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结构的变迁，贝尔主要指的是职业技术阶级的兴起，对此他名之为服务阶级。贝尔指出，在后福特主义流行的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各个领域主要是围绕信息技术而运转。这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的时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知识部门将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从业人员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将运用知识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作出指导，大多数的劳动力将从商品生产转入服务行业，白领阶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典型的后工业国家的情况来看，贝尔发现，到他写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的1973年，行政管理和职业技术人员的人数与日俱增下来，已经占据整个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服务阶级主要不是直接生产商品，而是出售他们的技术，依靠他们的市场力量。他们通常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或者是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是职场的行政管理“专家“。总之他们从原有的生产（DanielBell，TheComingofThePost IndustrialSociety，New York：BasicBooks，1973，p．374．）结构中分离出来，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虽然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一般会以持股和转让知识产权等等方式，成为生产操作过程的决策者和计划者。随着服务阶级的兴起，贝尔认为新的阶级结构大体是由以下数种阶级组成：职业阶级、技术和半职业阶级、职员和销售阶级、半熟练操作工和手工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在贝尔描述的这个后工业社会的阶级新结构里，传统工人阶级实际上是缺场了。
1980年，出生在奥地利的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在他的《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析。高兹认为马克思曾经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在资本主义后来的演进过程里趋于破灭，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已经变得没有价值。另一方面，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工人阶级手工劳动的岗位大量流失，许多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他们取代旧的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中人口的大多数。高兹反过来看好这一既不属于工人，又很难归入哪个阶级的大批量人群，认为他们身上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所以对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已经变得无能为力，”失业“反而获得积极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那些永久失业者、半失业者将和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新社会运动“汇合，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力量。高兹的中心论点是，后工业经济的语境中，新的技术改变了社会的雇佣劳动模式，传统的工人阶级身份发生变化，实际上分化成了三个阶级：一是追逐工薪的工人阶级，二是高工资且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阶级，三是失业的底层阶级。高兹本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感慨西方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由于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绝对人数大幅度缩减，而分化瓦解成为上面的三种阶级或者说阶层，终究未能完成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这一立足经济基础的告别工人阶级的观点，同法兰克福学派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磨掉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立场，当是可以互作阐释的。
以底层失业阶级为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悲惨人群，对于文化研究又意味着什么？英国学者E·鲍尔德温等人所著《文化研究导论》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举证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评论，指出阶级分析久已承认在既定的工人阶级下面，还有一个阶级存在。比如英国，这个阶级经常是由长期失业者、单亲家庭和领养老金的老人组成。在美国，言及底层阶级，人们则经常联想起那些居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黑人穷人。作者发现对于底层阶级同样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分析方法：结构主义通常为学院里的社会学家们所钟，它侧重研究持续不断的工业重建过程及其对工作类型的影响，何以此一阶级受害最甚。文化主义的分析，作者则专指新右派理论家查尔斯·默里道德主义分析视野，聚焦穷人的非婚生育、婚姻破裂、儿童养育不良，以及违法犯罪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它们和底层阶级的愁苦境地有直接关系。故此：
针对底层阶级的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有所不同。结构主义的解释强调底层阶级的问题植根于特定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文化主义对底层阶级的说明，则试图改变个人的道德结构和他们的家庭环境。对于底层阶级的这两种理解，其论争是重新启动了文化区分的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穷人是“活该受穷“还是“不该受穷”？
按照这样的两分法文化研究模式，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文化主义认为底层阶级“活该受穷“，结构主义认为底层阶级”不该受穷“。所以后来文化研究有意识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超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模式，思想起来也是情有可原。那么，今天我们怎样来看马克思当年耿耿于怀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很显然，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灭亡，它通过自身内部的各种调整度过了许多危机，到20世纪末叶，反而借经济全球化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但是另一方面，阶级对立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其实依然存在，它一方面表现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富国和穷国的矛盾，一方面也表现在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和被雇用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论后者白领和蓝领阶层的比例如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问题是在西方经济历经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由生产中心向服务中心、消费中心的转变之后，阶级分析如何以新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
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
流动空间（spaceof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ofplaces）是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里提出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印证阶级对立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里，表现出来的新的形式。卡斯特尔可谓当代美国著名的网络空间社会学家，号称新马克思主（ElaineBaldwinetal．，IntroducingCulturalStudies，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2004，p．117．）义学派城市社会学的旗手，近年尤其以他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蜚声。这三部曲是《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身份的权力》（1997）和《千年的终结》（1998）。卡斯特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他的《网络社会的兴起》已被译成中文，本人也两度来华，和国内学者有过直接的交流。
为说明网络时代新的传播系统如何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时空观念，卡斯特尔提出了”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曼纽尔·卡斯特尔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给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方空间“。而当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所以”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又是一对孪生子，共同构成了他所谓的”真实虚拟文化“的基础。卡斯特尔强调他着重分析的是空间和时间的社会意义，它有一个明确的前提，那就是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
“流动空间”又意味着什么？卡斯特尔视空间为社会的表达，认为既然我们的社会在经历结构变化，那么新的空间形式和过程相应出现，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理所当然对空间的形式、功能和意义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其主导特征在卡斯特尔看来是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互动的流动，以及形象、声音和符号的流动。流动不光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因素，而且是表现了主导着我们经济、政治和符号生活的过程。卡斯特尔进而从三个层次来分析了他的流动空间，把它们称之为流动空间的三个物质支持层面。
首先，流动空间的第一个层面是电子交换的回路组成，它包括各种微电子技术设计、电子通讯、计算机处理、广播系统以及信息的高速传输，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网络中那些核心过程的基础。它是物质性的，所以它就像商业社会或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和”区域“一样，是为一种空间形式。在我们今天的网络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独立存在，因为所有的方位都是由网络中的流动交换界定。方位没有消失，但是方位的逻辑和意义已经被吸纳进了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