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是推销员是厂长代表，不能没有当厂长的责任！”
谭秘书哪也不去，他说“我可没那份当厂长的责任啊”，就守在旅馆里瞪着牛眼看电视。说来也怪，这一路上他都是早早地睡大觉，没半点闲心去看电视。来到深圳，他一反常态，连续两个晚上没睡觉，守着电视机专看讲粤语的香港台，最后大失所望：“他妈的，看了两天两晚，也没见一个全裸的光屁股的女人！”然后又要求我一起住一晚大酒店。这一晚更令他大失所望。那电话像个哑巴，一晚也没响一下，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那电话终于响了，谭秘书兴奋无比，像孩子那样欢腾雀跃，扑过去用双手抱起电话，那电话里果真是小姐的声音，那声音甜甜的软软的，令石头都会融化。遗憾的是电话里的小姐不是问寂寞不寂寞，而是催促我们到总服务台去续交旅费。于是谭秘书对深圳这个迷人的特区索然无味，一连串地骂着脏话。
我在这3天里，走遍了深圳市所有带“机械”两字的工厂和公司，靠的是两条腿，除非万不得已，比如罗湖到蛇口相距太远了，只好搭公共汽车。有家金属结构厂，生意冷落，正待找米下锅。我来此调研，发现这个厂正适合生产小型起重机。那个时候，起重机的市场供不应求，我在厂里几乎天天遇到被拒之门外的小型起重机的客户，如果株洲重型机械厂与这间金属结构厂联营，共同开发沿海市场，进而挺进国际市场，肯定大有作为。金属结构厂的厂长也挺有兴趣，亲自驾车带着我从火车站接来了一个劲儿发牢骚说白来一趟深圳的谭秘书，在深圳湾大酒店要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谭秘书听说要谈有关联营的事情，吓得不敢动筷子，神色紧张地示意我跟他到厕所里有话说。我们找了半天，也没见有厕所。我询问一位服务员，那服务员指给我们一个“洗手间”。我俩犹犹豫豫地走过去，推开门，一股芳香扑面而来，门旁立着个年轻、英俊的服务生彬彬有礼地做了个优美的手势：“请！”
谭秘书慌了，我也愣住了，进厕所拉屎撒尿咋还请什么呢？莫不是进了专备美国总统来华访问入住的总统套房？于是，我们狼狈不堪地退了出来，逃到僻静处，像做了贼似的胆战心惊。谭秘书拿出厂办秘书的派头：“邰勇夫，一路上我都没说什么，只表扬了你一句你就不得了了，现在我要代表厂长批评你了。像联营这样大的事情，你怎么能够轻易地去谈呢？你是不是太狂妄了？”
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说：“我还以为你遇到了问寂寞不寂寞的小姐了呢！我们只是试谈，摸摸底，非正式的谈判！”
“那要打电话请示一下厂长。”
“用不着，对工厂有利的事，我们都不妨试试，试得成更好，试不成就拉倒，何必那么紧张。”
“如果一旦谈成了，厂里又不同意呢？”
“我是厂长代表，知道吗？我的建议老厂长会认真对待认真考虑的！”
“那我不参加谈判，出了事你自己负责。”
“好，天大的事，我顶着！”
……
回厂后，老厂长退居二线了，但对我的想法很赞同，说这对株洲重型机械厂是一次机遇，我就写了《与深圳特区金属结构厂联营的可行性设想》。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这份《可行性设想》在重型机械厂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本来，谭秘书把我们两人的差旅费都已经到财务科报销了，一路上因为打着“为用户服务”的大旗，所到之处都是小车接小车送，客户请吃饭，我们每人还节余了50元的差旅费（当时出差伙食补助每天只有4元钱，每餐只能吃两个包子或吃碗面条）。吴春芳用这50元给小诗诗买了辆小三轮车。小诗诗骑着三轮车兴奋得挥舞着小手，“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那天把《可行性设想》交给了刚调来的，在全市、全省都很有名气的“改革厂长”。“改革厂长”看过之后，一张春风得意的脸马上阴沉下来，当着办公室很多人的面敲打着桌子，“谁同意你去深圳了？你怎么不去台湾、不去美国呢？”当即指示财务科把谭秘书已经报销了的差旅费又拿出来重新审核，广州至深圳的差旅费不予报销，并扣了我们每人3天的工资，同意我们前去深圳玩玩的厂办主任也给撤换了。谭秘书见了一个劲儿地抱怨：“你小子，到深圳玩玩就算了，你唯恐别人不知道，还向厂长汇报，这下完了吧？”我还挺着脖子不服气：“咋的！推销员嘛，不就是要推销嘛！”谭秘书说：“人家推销员是让你推销产品！”我硬犟：“不对，推销员推销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这个品牌！”我为我自己悟出的现代营销理念不为新任的“改革厂长”和同事们理解而深感遗憾。岳父大人得知此事后，再也不抱他们的乘龙快婿肯定是厂长的希望了，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风凉话，而且以点带面，一概否定：“大学生没个有本事的！”
我不服气：“大学生都没本事，国家还办大学干什么？”
吴春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天是在岳父家吃晚饭，吴春芳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围了一大桌，桌中间是一只火锅，里面炖着条大活鱼。我夹了那火锅里仅有的一个鱼泡，岳父大人明明看见了，还一个劲儿地用筷子在火锅里面翻来翻去：“鱼泡呢？谁这么嘴快！”春芳的嫂子在旁边瞅着我窃窃地笑。我脸红了，那顿晚饭没吃饱就气愤地走了。
厂长的态度决定一个人在厂里的命运，尤其是小个子郑科长对我一直抱有成见，我成了销售科可有可无的人，全厂职工普调一级工资，我只长了半级。有一天，郑科长很严肃地对我敲警钟：“你要注意啊，别犯了错误。”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犯什么错误？”
郑科长说：“你和深圳那家厂谈联营，利用工厂名义，个人捞介绍费，那可就严重了！”
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介绍费”这个词呢。听了这无中生有的话，我差点气晕过去。我曾是全心全意地为工厂的前途着想，反而遭这种无端的怀疑。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是，不久厂里开全国订货会，地点是市宾馆。那天小个子科长在一楼会务组给销售科全体人员布置工作，谁谁负责一楼客户，谁谁负责二楼客户，唯独没我的份。我急着喊：“科长，我负责哪一楼的客户？”小个子科长白了我一眼，指着地下说：“你负责地下！”我还信以为真，跑遍了宾馆的主楼、副楼，到处询问：“先生，你们这有地下吗？小姐，贵宾馆哪栋楼有地下？”小姐先生们都被我问蒙了，原来市宾馆根本就没有地下室！若干年后我把这段遭遇讲给一位智者，智者说：“人家改革厂长刚刚上任，要树立自己的威信。你个愣头青，怎么能比厂长还要高明呢？不整你整谁去！再说了，高学历的人不见得有胸怀。”
这期间，吴春芳迷恋上了麻将牌，每天晚上在娘家一玩就是大半夜。我挺严肃地警告：“不分昼夜地玩麻将是堕落！”
吴春芳不以为然：“你看人家都这样玩！”
“都这样玩就都是堕落。”
吴春芳似乎很有道理：“都堕落那就不是堕落！”
我无可奈何地一声长叹：“什么也没有比无知更可怕！”
那天晚上，我看书看到下半夜，还没见吴春芳回来，便把门在屋里插上了，等她回来敲门，我装作听不见。吴春芳推开窗子往屋里扔窗台上晾的鞋子，我从床上跳下来，指着吴春芳骂道：“你别进来，你去嫁给麻将牌吧！”
吴春芳气咻咻地回娘家去了，很快又回来了，岳父岳母也都来了。吴春芳把门撞开，岳父闯进来，手指着我：“邰勇夫，你混蛋！在厂里混得不愉快，回来对老婆撒气，你算什么东西？”
小诗诗被惊醒了，吓得“哇哇”直哭，吴妈妈急忙抱起小诗诗，哄着：“噢，别哭，别哭。”一边数落着我：“你也是的，春芳也没到别处去玩，在家里玩玩怕什么？”
我愤愤地说：“还像不像个女人，不管孩子，不管丈夫，一玩玩半宿！”
吴春芳蹦着高喊：“你封建，你封建！”
……
第二天，那是1987年的12月25日，很快就要过元旦了。我向小个子科长请了5天假就走了。到哪去了呢？我谁也没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