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芦焚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1927—1937）的序言中明确地指认：“报告文学由‘左联’的号召而兴起。”芦焚：《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这个观点是符合文学史实情的。30年代以前，“历史上已经有报告文学”，但它尚处在自发的阶段，并未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报告文学正式在中国新文学中确定了地位，成为中国新文学底一分支”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7.25.，是在30年代。3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由无名到定名，从蛰伏到突起的重要时期，而30年代报告文学的定名突起，正是左联大力倡导与积极实践的直接的结果。对此，许多研究者多有确认。早在40年代，以群就说：“一九三二年以后，在中国革命的文学团体底有计划的推进之下，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相结合，它底作者范围及于专门文艺工作者以外的”各类人物，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更真实、更深刻、更动人地写出了中国人民大众生活底惨重与艰辛，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报告文学底进一步跃进”同上。。以群所说的“中国革命的文学团体”，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酝酿于1929年秋，成立于1930年3月2日，于1936年春，为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自动解散。左联存在的六年，正好与我国报告文学由自发而至称名崛起的时期相契合。这种“正好”，并不是一种历史的耦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态中，由于左联的专门倡导与特别实践而造就的。左联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而报告文学的实绩，丰富了左联的文学内存。政治化的左联所生成的文本，成为特定历史时段报告文学发展的一种基础性的文体资源。
一、 契合：左联属性与报告文学体性
从形而上的层面观照，文体就像语言中、色彩诸类是无性的，将意识形态的属性附加于文体，这是非学理的。就报告文学而言，有学者对这一文体“阶级性”的给定表示异议，认为“我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确与无产阶级事业，与战争与政治有很大关系，但我个人不主张仅仅把报告文学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文体’。一种文体，不宜于与‘阶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有可能缩小它的功能，使之走向狭窄化。”雷达：《报告文学探论序》（陈进波、马永强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一般意义上说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将对象置于特定的具体文化政治生态中加以考察，其情形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文体等一般被视为写作形式的，也有这样的变化。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形式通常至少是一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批评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在选取一种形式时，作家发现他的选择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受到限制。他可以融合和改变文学传统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本身以及他对它们的改造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意义的。一个作家发现身边的语言和技巧已经浸透一定的意识形态感知方式，即一些既定的解释现实的方式。”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页。童庆炳在论述同一话题时显然受到了伊格尔顿的启发。论及形式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认为：“艺术家们选择什么样形式，如何运用某种形式，都不是与思想意识无关的小事。形式的选择与运用往往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充分地体现了艺术家个人的感知现实生活的方式和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形式中有意识形态的投影。”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上述的阐释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析。
报告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这是一种历史与主体附加的属性。它显见于这一文体颇为特殊的传统。报告文学文体发生于近代，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以此作为观照现实，揭示社会真相，表达人文精神等的一种方式。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要求着斗争意识强烈的作家们采取最快的手法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加以反映和批判”，“‘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报告文学在近代的生成，这是时代对其选择的结果。从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史看，早期的许多作品，为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作者用以社会批判或本阶级本集团价值信仰的歌颂。其中的一些作品特别地受到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重视。有的领袖甚至亲炙其体。巴黎公社革命参加者、新闻记者利沙加勒所写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再现了巴黎公社斗争的历史性进程。它被黄钢认为是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一部开创性的”黄钢：《中国报告文学丛书·总序》，长江出版社1981年版。著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法文原著初版于1876年。当法文版尚未面世的时候，马克思就致函德国出版家白拉克，建议出版德文译本。他高度评价利沙加勒的作品，认为“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利沙加勒不仅利用了所有已经出版的资料，而且掌握了所有其他人不易得到的材料，更不用说他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是他亲眼看到的。”恩格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丰富了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主要收录了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其中由恩格斯撰写的《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和《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等五篇，是对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所作的连续性的深度报道。作品对起义的叙写“力求尽量忠实”，各篇内容互相关联，对起义全程的报告细致、清晰，不乏形象，且洋溢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表达了作者对起义工人的崇敬：“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同时作品又揭露了资产者“杀戮野兽一样杀戮工人”的“狂暴性”。这部作品被研究者认为是“最早的无产阶级报告文学作品”杨如鹏：《国际报告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收入《报告文学纵横谈》（尹均生、杨如鹏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美国共产党员，著名的国际报告文学作家约翰·里德（John·Reed， 1887—1920）于1917年在彼得堡作了深入的观察调查，实地采访攻打冬宫的战斗，于1918年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作品详尽真切地描述了十月革命最初几天彼得堡发生的重大事件，热情地记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历史实况，因而获得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亲自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美国版撰写序言：“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报告文学发展中的这种情由，使之渐次积淀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形成政治文化色彩比较鲜明的文体传统。
报告文学作家对现实、观照、反映、剖析方式的选择，部分地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某种特殊方式的选择，反映着主体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趋近或认同。报告文学是以非虚构的方式直接反映当下现实的一种体裁，并且这种反映还要求作者直接地评判对象。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诠释这一文体时指出：“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川口浩认为：“和左拉的例子一样，只将现实平实地描写，决不能成为真实的报告者的。”对于怀具政治心态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报告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这种报告，只是斗争的一种武器，他并不是为着要使读者高兴，他的作品，是要使读者生气地起来做政治上的斗争。”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在现实急变，社会矛盾激化，政治主体冲突剧烈的时代，以现实报告为职志的报告文学作者，他很难寻找躲避政治化“浸透”的伊甸园。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目的”和“倾向”，必然地打上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价值观念的烙印。在这种时期选择报告文学的方式反映生活，从某种意义说，也就意味着对某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从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某一阶段加以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往往成为“在野”阶级进行社会发言的一种制式，成为“政治亚文化”的构成因素。政治亚文化或曰“政治次文化”，“在较具冲突性的政治文化中，在政府的正当性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两个问题上，公民间观点相互对立”，“公民政治态度和价值上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就出现我们称之为‘政治次文化’(Political subculture)的那种群体，它们……在一些基本问题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方面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加布里尔·A·艾尔豪：《当代比较政治》，台湾风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政治亚文化群体对国家政治体制及其意识的对立、拆解等，导引其操用一些有着某种反主流文体传统，又有一定现实秩序颠覆功能的文类。在二三十年代的大半时间里，国共两党尖锐地对立着。蒋介石政权在1927年对共产党及其左翼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或决定着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学的存在。对这一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有学者作了甚为系统而深入的论析，从文学群体的政治功能、文学论争主体的政治立场、作家文学选择时政治意识的驱动等方面，全面揭示了政治文化对文学制控所生成的独特景态：“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而“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朱晓进：《文学与政治：从非整合到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思潮管见》，《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5期。也与其时“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紧密相关。报告文学在30年代的盛长，就是因为时代造就了适宜于报告文学发展的政治文化生态。
报告文学文体吸附的意识形态因素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性质及其政治文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契合。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纯文学的体裁，左联也不是一个纯文学性质的组织。关于左联的性质，在左联通过的有关重要的决议中有明确的表述：“‘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他是单纯的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5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要之，左联首先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或政治亚文化性质的文学组织。用肖三的话说：“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肖三给左联的信》，见《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马良春、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左联这里，革命是第一的，文学居其次，革命的文学家“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弃，也是毫不足惜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新地月刊》，1930年6月。在左联的旗帜上，染上的是鲜明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色彩，它以“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为“行动总纲领”。基于这样的纲领，左联将“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提拔工农作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加强出版等五个方面作为“主要的工作方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左联将“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标列其首。左联对国外新兴文学特别重视。后来成为左联机关刊物的《大众文艺》月刊在第2卷3、4期上推出“新兴文学专号”，介绍苏美德日英法等国的文学，而报告文学是新兴文学的重要文类。报告文学的文体称名是舶来的。从现见的材料看，我国最早使用报告文学西文音译的是冯宪章。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刊有冯宪章译日本文艺家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其中有“列波尔达知埃”（Reportage）之语。最早使用报告文学西文意译的是陶晶孙。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上）发表了由日本中野重治著作、陶晶孙翻译的《德国新兴文学》，其中有译文：“刻羞可说是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过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冯宪章和陶晶孙是左联的重要成员，曾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左联对新兴文学的倡导，部分地可以被视为是对报告文学的倡导。
二、 实践：价值定位与多维运作
在左联的框架中，报告文学被赋予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使命，因而被认定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文体。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一决议中，左联首次明确地提出“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及如火如荼的乡村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各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5日。这里，报告文学的所有格是“我们”。在左联看来，报告文学为“我们”所有，具有多重意义：大众化——“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革命化——“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能切实的改变”。由此可见，左联所倡导的报告文学，是具有“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文学，是反映人民大众斗争生活的形式大众化的文学。斗争的、大众的、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也就成了特定时期具有特殊战斗功能的“时代文学”。“报告，不但它所反映的生活形象在创作内容上引进了广袤的现实世界，使文艺主题和时代内容走向了进一步的接近，而且，它的通过个别事件底特征的内容来反映时代性格的艺术方法，也争得了作为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底存在。”胡风：《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报告文学与左联的结缘，是特殊的文学样式与无产阶级文学特殊需求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双向选择”。作为战斗的体裁，报告文学自然成为左翼文学优选的一种“利器”，而报告文学也正是在革命文学的助推中异军突起。
无产阶级要实现其政治行为的最大效值，就必须组织动员人民大众；与此相应，无产阶级文学履行其阶级的使命，就必须推进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文艺大众化”是左联力倡与特别运作的主题性话语。左联是在“文艺大众化”的总体格局中，推进报告文学创作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开展和报告文学的写作，是实施“文艺大众化”策略的具体举措。大众化的报告文学既有如上所述的题材选择与主题取向等方面的规约，又有表达形式等方面的要求。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其中关涉报告文学等的一些表述，就是从形式大众化的角度加以考虑的：作品的体裁也以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壁小说，大众朗诵诗等等体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将报告文学归属于西欧，这种指认并不确切。30年代引进的只是报告文学的文体名称，而并不是文体的整体。左联的表述导致了一些误解，如贾植芳就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是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时期，我们把它当作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所发现的一种新式文艺武器介绍进来并学习运用的。”贾植芳：《报告文学春秋序》（范培松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我以为吴福辉的言说倒是比较唯实的，他以为“正式由外国传入‘报告文学’这个名称（从英语Reportage译出），并有意识地提倡这种文体，是和三十年代的‘左联’分不开的。”钱理群、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左联提倡报告文学，着眼于内容与形式两端。就形式而言，要求它与“壁小说”、“大众朗诵诗”等一样，在表达上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报告文学的文体基础是新闻，它是一种旨在进行传播的一种写作方式。左联的决议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设计报告文学的形式规范。这既合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又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具有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报告文学只有在广泛的传播与接受中，才能实现它的文体使命。对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大众文艺，左联是特别重视的。在1932年3月9日秘书处扩大会议决议《各委会的工作方针》中，将“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及小调唱本等等）”，列为“众委（大众文艺委员会——引者注）目前最紧要的工作”的头条。
左联对报告文学的提倡，大者由决议作出安排，小者见诸征订启事。在刊于1930年8月15日《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的《左联中心机关杂志征求直接订户》的广告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同志们，快送你们的报告来！！！
左联中心机关杂志迫切地需要此类文字，火急送来，以一切革命情绪，斗争感情，生活苦痛，来充实革命运动啊！征订广告中特别地加以标出的“报告”，就是通常所称的报告文学。广告文字简短，但它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左联所提倡的报告文学的取材、内涵以及重要的功能。一种文体，被这样多方位地举拔，这在左联时期乃至在整个新文学中并不多见。
左联将报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的、大众化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以举拔，这使左联时期的报告文学相应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性状。首先表现在题材方面就是大量地反映工农兵大众的生活与斗争。“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取材。楼适夷的《战地的一日》，白苇的《火线上》，戴叔周的《前线通信》等摄取了有关抗日斗争的场景；突如（夏衍）的《劳勃生路》、苍剑的《矿工手记》等则表现工人的斗争与惨苦的生活；而刘志清（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则直接取材于无产阶级（苏维埃）的革命活动。其次在题旨表达方面显露着鲜明的阶级倾向性，作品对报告对象的价值评判泾渭分明。楼适夷在《战地的一日》中借人物语言暴露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心态：“政府不可靠，我们全靠后方老百姓……起先长官不许我们打，我们一定要打，长官也只好听我们啦。”《矿工手记》中有着特别能激发读者情绪的细节：“假使窑下起火了，厂方当局一定先问：‘死了几个牲口？’然后再问：‘人伤亡了几个？’因为死了一个牲口，厂家的损失，至少也要八九十元；死了一个人，顶多也只是四十块钱的恤金而已！”作者用这种特能煽情的叙事方法，反映当时劳苦大众生存的现实，由此激发受众对现实的愤恨之情。
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发表时署名刘志清）值得我们关注。这是一篇体现左联报告文学价值取向的代表性作品。柔石任左联执委、常委、编辑部主任，1930年5月入党。他的作品是对左联设计的报告文学范型的一种实践。《一个伟大的印象》直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表达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文学与革命相结合的一个例证。这一作品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1930年9月出版的创刊号上。该期的《编辑后记》中称“刘志清君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信，不但是难得的报告，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报告”，是报告文学的另一称名。《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难得”又“很好”，主要在于作者真切而热情地报道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景况。柔石作为左联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作者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写作自己亲历的革命活动，全篇洋溢着革命人的政治激情。作品以《国际歌》中“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开篇，内中运用了许多政治色彩鲜明的语汇：“同志”、“革命”、“苏维埃”、“共产主义”、“红军”、“无产阶级”等，甚至还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猛烈地扩大红军！”等口号。但柔石的作品并不是概念化的，其中有生动的场景的描写，有对人物特征的凸现，并且通过有效的穿插，表现出苏区生活的若干细节。因此这部作品确如编者所说既是报告，又是文学。
复次，作品更多地采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形式。左联接受革命文学的主张，特别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因此作品的形式设计充分考虑到让更多的大众能够接受。有一些报告文学直接采用了壁报的形式。如署名突如（夏衍）的《劳勃生路》，副题用“××棉四厂工场壁报第十号号外”标出，作品中的小标题采用新闻标题的形式：“沪西民众反日大示威”、“大自鸣钟下集合群众万余”、“打死日捕，走狗！”三题分行排列，显得简洁醒目。作品第三部分“受伤工友访问记详”，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运用底层劳动者的口语，述事朴素明白，生活化的语言写出工人生活、斗争的原色。
左联不仅基于自己的文化策略特别提倡报告文学，而且以建设性的实践，富有成效地促成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崛起。左翼作家的报告文学实践是全方位的，包括译介、研究和创作，也具有某种“全员”性。左联的许多重要成员都参与这一实践。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他对写实的、反映被压迫者生活斗争的报告文学给予了关注和评价。1932年9月19日，鲁迅在他为所编辑的苏联短篇作品集《一天的工作》写的后记中，指认集中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一篇“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且也“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教科书”。次年5月，鲁迅为曹靖华翻译的高尔基所著的《一月九日》题写“小引”，认为报道沙皇独裁统治与工人英勇斗争信息的“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他指出这一类作品“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集外集拾遗》。30年代以前，报告文学还是一种没有自己名号的文体。行至30年代，报告文学虽然称名而流行，但在一些以小说、诗歌为文学正宗的文学家那里，报告文学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文体：“对于这种文体底出现，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下过批评，说这是四不像的东西，破坏了小说底‘样式’，亵渎了文艺园地的神圣。”胡风：《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因此，鲁迅对报告文学的肯定，既是对左翼作家创作的直接导引，又是对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有力提升。重视报告文学，是左翼作家的共识；有为于报告文学，成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同一追求。30年代，左翼作家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原创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成果。
对域外报告文学信息与理论的译介，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初步的研究，是左联对报告文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如前所述，左联成员冯宪章、陶晶孙在译介国外新兴文学的动态时，最先将报告文学英文音译和意译的文体名称介绍给读者。此后不久，袁殊于1931年7月在《文艺新闻》18期上发表了《报告文学论》。这篇论文是国内最早译介报告文学理论的文章。袁殊为左翼新闻工作者，据赵风《袁殊传略》说，他“参加‘左联’工作，还以《文艺新闻》代表身份当选为中国文化同盟总会（简称‘文总’）常务理事，和潘梓年、朱镜我共同负责‘文总’的日常事务。”赵风：《袁殊传略》，收入《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1931年10月入党，后进入隐蔽战线从事对敌斗争，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报告文学论》原是讲演稿。作者说他于“1931年6月11日，曾以这个题目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动文艺研究会讲演”。就这篇文章的内容看，它主要转述了日本川口浩的同名论文，对传播国际报告文学的理论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由沈端先译出，于1932年1月20日发表在《北斗》上。这是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国外报告文学专论。国际报告文学在欧美兴起。日本的文艺家热心介绍、研究欧美的报告文学，其中以川口浩为最。中国是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开始了解报告文学的。川口浩的专论点评了欧美“著名的报告者及其作品”，比较精当地论述了“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基本理论问题。文中包含的重要理论观点，多为我国研究者借鉴，成为现代报告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源头。译者沈端先（夏衍）为左联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沈端先的译文发表在后，袁殊的署名文章见前。考诸袁殊生平，可见他曾于1929年至1930年留学日本，研修新闻学。因此，他的《报告文学论》可能直接从川口浩的原著中加以引录。尽管袁殊的文章颇多转述，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中所说对于“在中国还是很新的‘报告文学’”，“是从事于文学的或新闻学的人，要予以注视的”，要发展报告文学，“第一位的就是首先要准备这方面的人才”等，在当时是很有实际意义的。袁殊对报告文学理论颇为热心，于1932年6月又撰写了《如何写报告文学——再论报告文学》的专论。这是一篇有相当理论价值的文章，可以视为左翼作家对作为无产阶级文体的报告文学所作的首次比较具体的理论解析。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的阶级定性、文体特征、题材择取、意旨表达、具体的写作方法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
袁殊以外，左联期间对报告文学理论有所研究的还有胡风等。胡风1933年从日本回国后，即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七月初，被驱逐回上海。即在左翼作家联盟任宣传部长，数月后改任书记”胡风：《我的小传》，《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辑。。胡风发表于1935年2月的《关于速写及其他》，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已没有了搬用国外报告文学理论的大段引述，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文体独特的理解和阐释。而且作者不是从文学政治化的角度，而是注意到从文学本体的角度论析报告文学的体性。胡风通过将对象与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文体的比较，描述出报告文学文体杂交性的情状，概括了它基本的文体特征：新闻性、文学性和论评性。胡风论述的“速写”，即报告文学。他认为：“‘速写’，就是这种杂文底姊妹。”意在强调这一文体应“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应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胡风：《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胡风对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关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胡风在抗战期间创办《七月》等刊物大力倡导报告文学，积极扶持丘东平、曹白、阿垅等报告文学作者，使他们成为现代重要的作家。对《七月》的意义，胡风自己曾有评价：“《七月》上从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来的作者，主要地以诗和报告冲破了文坛上热烈但却浮嚣的、正统的但却陈腐的文风，为现实主义开拓了道路，得到了读者的接受。”《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钱杏邨（阿英）也是左联的一位重要领导成员。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与鲁迅、沈端先三人被推定组成主席团，曾任左联党团书记。钱杏邨对报告文学发展作出的努力是独特而重要的。他主持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现代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上海事变”，是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上海军民进行英勇抗击的事件。许多作者以纪实的方式对这一事变作了迅速的反映：“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断片叙述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关于‘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阿英：《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卷第3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这些报告文学形式的作品发表在《时事新报》、《大晚报》、《烽火》等报刊。阿英从中选取作品29篇（代序二《“一·二八”之夜》实为作品），辑为“几番大战”、“火线以内”、“士兵生活”、“战区生活”、“十字旗下”、“新线印象（及其他）”6个部分，以《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为书名，交由南强书局于1932年4月出版。阿英作有《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的序言。他对“一·二八”事变中中国人民对日寇的英勇反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转述、引用川口浩、基休的观点，阐释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其写作主体应具有的基本质素。论及作品集编辑的目的，阿英以为：“第一，是为着纪念这一次伟大的事变……第二，是使青年读者能把握得Reportage这一文体的在这一时代的重要性，努力的加以学习。”同上。由此可见，编辑者有着促进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明确的意图，尽管所选作品质量不一，故而并不是一个报告文学的范本。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编辑出版的意义是显见的，它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对新兴的报告文学的一次隆重的张扬。
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者T·巴克指出：“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性的写作形式，它的发展依赖于传播媒体的支撑，而报刊成为报告文学流通的最重要的载体。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快速发展，与左联机关刊物和左联领导的进步报刊对报告文学重视有关。左联把“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作为“主要的工作方针”之一，而从左联的有关决议以及刊物征订广告等中可见，左翼刊物是擢拔报告文学这种新文体的。据姚辛《左联词典》统计，左联报刊有52种，其中《北斗》、《文学导报》、《世界文化》、《文学》、《文学月报》、《大众文艺》、《文艺新闻》、《文艺月报》、《今日文学》、《十字街头》、《海燕》、《萌芽》、《文艺》等都曾刊载过报告文学的作品、译论或理论研究的文章。在同期，左联刊物较其他刊物发表报告文学的数量要多。《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集》（1927—1937）共收录左联时期的作品29篇，其中16篇是在左联刊物上发表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卷第1分册，收录左联时期作品18篇，其中11篇发表在左联的刊物上。《文艺》月刊等还开设了报告文学专栏。在该刊创刊号和第2、第3期的专栏中，发表了尹庚的《从美洲带来的故事》（连载），拙夫的《一群》，丘东平的《滦河上的桥梁》，周汶的《抢险》，劳生的《石塘》等。《世界文化》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其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就宣言：“《世界文化》是这个对立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文化之忠实报导者……它报告资本家阶级的残酷统治（白色恐怖、法斯蒂化），也报告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报告各国的解放运动。它报告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也报告歪曲、反对、压迫无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实情。它报告国内文化上种种组织和建设。”由此可见，发表过《一个伟大的印象》这一作品的《世界文化》是以“报告”为其要务的。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倡导报告文学多有实绩。除刊发沈端先译川口浩著的《报告文学论》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丁玲《多事之秋》、杨格《长江风景》、芦焚《请愿正篇》、戴叔周《前线通信》、白苇《墙头三部曲》等。
在众多重视报告文学的左翼刊物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文艺新闻》。《文艺新闻》于1931年3月16日在上海创刊，主编为袁殊。对该刊于报告文学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群在40年代曾有评说。他认为：“在‘一·二八’的时期中，对于报告文学尽力最大的，是当时唯一的文艺报导性刊物《文艺新闻》，大部分短小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发表在这刊物上的。在这同一时期，这个刊物第一次介绍了报告文学底初步的理论，这也是中国关于报告文学理论底最初的介绍。”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为及时报道“一·二八”事变，《文艺新闻》出版战时特刊《烽火》，共13期，并结集出版《上海烽火》。它还热心于介绍报告文学的研究成果，普及报告文学的基础知识，开设“给在厂的兄弟”专栏，发表了《关于工厂通信的任务与内容》、《如何写报告文学》等文章。据袁殊回忆，《文艺新闻》是根据左联领导成员夏衍的意见而提倡报告文学的：“《文新》初期，我便与夏衍相识了……他经常提供‘左联’的消息。”“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并要求《文新》提倡。楼适夷写了几篇倡导文章，并翻译了日本《赤旗》杂志的墙头小说——《洼立》，作为报告文学的介绍。根据夏衍、适夷和我的讨论，并参照了苏联的理论，我写了《报告文学论》一文……”《袁殊文集》，第67—68页。袁殊的回忆有两处并不确切。报告文学的名称并不是由夏衍首次提出；他们的参照物，应是日本川口浩的同名论文，而不是苏联的理论。但袁殊的回忆证实了《文艺新闻》受左联影响而力倡报告文学的史实。
三、 崛起：报告文学年的存量与意义
1935年11月，远在莫斯科的肖三根据王明等人的指令，写信给左联，提出：“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肖三给左联的信》，见《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马良春、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36年春，左联党团负责人周扬等根据新的形势和肖三来信的要求，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决定解散左联。从左联的内部情况和当时民族的使命看，左联的解散是顺乎大势的。
左联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左联存在的6年，为报告文学的发展作了铺垫与蓄势。它使报告文学在中国现代文体序列中有了自己正式的文体命名，同时，左联的大力提倡与积极实践，在客观上又提升了它的文体地位。另外，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左联为报告文学准备了人才。但左联的解散又没有影响报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解散的只是一个政治化的文学组织，而文体是无法“解散”或取消的。报告文学在特定的时代中，依据它内在的某种规律而发展。左联的解散也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的“歇业”，具有左联情结，钟情于报告文学的作家继续有为于这一独特的文体。这正是1936年形成“报告文学年”的一个背景。
在现代中国报告文学史上，1936年是不能被删除或淡写的年份，就像1988年一样。这一年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报告文学的真正繁荣，而且应该说是第一次的繁荣。言及繁荣，当然应该有一个量的标志。仿照高尔基《世界的一日》，由茅盾等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掀起了空前的报告文学写作热潮。这年9月，收录490篇、合80万字的《中国的一日》，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此外，1936年除群众性的写作外，诸多作家、记者如王统照、萧军、范泉、夏征农、萧乾、洪深、王任叔、白薇、孙陵、范长江、宋之的、夏衍等发表了众多的作品。由梁瑞瑜选编的《活的记录》也在这一年由上海天马书局推出。这部作品集收录了从1932年到1936年各种报刊上的各式报告文学52篇，编选者在本集序言中有一释名：“因为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底记录，所以就称这辑子做‘活的记录’。”他以为“没有一篇是存心造作的‘文章’，全部都是活的现实生活的‘记录’，——它们当中，没有‘虚构’，没有‘粉饰’，也没有‘幻想’或‘夸张’”。这一年报告文学获得了立体的推进，译介国外理论与创作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新创刊的《文学界》月刊成为这种译介的重要载体。在其创刊上，发表了由徐懋庸译、梅林著的《报告文学论》和沈起予译、马尔克劳斯著的《报告文学的必要》《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其中，梅林的《报告文学论》是一篇重要的专论，文章包括“今日的报告文学者”、“事实的暴露”、“报告文学的艺术”等内容。论者对他指认的报告文学作家如斯沫特莱、约翰·里德、辛克莱、基希及其作品作了简练而精到的论评；比较具体地从作品报告的客体及其报告的艺术等方面，阐释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性。梅林关于作品报告的事实应有“系统”性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指出：“在报告文学中，事实，单独的事变，现实的一断片，都是观察的对象。但那当然是跟周围的世界相关联的事实，那种事实和它的结果须经过科学的系统的考察。”这里，梅林对报告文学中事实的性质作了某种规定。这就是事实，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社会整体相关联的。这一观点对我国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写作有相当的启示价值。
与理论译介同时的是译介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基希是一位被公认的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1932年他来到中国，通过实地考察、访问，写成一部内含23个单篇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作品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景况。周立波为《秘密的中国》的题材及其表现风格所吸引，将其全文译出，并以单篇的形式于《文学界》、《申报周刊》、《通俗文化》等刊物先行发表。在《文学界》上刊发的有《士兵墓地的吉原》、《污泥》（创刊号）、《纱厂童工》（第二号）、《死刑》（第三号）等篇。《秘密的中国》影响颇大。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曾说：“基希冷静的风格及其对中国旧社会的揭露和嘲讽，对于我那时的文学进修发生过深刻的影响。”黄钢：《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芙蓉》1980年第3期。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见出《秘密的中国》的引力：“一九三九年，延安鲁艺文工团员出发到晋东南时，几位团员的背包里就装着世界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的手抄本，并在行军途中背诵。”《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周立波不仅翻译了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而且还对此作了研究，并形成自己的报告文学观。发表于1936年4月25日出版的《读书生活》上的《谈谈报告文学》，是这一年报告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周立波对基希作有论定：“他并不是事态的旁观者。根据确凿的事实，他表露出他的有着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要是碰到颠倒、误错、不公，甚至残酷的事，他毫不掩饰的流露他的激越的正义感，他原是最有名的一位激烈的报告文学家。”周立波通过对优秀作家品格、心理等的分析，反映了他评价作家的某种尺度。在周立波看来，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现实的卷入者。他不仅要尊重事实，而且应该正确地评判事实，这种评判应体现出作家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作家应该成为人类普遍价值的守望者。他的“激越的正义感”正源于此。
根据对基希及其作品的体认，并联系当时中国报告文学的实际，周立波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作了自己的阐释，报告文学是作家“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简化周立波的这一表述，可知事实、思想和艺术是构成报告文学这种“结晶”体的要素。
我们指认1936年是报告文学繁荣的一年，不仅因为这一年报告文学具有数量上的可观，表现出一种全方位跃进的趋态，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年产生了在报告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报告文学年的确认正在于此。尽管茅盾“对于有些‘批评家’之审定《包身工》为标本曾表示了怀疑”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但《包身工》的价值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光明》创刊号在编辑部“社评”中认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纪录”。应该说，就题材而言，《包身工》并不见新。在此之前，杨潮发表在《太白》杂志上的《包饭作》，已对纺织包身女童工的惨苦生活遭际作了形象而颇具感染力的叙写。《包身工》的创新在于它通过富有特质性的文体精神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的展示，建构了一种优化了的文体范式。
报告文学最为基本的文体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报告文学之“报告”，既是对客体信息——新闻事实的报导，同时也指对主体情思理念的陈述。报告文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社会，表达自己价值取向的一种方式，对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作理性化的批判，成为它的文体之魂。当一个社会需要批判而缺乏批判时，批判就成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使命。报告文学的批判应是一种理性的批判，它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报导和主体的科学思辨而实现的。在这里，对有意义事实的获取与准确的传达是至关重要的。夏衍《包身工》的创作无疑具有某种示范的作用。《包身工》发表于1936年，但作者说他“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情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时就已经开始了。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又一次大的破坏，组织上要我暂隐蔽一下，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认真搜索有关包身工的材料。”除了采访工人、到工厂实地观察外，夏衍还进行实际体验。“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一些他们的日常生活。”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因此，作者确认《包身工》“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是铁一般的事实”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而报告文学，正如川口浩所说，它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包身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对象的生存景况作了实录，所以作品的批判力度就因事实的高信度而得到了强化。
报告文学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可从文本中淡出。相反，它要求主体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评判的倾向。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外化的文体；报告主要是指事实的报告，同时也应是研究分析思辨的报告。《包身工》的文体范型意义在这一点上也得到了体现。夏衍在展示对象具体的生活境遇的同时，对包身工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原因作了分析，并且基于大量惨酷的事实，不只作现象展览或客观的评说，而是亮出自我，充满激情地论评事实：在这千万的被饲养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役着的十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这种深得现象本质的议论，有效地增强作品批判控诉的逻辑力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思想家或者应该具有思想家的质素。由《包身工》昭示，夏衍不仅具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善良、勇气和正义感，而且也有思想家鞭辟入里的深刻性。报告文学文体中的论评性文字，是主体人格与理性智慧外化的一种载体。
在分析《包身工》时，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就是当时大多数的报告文学因其内容新闻性的消逝而成为过眼烟云，而《包身工》却能从过去走到现在走向未来，留存在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原因应有多解。但我以为作者观照对象所采用的复合视角，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政治文化制导期的作家，他们往往从政治的角度，即从阶级、民族、党派的立场出发观察评判对象。夏衍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当然无法超越政治。《包身工》所体现出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作者的民族情感、阶级情绪外溢可感。但与政治视角并用的还有人文视角，即作者从文学本体的角度，着力展示对象的人性特征。作品表现的基本主题是人性关怀、人道批判。夏衍是一个政治人，但同时他又没有忘却自己是作家。他自己曾说，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作者在这里给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代表与社会的良知良心，他对人的关怀就成为其职业的习惯。因此，在《包身工》中，夏衍不仅站在阶级、民族的立场批判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而且更从人性人道的角度控诉现实对包身工基本人权的践踏。作品着力叙写包身工的人生命运，凸现包身工制度造孽者的人性异化。这样处理，使作品突破了一般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主题表现，表达出更为普泛深刻的人文主题。对人道异化的揭露与批判，这是《包身工》超越时代所限而具有长久价值的重要原因。
《包身工》的成功还在于它建构一个报告与文学相生相成的文本样式。报告文学具有“互文性”的特征，而从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看，许多作品更多的是报告，而文学性相当缺失，其形制近似于通讯或随笔速写，新闻味颇浓，真正具有文学品格的报告文学并不很多。《包身工》对事实的揭露，对非人现实的批判，是通过对人物事件作真实具体形象可感的叙写来实现的。作品没有铺陈生活事件，仅仅截取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场景，但却典型而充满张力地凸现出他们悲剧命运的全景：“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作者在报告包身工生存状况时，又选择其中“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的“芦柴棒”作个例，从而特写镜头似地将包身工的悲剧推置读者的眼前。这样的结构设计颇见作者的艺术心智，但这又没有虚设生活。作者对生活的选择是艺术的，又是真实的。《包身工》中有一段联想是令人心痛而难忘的。作者由眼前包身工制度——“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这里不仅可见出作者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同时更为他艺术化的批判而颔首：“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予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类比之中，人性异化的惨酷令我们的灵魂不由自主地震动起来。
1936年除了有《包身工》这样的“标本”式的作品外，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也是一篇值得称道的报告文学。茅盾在这一作品发表次月所写的《技巧问题偶感》中对此作有评价：“宋之的则因为是亲身经过来，‘实生活’供给了他新的形式和技巧。”茅盾：《技巧问题偶感》，《中流》第1卷第3期，1936年10月5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新闻剪集”与细节强化等形式技巧，报告了专制统治下的太原“春被关在城外”的景况。作品中设置4段“新闻剪集”，以此极经济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形形色色。宋之的是一个剧作家。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注意选择戏剧化的场面反映现实的某种存在。“好人证”是一种贯穿全篇的道具，又是一个揭露专制统治的细节。在太原，“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人证。”“‘好人证’分五类，像花生、牙梨、瓜子那样的把人也鉴别了货色。”作者以近似戏谑的笔法写出了特定背景中太原城的滑稽与荒唐。
《包身工》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表明，报告文学既不是一般的新闻报告，也不是小说类的纯文学，而是报告与文学相生而成的特殊文体。1936年推出的这些作品，在较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因而独具文体史的意义。
1936年报告文学的收获与此前左联的报告文学播种密切相关。直接造就报告文学年的作家，如夏衍、茅盾、周立波、徐懋庸、沈起予等原是左联的重要成员。左联与报告文学不可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