法也有所研究。谈到杨梵辞职的事，和我的印象相似，牙医说杨梵辞职前的那段时间，好像终日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的背有点驼，四肢也不像从前那样舒展了，每一次见到他都觉得他的样子像是在害冷。不知道为什么他怀疑自己的手术出过错，事实证明他的每一次手术都很成功，现在杨梵手术出错的说法已经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牙医记得杨梵辞职的前一天，有一个开颅手术等着他做，那时病人已经做好麻醉，被推进了手术室，可是杨梵突然躲进厕所，再也不出来了。病人和七八个医护人员在手术室等了他半个小时，后来两个护士站在厕所门外大声叫他，杨梵却一再声称自己身体不适，无法进行手术，躲在厕所里就是不肯出来。最后还是院长出来救场。院长也是本院有名的外科医生，当时他正在开会，听到这个突然的变故之后，院长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跑进了手术室。杨梵这次拒绝手术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索，直接引发了他第二天的辞职。
1998年10月27日，连日的阴雨天刚刚放晴，秋高气爽，那一天夜间，洪楼广场的雕像遭到破坏。10月28日的《晚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个消息，消息大约三百个字，文字旁边配发了两幅照片，其中一幅是雕像的全景，另一幅是受损部位的局部特写。报道中说，有人使用钝器在雕像少女的后脑砸开一个窟窿，裂纹直达面部和背部。但那幅特写照片拍得较为模糊，再加上新闻纸印刷不出效果，几乎看不出创口的形状。11月7日，百花公园的一尊雕像也遭到破坏，雕像受损部位仍然是在后脑，仍然是遭钝器所伤，只是这次创口更大一些，前额上的裂纹宽达1.2厘米。报纸认为这两起伤害雕像的恶劣行径是同一个人所为。11月19日，泺源大街的一尊雕像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受到伤害。12月11日，四里山游乐场发生了第四起这样的事情。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越来越引人注意，市民在谈起那几尊遭到破坏的雕像时脸上普遍地有一丝惊慌。直到1999年2月3日，第六尊雕像遭到破坏以后，这个冬天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破坏雕像的事件才算结束了。受到伤害的六尊雕像全部是刘照旭的白水泥作品，加上曾经立在普利门、现在已经消失的那尊“清风瘦月”，这七件作品当初共同组成了刘照旭的“城市少女”系列。
身在北京的刘照旭不久就知道了他的“城市少女”系列雕像全部受损的情况，不过他对待此事的态度却很漠然，那时刘照旭已经彻底放弃雕塑，转而迷恋起了收集古钱币的工作。刘照旭可能很爱他现在的女朋友，因为他一直愿意待在北京她的住处，已经两年没有回家。看见过刘照旭的人说，他现在留起了一把大胡子，好像显得更加成熟和深沉了。大概是1999年的“五一”节前后，我在书店里见到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精品》的书，这本书由画家吴成槐先生编著，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书中收进刘照旭的两件雕塑作品，其中一件就是洪楼广场的那尊“少女与鸽子”。为雕像拍照的是摄影家姚新生先生，他选择的视角与1998年夏夜我和杨梵医生审视雕像时的角度完全吻合，所不同的是从光度对比显示的效果来看，姚先生这幅照片肯定采自于正午的阳光下，因为几乎看不到雕像身边的影子。这页书的右下角，还印着几行楷体小字：
作品：少女与鸽子
作者：刘照旭
时间：1996年
材质：白水泥
规格：高146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