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社会学开始兴起，社会学历经了一个”文化转向“。文化转向意味什么？首先，它意味承认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与高雅文化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它意味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性别、种族、科学和国家研究，必须与文化携手，方有可能得以建树其学科地位。最后，它意味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是开放性的，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将被大量吸收进来。由是观之，文化社会学兼收并蓄，将大众文化、高雅文化特别是文化产品，包括它们的价值及其接受，以及知识社会学、文化资本、政治文化等等尽收罟中。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可以视而不见文化研究同社会学的差异。近年任教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斯蒂芬·塞德曼，在他题为《相对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挑战》文章中，就提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差异，至少首先见于符号学转向的问题。所谓符号学转向，是指文化研究不同于社会学采用的统计学的理性分析方法，而是显示了文本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符号分析的方法转向，虽然它同样有意识地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系统分析。如是社会现实将被视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的领域，而假如认可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命题，它还满可以被释为一个文本的世界，无论分析的对象是电视、电影、言情小说、时尚，或者各种亚文化现象。反过来社会学力求对社会作系统分析，其方法比较文化研究的多元视野，相对显得单纯。社会学家大都雄心勃勃意在全面理解社会，给社会提供全面整体的系统分析，这与经济学、政治学，甚或哲学和宗教等其他领域术有专攻的特点，都有不同。塞德曼认为文化研究的这一符号学转向，迄今尚未在社会学中发生。今日社会学的主导方法，无论是人口统计学、犯罪学还是组织社会学或种族社会学，基本上还是人文主义的方法，由此来建构特定理想形态的社会；抑或结构主义的方法，以潜在的”社会结构“来说明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如社会阶级、市场、人口、结构布局、网络设置等，都可以最终在社会基础结构中得以定位。说明文化研究历经了符号学转向，社会学则没有历经这一转向，可以从大众传媒的研究上见出一端。社会学的大众传媒研究偏重内容分析，找出分散的价值观念予以量化统计，由此分析传媒对受众的影响。但是文化研究把电影和电视看作符号和意义的内在秩序，致力于探究意义如何约定俗成为惯例所编码。因此意义就是解码的过程。有鉴于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解码和阐释习惯，所以意义也就五彩缤纷，显示出多元化的特征。如霍尔就多次强调意义的符号学内涵与其阶级的、政治的内涵，从来就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流动不居的。文化意义固然受制于权力关系，但是具有它们自己的内在秩序，其与社会结构与权力的关系，总是表现为一种相互渗透的经验分析。所以不妨说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开辟了一个社会分析的新领域，传媒、受众、亚文化、意识形态、共识达成、主导、抵制、权力等等，这些社会学通常忽略的话题，都成了热门研究对象。
文化研究的这一符号学转向同法国社会理论有相似之处，特别是波德利亚的早期著作如《生产的镜像》和《符号的政治经济批判》，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以及福柯的《戒律与惩罚》等。这些著作都与主流马克思StevenSeidman，”RelativizingSociology：TheChallengeofCulturalStudies“，inElizabeth Longed．，FromSociologytoCulturalStudies，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1997．主义和社会学传统分道扬镳，主张战后欧洲历经剧变，社会分析的传统语言如阶级斗争之类，已经不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所以文化研究与法国后现代理论似是异曲同工，充分重视大众传媒、信息技术、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商品化等等的新角色，认为它们标志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第二次社会大变革。
事实上今天社会学正在缩小与文化研究的距离，两者的交通也早有渊源。早在1978年，英国社会学学会第一次召开了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会，会上把”文化产品和实践“定位在物质条件和作为意义生产表现的作品之间，这是社会学第一次将文化和”意义生产“联系起来。更往前看，美国社会学发展成为羽翼丰满的独立学科，是以20世纪初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为标记的。由此而来的芝加哥学派，一开始就对文化具有浓厚兴趣。
虽然，二战之后欧洲社会学异军突起，谨严科学的方法蔚然成风，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尤在，这个传统重视日常生活的社会身份建构，重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生产，这与文化研究，亦不妨说是殊途同归的。
就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关系来看，文化也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将文化定义为普通人的整个日常社会生活，更是受惠于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文化的起源》给文化所下的著名定义：
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泰勒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是将文化和文明等而论之，较之先前主要从哲学、艺术和教育的视野来定义文化，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最好的思想和艺术遗产，以及个人修身养性的范式，泰勒的定义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它解构了文化高高在上的优越性，反之给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说明。文化作如是说明不仅涉及它的性质、范围、内容和意义，而且进化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错综复杂的总体“意味什么？它意味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的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活动，而成为信仰、信念、知识、法令、价值，乃至情感和行为模式的总和。这一人类学的文化认知模态，我们发现和文化研究第一代传人雷蒙·威廉斯等人对文EdwardBurnettTylor，TheOriginsofCulture，New York：HarperandRow，1958，p．1．化的重新定义，读起来已经是十分相似。文化研究将社会生活视为文本，加以条分缕析，这非常相似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这一条分缕析过程中文化研究所通力标举的提倡深入考察对象的”民族志“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那里借鉴过来的东西。有人类学家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劫持“了人类学的”文化“。但是文化研究的此”文化“其实并不完全相似于人类学研究的彼”文化“。一般认为，人类学家感兴趣的是农村、社区，如社会底层阶级或移民的居住社区。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经验型的文化现象，如足球、百货商场、主题公园、旅游以及如电视、传媒、大众杂志和广告等大众文化形式。这些大众文化在传统的人类学家眼光看起来似还不够真实可信。但是毋庸置疑，今天文化研究热心的课题正在有条不紊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诸如电视、主题公园、消费文化的研究等。毕竟，文化是人类生活中最是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关于文化研究与传播学或者说传媒研究的关系，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第二代传人那里，都可见出一个明显的符号学转向或者说传媒转向。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干预精神，关注当代永远是它的学术所向，如果说这一当代语境曾经是摇滚乐这类青年亚文化，那么今天它理所当然就变成了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语境。如霍尔早在他1974年的《失范、政治与传媒》一文中，就围绕传媒，着重分析了”政治失范“的社会生产。霍尔发现传媒在当代社会中大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位，这就是被视为合法的政治异端声音，代表某一种社会抗议，所以是为”失范“。但是霍尔不是简单分析传媒表达的内容，而是采用符号学方法，把传媒看作一个编码的话语系统，由此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多数和少数、规范和失范、道德和颓废、成熟和不成熟等，霍尔认为它们就是彼时英国传媒表征的主体结构所在。当然光有符号学还不够，到头来这些各式各样的政治失范事件，必须回归到社会形态的层面上来加以分析。这样权力、意识形态、冲突这一类批判性概念，终究还是有了用武之地。霍尔的例子可以表明，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亲缘关系，再怎么强调，是都不为过的。
今天国内高校已经在纷纷开设文化研究的课程。文化研究以全部社会生活的构成为其研究对象，强调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系之中来考察对象，这决定了文化研究很难定于一尊的学科交叉性质，也决定了文化研究旨在更全面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的目的性。有鉴于此，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面向本科生的教材，在介绍文化研究基本知识的同时，把与这一跨学科、准学科互为交叉的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全球化、传播学，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内容，也攀缘着文化研究的脉络，一一叙述下来。得益于中国文化研究这个开创性的事业，本书有幸请到国内外文化研究诸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为之撰稿，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大家。《文化研究概论》值此投石问路之际，能有这样的殊荣，不亦乐乎？
陆扬
2007年9月于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