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内特给他与默塞尔等1986年主编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关系》一书写过一篇题为《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的序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霸权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的影响。以霸权的概念替代统治的概念，本内特指出，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言，只是术语的差异。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既然不在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而在于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此一形式的表征中来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样接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因素下来，一个结果便是”资产阶级文化“将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从而破解了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视野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视其为原汁原味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视其为大众真实文化的场所；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坏蛋，或者是一尘不染的英雄。恰恰AntonioGramsci，”Hegemony，IntellectualsandtheState“，JohnStoreyed．，Cultural TheoryandPopularCultureA Reader，London：PrenticeHall，1994，p．210．相反，葛兰西的理论牵连到卷入争夺霸权的斗争，这意味文化深深卷入争夺、赢得、丧失和抵制霸权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包含了自上而下，同统治阶级步调一致的大众文化，而更像是两者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其间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是以大众文化形态各异的特定形式，纷纷登场了。
当然另一方面，就像本内特也承认的那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并不是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可以应对文化分析领域的一切问题。因为事实是电视和电影分析、流行音乐、生活文化以及通俗文学的研究，都有其独特且具体的技术和理论问题，非泛泛的理论说明可以解决的。此外葛兰西强调霸权和强制不是一回事情，可是就看我们今天由经济全球化乃至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其锐利锋芒借助的是霸权策略还是强制手段？看来也是一言难定。但毋庸置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在冲突中达成妥协的动态过程，而使文化研究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分天下之后，开辟出一种新的方法视野。以深深卷入争夺、赢得、丧失和抵制霸权的过程为背景，也为我们重构文化研究中当务之急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提供了借鉴。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无论就当代中国还是全球化的视域来看，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来自伯明翰和法兰克福这两个学派。两者都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其使命感也非常明显。比如它们都追求社会正义，都毫不掩饰要抵抗、规避、最终颠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尤其是伯明翰的传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不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文化研究的一个原则，因此便是理论必须付诸实践，而实践必须给予理论概括。的确，比较伯明翰和法兰克福学派这两个传统，很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我们发现两者都充分重视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出演的重要角色。两者都自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反对这一立场的经济决定论阐释。而且两者都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保守力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都使人有理由相信两个传统之间应当有所沟通和论争。但令人多少迷惑的是，后来居上，风头呼啦啦就盖过前者的伯明翰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批判理论，基本上是置若罔闻。事实上伯明翰学派无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还是本国的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大众文明“声讨，都不显得特别热心。这是为什么？伯明翰学派对于利维斯主义的态度，我们前面已经有所交代，这里我们就伯明翰和法兰克福这两个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的最重要学派，作一比较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得名于1923年在德国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它的第二任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由此开创了嗣后影响深远的批判理论。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社会研究所先后迁到日内瓦、巴黎，最终落户在美国，至1949和1950年间方迁回故土。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大致是在”二战“以后社会研究所从美国返回德国之后。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是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本雅明。而除了本雅明有意识为大众文化辩护，法兰克福学派都对大众文化持坚决批判态度，谓之“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精心选择的，意谓大众文化不是自下而上，自是自发，而是统治阶级同商业利益集团合谋，从上到下炮制出来，麻醉工人阶级大众的。如阿多诺所言：
文化工业是把旧的熟悉的东西铸成新的形式。在它的所有分支，它的产品多多少少是根据计划来生产的，全部产品精心裁剪以适合大众消费，且在很大程度上，产品也决定了消费的性质。各个分支结构上是如出一辙，或者至少是彼此协调无间的，全都井然有序，排定在一个几乎是天衣无缝的系统里。当代社会的技术资本以及经济和管理发达资源使它成为可能。文化工业自上而下，有意识将它的消费者整合成一个模式。
由此可以见出为什么文化工业在阿多诺看来，何以总是脱逃不了”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罪责。而且据阿多诺的解释，工人阶级本来肩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可是给文化工业的糖衣炮弹麻痹下来，乐不思他，终而是把自己的阶级使命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阿多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总是对大众文化耿耿于怀，不肯原宥。但从历史上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诞生有它特定的社会基础。二战期间，迁居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相当时间是扎营在纽约，它的另一些成员则去了洛杉矶，包括好莱坞。战后一方面研究所同它的一些领袖人物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一起迁回了德国，一方面一些成员留在美国，如马尔库塞。所以不能忽略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应是两个最为典型的语境。
伯明翰学派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过节。但是两者为什么少有勾通？加TheodorAdorno，”CultureIndustry Reconsidered“，J．M．Bernsteined．，TheCulture IndustrySelectedEssayson MassCulture，London：Routledge，p．85．阿多诺拿大学者沙恩·冈斯特在他2004年出版的《文化资本化：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一书中，对文化研究的这两个理论渊源有过比较分析。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思想之所以没有得到伯明翰学派的充分重视，是与文化研究第一代传人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的影响有关。伯明翰中心开张之初，目标之一即是改写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文化定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把文化的目标定义为消灭类别，将最好的思想传统发扬光大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威廉斯针锋相对提出的”文化是普通平凡的“，则可兼容汤普森视文化为斗争的立场，为把文化重新定义为各种不同力量的社会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文化意味着人们将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如阿诺德定义的那样，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典范，将种种异质实践包裹起来。换言之，将文化定义在文本上面，纸上谈兵而忽略生动的生活。阿多诺猛烈抨击大众文化，这样来看，与阿诺德认同文化为最优秀思想遗产的定义模式，是不谋而合，也是如出一辙。阿多诺对先锋实验性艺术作品表现出的浓厚兴趣，特别是针对他深恶痛绝的流行音乐，甚至爵士音乐，而通力标举他秉承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因此也满可以是判定为认同资产阶级的美学趣味，认同大写的高雅文化而不是复数的通俗文化。冈斯特这样比较了阿多诺和伯明翰学派的立场：
考虑到阿多诺战时流放加利福尼亚的悲悲喜喜，不难把他对商品文化的攻击，归入保守派批判大众社会批判时，所持的精英文化感伤主义一类。但伯明翰学派没有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一般来说，比较它的其他罪责诸如标准化、平庸陈腐、缺乏文化传统等，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而阿多诺则是相反，根本问题就在于商品形式“本身”。
这可见两个学派在怎样看待大众文化的商品形式上，就有显著分歧。
ShaneGunster，CapitalizingonCultureCriticalTheoryforCulturalStudies，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04，p．175．霍尔在他的《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有一句名言是“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白痴”（ordinarypeoplearenotculturaldopes）。这个口号和当年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是普通平凡的“，可视为文化研究一先一后、一脉相承的两个标志。比较法兰克福学派，霍尔的这个口号不妨说是针对批判理论中视大众为消极被动受众的思想而来，这也许可以说明伯明翰中心与法兰克福学派这两个最关注文化研究的传统，为什么事实上是少有交往。霍尔本人就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而视卢卡契、戈尔德曼和法兰克福学派之迅速被法国结构主义替代，为当代英国精神生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件。当然，紧随着结构主义而来的是后结构主义，城头变换大王旗，学术风向之更替迅捷，转眼就完成了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过渡。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伯明翰中心统共发表过一篇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那是1974年斯莱特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发表在中心的刊物《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是年秋季号上。作者以当时走红的一批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拉康、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作背景，翔实介绍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但斯莱特的结论是阿多诺的著作同批判美学的实践并不相干，理由是阿多诺视大众为听凭操纵的愚氓，派定大众文化就是如是操纵大众的愚民机器。阿多诺的对立面是布莱希特、本雅明的文化观。不消说，作者的立场是在后者而不是前者一边。斯莱特的看法，在伯明翰学派的其他成员中，应当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伯明翰传统的后起之秀托尼·本内特，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也议及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这两篇文章是《传媒理论、社会理论》和《”大众“的政治与大众文化》。本内特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日程上来，是一大贡献，但是同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就如何改变现实提出建设性的看法，这就使大众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难以为继，变得毫无意义。在本内特看来，文化工业理论之所以不可取，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分析方法上的缺陷，更是因为它对托尼·本内特大众文化取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态度。盖言之，阿多诺的文化理论肯定是没有受到伯明翰学派的充分重视，往好说，它被认为是体现了种历史的批判价值，往糟说，它就成了反批判的讽刺对象，或者干脆就被忽略不计。本内特甚至把法兰克福学派同文化主义的先声阿诺德-利维斯主义并论，谓研究大众文化同时又对它采取敌对立场，满心想要用”高雅文化“来替而代之，这一观点不仅是改良主义批评家如F·R·利维斯所持的立场，而且说来奇怪，它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同样风行不衰，特别是在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著作之中。这就是几近讽嘲了。比较来看，本雅明受到的待遇要好一些，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的观点每被引用，但总体上看，本雅明的文化思想同样没有得到重视。
那么反过来，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上，伯明翰学派又有什么局限呢？首先，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性质置若罔闻，这对于阿多诺指责的文化工业产品因伪个性化而意义缺失、因标准化而千篇一律、因陈腐平庸而不见文化传统，能不能足以给出有力的辩答？视商品形式本身为罪魁祸首，这里面究竟又有多少过错？其次，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的敌视态度，伯明翰学派主张大众有可能用自己的方式给”统治话语“解码，大众的反应未必一定是机械的，就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判定的那样，但是脱离批判的语境，其风靡一时的抵抗理论的提出，会不会就成为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再次，判定阿多诺一心想用”高雅“文化来替代”低俗“文化，是不是同样显得牵强，特别是显而易见，在阿多诺看来，两者都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流毒？故阿多诺的理论目标，是否最终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的集权主义性质，而不是简单回归一个含情脉脉的过去？是否在于以艺术原本应当具有的样式，来对照今日粗制滥造的商业文化产品？这样来看，伯明翰中心显然是拒绝了阿多诺的上述比较方法，而致力于将文化的确定性落实到每一种文化实践上面。问题是，这样一种看上去是无分差异的立场，是不是同样存在弊病，比如它是不是把工人阶级的文化过分浪漫化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