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株洲下了火车，我紧张得没敢先回家，先去市人事局转了一圈，然后硬着头皮去找帮过我忙的市工业局罗局长。人事局的一位干部吓我说：“与你一样的先前有一个，这边调出了，那边又不要了，现在这个人还在社会上游荡，成了无业游民。”唉！那个时候就是愚蠢，自以为聪明的我也是猪脑壳，若干年后，那个时候的无业游民很多成了大老板，那个时候抱着个铁饭碗自鸣得意的，后来纷纷下岗……后来的事实证明：做公务员也好做游走江湖的小商贩也好，做老板也好做打工仔也好，唯有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才是铁饭碗，否则即使是铁饭碗也会被氧化被锈蚀最后烂掉。
我回到家，迎接我的是女儿小诗诗。小诗诗正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见了我像小燕子似的一路喊着朝我跑来：“爸爸！爸爸！”
我抱起小诗诗，小诗诗高了，重了，会说了很多话，而且说得很清楚了。我亲了亲小诗诗，问：“妈妈呢？”
“妈妈在外婆家打麻将。”
“去叫你妈妈回来。”
小诗诗一路跑着高呼：“妈妈，妈妈，爸爸回来喽，爸爸回来喽。”
岳父岳母家现在就在斜对面了。我临上海南之前调的房子，很近，只几步路。吴春芳牵着小诗诗过来了，见我把行李都带回来了，便问：“怎么回事，没去海南报到？”
“出了个麻烦，档案给退回来了。”
“这不是两头落空吗？看你这回怎么办！”
那会天还热，我洗过澡，推出自行车，说：“走，先去我爸妈家！”我后边载着吴春芳，前边载着小诗诗，沿着那条不知和春芳怄了多少次气的近路稳稳地骑着自行车。我不无感慨地说：“春芳，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人家说友谊能够使人相互提高，我觉得……”
小诗诗打断了我的话：“爸爸、爸爸，那是什么？”小诗诗指着小路旁菜田里木架子上吊着的苦瓜。
“那是苦瓜。”
“噢，苦瓜，那个呢？”
“那叫扁豆。”
“扁豆，那个呢？”
我正要回答，小诗诗连连摆手：“爸爸，你别说，你别说，我想起来了，那是茄子，那是油菜，那是竹子，那是……那是树，是绿颜色的柏树……”
春芳问：“刚才你说什么了？”
“我觉得婚姻，更能够使人相互提高，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是觉得结婚这三年来，我学会了很多。”
“说说，都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骑车载人，再也不会挺宽阔的马路偏偏与唯一的一块小石头过不去，非从上边碾过去不可。”
吴春芳在背后笑了，笑出了眼泪，“还有呢？”
“还有学会了买菜，学会了讨价还价，现在我到市场可不是见了菜就买了，我都是先围着市场转几圈，做一番市场调查，然后根据质量、价格，择优录取，还要讲讲价钱，他说两元，我说一元五吧，他说一元五，我就说一元，最后他讲不行，那我就走人，看他怎么反应，也许他会主动叫住你：‘行行，一元就一元吧！’如果他不吱声，走两步再回来，算了，就买你的菜了！怎么样？”
吴春芳第一次表扬起我了：“有进步，还有什么提高？”
“多了，关键是学会了生活。我爸妈他们楼上住着位老教授，学问虽高，可是不会生活。那年他买了只煺了毛的光鸡，特意跑到我家借了砂锅，请教我妈如何炖。他回去把鸡放进砂锅，遵照我妈告诉他的要放多少水，放多少佐料，盖上盖子，炖来炖去，他觉得奇怪：‘别人炖鸡是越炖越香，我炖鸡怎么越炖越臭呢？’他跑下来问我妈，我妈上去揭开锅盖一看，你说怎么回事？——鸡没开膛，连肠带肚子带鸡屎一块炖上了！”
吴春芳笑了一阵说：“那老教授怎么那么没用呢？”
“不但没用，人家还自以为是，引以为荣呢！”
“这有什么荣啊，连鸡都不会炖？”
“生活上的无知，等于专心于事业了嘛！如果记者采访，一定会把这原本是笑料的东西作为光辉事迹来大加赞美呢！ ”
“爸爸、妈妈，火车！”小诗诗欢呼着。
前边是机务段了，要穿过一大排铁路线，吴春芳抱起小诗诗，我扛自行车。
吴春芳又开始抱怨了：“你怎么提高，也改变不了你的犟脾气，非走这小路，放着大路不走！”
“哎，为什么一定要走大路呢？那既绕远又拥挤。这小路多好，幽静，不受干扰，还节省时间……”
“爷爷奶奶开门！”每次回来，都是小诗诗首先跑上楼，用两只小胖手拍门，妈听了赶紧开门，爸见了小诗诗，赶紧放下手中的俄语教科书。
“小诗诗想爷爷了没有？”爸爸问。
“想了，好想好想的。”
“小诗诗想奶奶了没有？”妈妈问。
“想了，好想好想的。”
“哪里想？”
小诗诗指着自己的胸口，“这里想。”
“小诗诗想吃什么？”
“想吃饺子。”
差不多每次回来，家里都是包饺子。包饺子全家人都动手。我、爸、妈、吴春芳包，小诗诗呢，也一定要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帮着按面团。这是一家三代人最和睦、最快乐的时光。每次回来，借包饺子的机会，妈都要数落我：“满天下跑啊，怎么跑也跑不够，像你大哥、二哥他们多好，老老实实地干工作，尽受表扬，年年评先进。”
我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哥运气好，落实政策那年，都随爸回到了城市，进了工厂。唯有三哥讨了个农村姑娘做老婆，生了一大串孩子，没能返城，长期留在东北农村里了。哥哥们都老实，都循着约定俗成的路子去生活，别人给碗面就吃碗面，别人给个馒头就吃个馒头，从不挑剔，有一天企业突然垮了、下岗了，没人给馒头吃了，给粥喝了，也会心安理得地饿着，因为大家都饿着嘛。哥哥们信奉天塌大家死的古训。唯有我不安分，总想闯一条新路子，感受一种新奇的人生。吃过晚饭，大哥大嫂领着儿子女儿来了，二哥二嫂也领着他们唯一的千金来了，除了三哥仍在遥远的东北，全家人合家欢乐。妈说：“现在有多好，我这一辈子也没有现在这样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过去在农村，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你们都快知足吧！”
家里人一多，爸就躲进卧室里去学外语。老人70岁了，从8岁就学日语，十几岁跟俄罗斯矿工学俄语。学俄语那会儿正是满洲国。日本人知道了，会当做反满抗日分子杀头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学俄语会打成苏修特务。爸学了一辈子日语、俄语，只是在东北光复时做为我党我军的联络官与苏军和战败投降的日军联系时派上过重要用场，建国后就再也没用上了，但爸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学习。
吴春芳向全家人披露我了：“这下邰勇夫跑不成了，海南把他的档案都给退回来了！”
爸妈和哥哥都急了：“怎么回事？工作别丢了，那是铁饭碗啊！”
我这才向全家人宣布：“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一下火车就给市工业局罗局长打了个电话，罗局长推荐我到全市效益最好的企业——株洲内燃机厂搞新产品开发！”
吴春芳松了口气，眼里第一次流露出对丈夫的敬佩：“我还以为你工作丢了呢！”
我神气十足地说：“就凭诗诗她爸爸，工作能丢吗？你说呢，小诗诗。”
小诗诗专会捧爸爸的场：“爸爸是工程师！爸爸是推销员！”
我快乐无比地抱起小诗诗，得意地说：“对了，爸爸是工程师，是推销员，是最能干的推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