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世袭制度的原因，皇上的智商，肯定没有他身边的那些在官场里打拼上来的大臣的智商高，阅历也没有他们丰富。所以，需要一些地位不高但见识卓越的人充当御史、谏官、拾遗之类，给自己壮胆，和公卿大人们对抗。于是，朝廷上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是地位高见识出色的公卿大员；一方是地位不高但同样有议政权的谏官，他们的背后隐隐地是皇上的庇护。这样一来，事实上的集体统治代替了秦朝那样的“独夫暴政”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大臣们，也因为有限地得到了对“天道”的解释权，可以不再那么战战兢兢了。
汉朝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典型的案例，足以佐证个体们对“权威至上规则”的利用，那就是有名的“霍光废帝”事件：
公元前74年夏天（汉昭帝元平元年），年轻的汉昭帝突然去世，朝野惊恐。皇后上官氏年仅十五岁，未有子嗣，皇座虚位。为了继承汉室，以大将军霍光为首的群臣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是汉昭帝的侄子，愚昧贪婪，得帝位后，更加荒淫放荡、君行不规，臣民生怨，危及汉家社稷。大将军霍光、丞相杨敞、京兆尹田延年等大臣围绕皇位废立，经历了一番激烈斗争之后，终于在未央宫承明殿上演出了一幕大戏：霍光纠集九卿，上表向皇太后施压，以“太后下诏废帝”的形式，令皇帝退位：
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日“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日：
“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盐。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日：“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日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日‘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表写得很长，事例生动具体，可以当一部短篇小说读，但主旨只有一个：你没有符合当皇帝的品行，你的行为已经引发天谴，国将不国，汉将不汉，所以为了维持刘家的“天子”身份，惟一的出路就是退位。于是皇帝易人，汉宣帝即位这次成功的废立，影响深远，以至后来的很多野心家都以此要挟天子下台，董卓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然后是曹丕和司马炎。
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照抄该妙文，是其文成为后来所有权臣废立君上的样本。耐人寻味的是，该文行文通俗泼辣，与所有“黑材料”的共性相符，达到了“老太太都能看懂”的白居易标准，与诘屈聱牙的封禅诏书相映成趣。
霍光成功了，魏征、东方朔也都在这个“权力桃源”里成功过。其中魏征靠的是忠诚和好运，东方朔则靠的是机智诙谐。但白居易和韩愈就没有这么幸运，两人“朝奏九重天”，穿越权力黑洞后，非但没有窥见桃源，反而一个贬谪、一个丢官。中国封建史上的“诤臣”下场近似白韩的居多。可见，“权威至上”作为一种原则，并不是普通的规则，“桃源”仅仅是暂时的憧憬罢了霍光的后人都被皇帝杀了个一干二净，甚至株连到亲族。所以变通原则的结果是皇上得到了警策，变通者却丢掉了脑袋；所以99％的公卿大臣，都明哲保身，半儒半道起来，皇上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呗，中国这样大，百姓这样多，即使把一个地方的百姓都“治死”了，还可以“湖广填四川”，而且那也是“替天行道”的皇上的罪过。
公卿大臣们跪倒在皇帝脚下，默默吃食着俸禄，也就看不见他们后背所对的上天了。他们有时也看看地下，那里有老百姓的累累尸骨和董仲舒为首的一班大儒们。
原则的巨大“价值”
做了皇帝的人，和决心当好大臣（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臣）的人，都在维护和完善着权威至上的原则，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解成两个字，那就是“瞒”和“杀”。对智商低或甘心当顺民的，就“瞒”；对聪明的、不甘心的，就杀掉。
但人的野心和物欲杀不掉，在皇上玩得过火或是皇上不把自己当皇上时，权威至上体系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宿主了。于是，大小野心家有的从龙椅下钻出来；有的从山上杀下来；有的从水里爬出来，于是朝廷大乱，甚至天下大乱了。
但是要记住：权威至上的原则是不变的，野心家声称代表天，要干掉不称职的天子，但他还是要做新的天子，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野心家们可能不都具备朝廷的建制和享乐体系，但那方案，他们的手里肯定都有一套。洪秀全和他的班子撰写了很多理想的施政理论，但在他的心目中，“天王”绝对比“兄弟”有分量得多。他登基成为天王时，太平天国的官制要比清朝更繁缛，他的宫殿绝不比清廷简单，他的后宫更比清廷香艳，他处死的“妖孽”也以千万计权威至上原则永远是赢家。而解释这些原则的人，也就是统治学理论家们，自然也可以一代一代锦衣玉食地薪传下去。新君践祚，新朝肇建，必然要到山野中去访求他们的。从“权威至上原则”的高度向下看去，想当皇帝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机会、这个决心，将来当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以及怎么对待身边的“兄弟”们。这些关系都理顺了，自然会有人豁出去陪你拼命（当然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所图），老百姓中，自然也会有你的市场了蒙古入侵中原，尚且有人去投身“异族”的麾下屠杀华夏的“同胞”；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杀汉人时眼睛同样不眨一下。
因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主子黄袍加身，权威的彩虹形成他头上的光环，我们大家就都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了！所以吃鱼的陈胜称了王，吃人的黄巢称了帝，李白成心目中的大顺也有天堂一般的光辉。吴三桂要代表天下的汉人除掉“鞑虏”，而由他这个最大的汉奸来当所有汉人的皇上（他还一度很有希望得手），所以这个原则实在太有魅力，可以招引来无数的“英雄”前仆后继。
但天子毕竟是人群中的少数，纵使南北朝时期，皇上公卿的人数也比较少，貂尾不够了，用狗尾填充上，差额也可以绰绰有余，还不至于悬赏黄鼠狼这就决定了大家要想当帝王将相，必须在血海里先打拼出来，这就好比“权威至上原则”是一个养蛊的人，他先将各种精选的毒虫放进一个器皿里让它们互相毒杀、吞食，然后自己在旁边默念着一些大道理，而最后器皿里幸存下来的那一只，就是“蛊”了。这时蛊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只普通的虫，而是兼具所有为它所吞噬的毒虫的毒性，在外观和色彩上也有了异样，成为具有非凡能力的虫了，把它理解为“龙”的概念亦无不可，而且你看这个字：“蛊”，真的有种高出普通的“虫”一等的高高在上之感哩！然后，这个蛊就开始镇压、荼毒那些不服从这位养蛊的主人的异类了。
总之，权威至上原则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大于是非观念，或者说，可以左右是非观念，关键的关键是“解释权”的问题。这样一来，会打仗的兵家、会舞文弄墨的儒家就都在乱世中有了饭吃。无论是朝中的将帅、文臣，还是山中的头目、军师，那薪水名头不同，但购买力相差不会很大的。而对于普通的“虫”们来说，权威至上原则，使得他们有了成为“龙”的机会和理论基础如果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胜利，仅仅是像华盛顿那样成为一个四年一任的总统（还要受议会、法院和舆论的制约），那天下的英雄、大王、教主和他们的爪牙鹰犬，恐怕就会少掉很多的吧！
当然，龙椅也不是通向权威的惟一金光大道，所以野心家们不会被蛊的惊险生涯所挂怀的除了当皇上，其实“尊王攘夷”、“奉天子以伐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遗诏”、“矫诏”也同样可以使他们达到目的，区别只是坐得上和坐不上龙椅曹操当了魏王，就可以佩剑上殿，无须向汉献帝下跪。这样除了心理上非常舒畅，还可以随时把皇上干掉（因为皇上的剑术没有他精纯），甚至可以有一种当“导演”的快感，不时抚慰一下他野心勃勃的心灵。齐桓公也是一样，周天子固然是天子，但我们这里也一样是面南背北，一样有三拜九叩！
国家间也是这样：高丽见识了明朝的权威体系以后，便死心塌地地决定永世做天朝的藩国。而当它的身边出现了女真这个部落时，它就想迫使这个部落像自己臣属大明一样臣属自己，因此引发了不断的战乱和摩擦。而后来女真强大起来，称做满洲，足以与明朝抗衡时，它又十分自觉地尊满洲为宗主，称臣纳贡，那殷勤劲不比对大明的差。可见对高丽来说，谁是宗主谁是藩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权威至上的体系切实地存在着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朝一日满洲再衰落、高丽再强大了时，它可以享受“天朝”的荣耀，接受万国的纳币和美女，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
所以，每朝每代的圣主贤臣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这个体系的荣光和神秘。大清雍正朝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平民曾静和张熙游说身为“岳武穆之后”的陕甘总督岳钟琪大人造反，结果被擒，被拷问时竟揭露出很多宫闱丑闻，皇上既惊且怒，便追查祸首，并将与曾静的训词，亲自结集出版了《大义觉迷录》，并在全国各地印发，在全国掀起一个“觉迷”的主题活动，并在事实上解释了很多民间对他在宫中的表现的诽辞皇上的初衷，自然是维护宫廷形象的纯洁性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是在维护权威至上原则，但他的太子弘历却是急在心里，因为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清廷固然“比明朝好些”，取消了“豹房”之类，但一样不适合为老百姓和有识之士管窥，所以弘历一登基成为乾隆，立即冒着不孝之名，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诛杀了雍正用来向老百姓示范“觉迷”成果的曾静、张熙二人乾隆认为，剥夺了老百姓对上层政治的知情权，就等于维护了权威至上的环境，蛊毕竟是蛊，即使大家都相信它是一只善良美丽的蛊也不行，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想做蛊的虫呢？保护一件东西的价值，最好的方法是令他人不知道它有价值，或者它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即使最下层的老百姓，也知道自家的“祖传秘方”不可轻易外泄的！
综上，我们可以明白一个简单而且有力的理论基础：权威至上原则是动不得的。在封建时代，像黄宗羲这样的理论家，在皇权集团眼中的可怕程度，要远远大于立“七杀碑”的天煞星张献忠。
在儒家的经典里，其实有很多理财的要义，身居高位，必须善于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一方面为老百姓谋利益（分内）；一方面也为自己向上晋升铺平道路（同样是分内）。好官与坏官，不仅在于有没有钱；培植势力，也不必亲手用“阿堵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