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人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了。诗中“王”指“琅琊王氏家族”，是中国帝国阶段最显要的世家大族。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今日”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昔日乌衣巷的繁华，并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哀愁。世家大族的兴衰就和他们居住的地方一样，令人感叹。
“琅琊王氏家族”中第一个走上历史舞台的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祥的名字也许大家很陌生，但是提到“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鲤，人们便没有不知道的了。他的弟弟对兄长非常恭敬，是二十四悌之一。兄弟俩的孝悌给他们带来了好名声，也为他们搭起了步入仕途的阶梯。王祥应徐州刺史吕虔之邀，做了已经篡汉的魏朝的别驾。从此，琅琊王氏家族开始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王祥一直做到三公。
王氏家族的第二代没有太有名的。王祥有五子，王览有六子。他们多为循吏，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人一方面因为父荫而为官，体现了世家大族的传承特征；另一方面，他们的家风保持得很好，在政治风波中善于趋吉避凶，同时重视文学和思想教育，为下一代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王家到第三代，长期积累的能量开始爆发，叱咤九州，成为最为显赫荣耀的世家大族。王家第三代中群星灿烂，领导人物有四个：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天下大名士。王衍为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亲信，西晋末年，基于中原动荡的情况，为防不测，王衍力主建立江南基地，他建议司马越派司马睿出镇江左（江左就是江南）。王导早年是司马越手下官员，而未来的晋元帝、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则是司马越的心腹，天下已乱，王导转而辅佐司马睿从事移居江左的战略计划。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王导跟着司马睿来到秣陵（南京），组织起一股新势力。因为迁居江南是王家事先论证好的战略部署，所以很多王氏子弟都陆续来到江南，包括王■、王含、王舒、王彬等等。他们的下一代，如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等也都纷纷过江。此后，王家便在江南扎下了根，并且日渐繁盛。当时他们大多住在乌衣巷中，与他们做邻居的，便是后来与王家齐名的陈郡谢家。
据说永嘉元年王导初次来到秣陵的时候，曾经请郭璞为王家占卜吉凶，得出的结果是：“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果然，此后数百年，琅琊王氏在江左生息繁衍，尤其是王导的后代，更成为了南朝第一大族。直到陈末隋军南下前夕，金陵城中秦淮河水突然壅塞不通，陈遂灭，王家也从此黯淡了下来。
司马睿不算是皇室嫡支，势孤力弱，没有什么名气。刚刚渡江来到秣陵的时候，江左大族根本没什么人理睬他。为了树立琅琊王司马睿的权威，王导就和王敦导演了一出大戏。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上巳节那天，秣陵本地的官属人民都到江边修禊祈福。就在这时，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大张旗鼓地列队出来观禊，而王敦、王导等等南渡的中原衣冠名士都骑马恭敬地护卫。这架势立刻吸引了万千江南士民，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琅琊王是中原大族新近拥立的君主。许多当地名族，如纪家、顾家看到了之后都惊讶，继而是非常畏惧，都纷纷拜伏在道左。司马睿的威仪就这么确立起来了。
当然，光有威仪还不够，在王导的主持下，中原士族纷纷与江南大族搞起了联谊活动，投刺拜谒，消除隔阂，大家开始互相接近。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洛阳城破，晋室凋零，大批北方士族南渡而来。在王导的主持下，司马睿从其中征辟了大批贤士为掾属，包括后来在东晋政坛非常活跃的刁协、庾亮、卞壶、周■等人。在王导的辅佐下，荆州、扬州等地社会安定，户口殷实，一派繁荣景象。江左士民都很感激王导，尊称他为“仲父”。而司马睿更是感激这位良臣，当众称赞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再说王敦，年轻时候就娶了晋武帝的公主，加上王衍的提携，西晋末年，成了一方封疆大吏。当时南方颇有些“乱匪”，势力很大。王敦以及他手下的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同叛匪苦战数载，后来因功被封为镇东大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成为了东晋初年最强大的将领。这时候王敦和王导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刚一柔，权倾东南，被当时人称做“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和司马皇族共同拥有东晋天下）。王家和司马家的关系是一种双边互惠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王家，也没有司马睿的今天；但是没有司马睿的倚重，王家也不会如此权倾江南。
可惜，王敦争战四方，叱咤风云的光彩很快黯淡了，王家清虚玄谈的一派逐渐占了上风。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出任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蓬头散发，天天胡混。实在是太出格了，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我是管马的吧？”桓冲脾气很好，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王徽之文采风流，但做官很混账，因为他是琅邪王家的人，长官不敢来找碴，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士族握有最高权力、垄断高级官职的时候，就把竞争机制从士族阶层里取消了。这些士族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得到官职，他们的政治能力也就必然逐渐弱化。到最后就无法在政坛上生存了，这里还有一个王复。
南朝的颜之推对江南的士族如此评价：“他们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也确实管不了。只会穿博衣大带，用香料熏染衣服，涂脂抹粉，出门坐车轿，走路还要人扶着，官员骑马甚至会被人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对人道：‘这分明是老虎，你们怎么能亏心说它是马呢？’碰上了动乱，这些雅致至极的士人肉柔骨脆，体瘦气弱，路也走不得，凉也受不得，唯一能干的就是穿着绫罗绸缎，怀揣金银珠宝，等着饿死。”
从马上征战的王敦到不知道马数的王徽之，再到指马为虎的王复，展现了士族衰落的轨迹。正是由于士族自己不争气，才给“寒族”以机会，中国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迈进，到最后，士族本身也变为编户齐民。
读书人的贫寒与自强
北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母亲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听说他通晓经学，邀请他协助主持应天府学。范仲淹慨然领命。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到宿舍查夜，责罚那些偷闲不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重点，诸生可以对照学习，写作水平迅速提高。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给钱，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这样你能不能安心治学？”孙秀才大喜领命，从此，一边任职一边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宋代的学术，经过唐末五代的衰落，正是靠泰山孙复重新复兴。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感叹孙复，也是感叹自己。贫困压垮人，极少数自强不息的人努力奋斗，摆脱贫穷卑贱的地位后，他们回顾贫困，心情复杂，既感谢贫穷造就了他们坚韧务实的性格，同时，对贫困带来的心理扭曲也是讳莫如深。他们能够正视贫困，视人如己，希望自己做些事情减轻穷困给人带来的苦难。这些人是人类的精华，范仲淹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教育是一个改善自身和地位的途径，同时对社会有益，这恰是他自己的写照。
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苏州降生。小范是个苦孩子，两岁死了父亲，为了生活，母亲带他改嫁到了朱家。朱家也很穷，无钱供他读书。他就一个人来到长白山上的醴泉寺，一边干杂活，一边苦读寺里的书籍，常常读书到深夜。困了，他就用冷水洗洗脸。
最使他感到困苦的就是每天的饭食，不要说可口的饭菜，连吃饱也不容易。每天他都煮好一盆粥，待粥冷凝后就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下肚。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醴泉寺的书籍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范仲淹偶然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了母亲，离开长白山，徒步求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