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玖妍就这样从家里往沙口村搬东西，一年两趟，春节一趟，国庆节一趟。国庆节挨着中秋节，两个节摞在一起，也算一个大节，这样的大节是不能放过的，所以她也要回家来搬东西。起初她搬得还不是很多，还不大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后来就越搬越多了，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她越搬越多是因为她越送越不踏实，你送了这个，那个送不送呢？虽然我爸教过她，要怎样背着人，怎样偷偷摸摸地送，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知道你送了主任，副主任怎么想呢？你光送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又怎么想呢？俗话还说了，宁空一村，莫空一丁，既然你开了头，送了，那就不能漏掉一个。关于这一点，也有俗话：你知道哪尊菩萨妆了金呢？于是她就像个肯卖力气的搬运工一样，眼看着就把我们家搬空了。
对于一户人家的“空”，我认为没有谁会比我的认识更深刻。一户人家怎样才算空了呢，不是家徒四壁，不是钱袋子空了，或者米缸空了，而是肚子。如果你觉得肚子空了，空得你一天到晚惦记它，不停地吞口水，那么你家里就是空了。那几年我正在长身体，除了腿哪儿都长，因此肚子比任何时候都空得厉害。这时候光吞口水是没用的，越吞口水它越空，最后它会逼得你胡思乱想，比如油腻腻的红烧猪脚或红烧排骨，直想得你满口冒水。而巷子里又总是有一点风，总是把别人家做饭炒菜的味道吹过来，真要把人逼上绝路。这就叫恶性循环。我常常是一边咕嘟咕嘟地吞着口水，一边告诉自己别瞎想，可这同样是恶性循环—你越是叫自己别想，心里越是想得厉害。意志在这时候不起半点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肚子一空蛔虫就猖獗起来，它们到处乱钻，肆无忌惮，畅通无阻，好几次都快钻到了我的喉咙口了，我把指头塞进喉咙里去抓它们，它们又狡猾地缩回去了。我徒劳一场，还抠得自己呃儿呃儿地一阵干呕。干呕是最难受的事，肠胃都要倒出来了，眼前就像飞着一群金光闪闪的蚱蜢，就像是从肚子里飞出来的，飞到眼前来了。
那时候我满脸虫斑，头发又枯又黄，晚上睡着了就咯吱咯吱地磨牙。我开始仇恨那只大号上海牌人造革旅行袋，我觉得它是一个强盗，它从我嘴里抢东西。有一天我趁家里没人，把我爸的剃须刀片卸下来，恨恨地在那只旅行袋上划了两道半尺长的口子。
就为了这两道口子，我爸接连在我头上凿了几个炮栗子。他看着我，明知故问：“你说，这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我还假聪明，怕脸上藏不住，装出一脸的无辜，拄着凳子往外走。谁知这一走，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爸眼都不眨一下，手又长，一把就揪住了我，二话不说就凿炮栗子。因为业余做木匠，不是拿斧头就是拿刨子，他的指关节很硬，跟石头一样，几个炮栗子一凿，我眼前又冒金星。他边凿边问：“你还想走？你这么坏！你说你割它做什么？它碍了你什么事？”我当然不说，因为这时候说或不说都没有意义。我也不是不懂事，其实没腿的人懂事早，我不过是被肚子弄得没办法，就是换了神仙也要割那两刀的。可是我爸还要继续凿我的炮栗子，他说：“看我不凿通你的脑壳！”
我被他凿得昏昏沉沉的。我看着飞跳的密密麻麻的金星，气鼓鼓地说：“我就是要割它，它把东西都装走了，我不割它我还留到它？”
我喘口气又说：“它装走的都落到了我头上，只有我一个人饿肚子，你们经常在半夜里偷着给李文革吃米糕子，以为我不知道？他舔嘴巴我都听到了！”
我接着说道：“我知道，我割它也是白割的，没用的，今天割掉了，明天你们还会给她买新的，我就是故意要割给你们看的！”
我爸愣了一阵子，又扑过来，准备接着凿我的炮栗子。我透过闪跳着的金星的缝隙，隐约看见一个奔过来的硕大的影子。我对影子说：“你打我就能封住我的嘴？”
我妈伸手把他拦住了。我妈说：“你也是，手发痒呀？打几下就算了，还左一回右一回的！”我爸气呼呼的，不肯善罢甘休，说：“他阴坏！听到他说什么吧？一肚子坏心思！你就要你自己？别人都不要？你弟弟才多大？他半夜里吃一点米糕子你心里就过不去？”我妈叹一口气，说：“也是，该打。可是割都割了，你打死他也没用。”
需要着重说一说的是李玖妍—她是当事人，而且是重要当事人，但我自始至终没听见她说一句话。她怎么不说一句话呢？她在干什么？静静地待在一旁看着？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看不清什么，我眼前的那许多金星直到我睡着了才渐渐沉寂下去。
我妈几乎花了一个晚上来缝这两道口子。她在巷子口对面的鞋匠秃顶老宋那里讨了两块灰色人造革，把它们折了两折，再一剪两半，里面托一块，外面盖一块，把两道口子都缝上了。我妈过去没有钻研过女红，所以针线非常一般，歪歪扭扭，甚至有些粗糙。她戴一个铜顶针，扎一针顶一下针屁股，看起来比人家扎鞋底还费劲。
然后她就往包里装东西，用糖果点心布料以及解放鞋尼龙袜包括油豆泡，把它塞得鼓鼓囊囊的。第二天一早，李玖妍就歪着身子侧着脑袋提着它赶车去了。
李玖妍往潭底大队和沙口村搬了那么多东西，却没有打动贫下中农干部。她在信里说，黄跃春还好一点，毕竟同在一个生产队，还说几句客气话，但他只是个小队长，没什么权；那个副主任也还好，他家的狗拦在门口龇着牙朝她叫，他还踢了狗，还叫她莫怕；最要不得的是杨老八，权在他手上，便端足了主任的架子，连笑脸都不肯给一个。他只瞄一眼她的东西，把嘴一扭，意思是叫她放在桌上。他接都懒得接。她放下了东西，他坐也不叫她坐一下，而是急着叫他的女人把东西拿进房里去，怕放在外面难看。那个头上总是包着一块绿头巾的女人就当着她的面，把东西从桌上一样样全抱走了。她站在那里看着，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不甘心放下东西就走，想跟杨老八说两句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看见他们家地上又是草屑又是鸡屎，她就拿起扫帚给他扫地；扫地时看见门角落里一只凳子上搭着一堆脏衣服，又拿个盆子给他搓衣服，搓好了再端到溪里去洗；衣服洗好了，晾到竹篙上去了，见他老婆提着一桶潲水去喂猪，她赶忙过去搭一把手，她老婆说一桶潲水还消两个人？我锅碗还没洗呢。她便又去给他们家洗锅碗，抹灶台，抹桌子……都忙完了，便将热水瓶提过来，给杨老八杯子里加点水。她说：“杨主任……”杨老八摆摆手，叫她走。杨老八说：“你想说什么我知道的，你还是先回去吧。”
她想既然人家这样说了，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说破了反而不好，只要安心等着就是了。于是只要有空，她就到杨老八家里去，见什么做什么，有衣服洗衣服，有被子洗被子。看见要做烟笋，就拿刀剐笋皮；看见猪圈里的猪粪，就铲进簸箕里挑到他家菜地里去。魏红本来就是三天两头往这里跑的，所以她经常会在这里碰到魏红，这时候她总是有些尴尬。但魏红一点也不尴尬，魏红说，李玖妍你把这堆衣服洗了吧，过一会儿又说，李玖妍你只洗了衣服，你看那些鞋子还丢在那里，你也不刷一下？魏红变成监工了。李玖妍在心里骂，以为自己是谁？什么东西！她说魏红你光长一张嘴，你怎么不去刷一下呢？魏红翻翻眼睛，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没看见我在给我表舅妈打毛衣吗？李玖妍就压不住心里的火了，想跟魏红吵架了，她说魏红你说清楚，我到底怎样了？难道这是你魏红家，你来得我来不得？我来了你心里就不平衡？魏红却不接话，干脆不理她了，眼里没有李玖妍这个人。魏红欢快地叫着，喂喂喂，表舅妈表舅妈，你看啊，我在这里给你间一点花色，怎么样，好不好？
表舅妈说，好，好好好。
魏红所谓的表舅妈，就是那个包绿头巾的女人。那女人都闲得有些发胖了，魏红没事就偎着她坐在大门边，两个人有说有笑，经常笑得咯咯的。
李玖妍说，魏红，你回答我！
魏红说表舅妈你要看准噢，不要等我打出来了，你又说不好噢。
表舅妈说你这鬼丫头，我说好就好，你放心打就是了。
她们合伙把李玖妍晾到一边，不但凸显了李玖妍的小气狭窄，还让她想吵架都找不到对手。虽然她恨得咬牙切齿，也只好一个人生闷气。等到秋天，招工的来了，没她的份，招生的来了，也没她的份。她再去问杨老八时，杨老八推着自行车往外走，一边跨上去一边说：“不急嘛，一步一步来嘛。”她就跟着杨老八跑，说：“杨主任我怎么能不急呢，我看见魏红不是走了吗？”杨老八说：“魏红是魏红，你是你，各人的情况不一样嘛，又不是刀切豆腐，哪能一般齐呢？”李玖妍着急地说：“可是我和魏红都是最早一拨的呀，再说魏红也不比我多出一天工啊。”杨老八说：“那照你的意思，把魏红拿下来，把你换上去，你就没意见？”李玖妍说：“我没那样说，我的意思是魏红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呢？”
她跟着杨老八的自行车跑到了机耕道上。机耕道是新修起来的，又暄又软，杨老八骑不动了，便用脚点住车子，扬起下巴问道：“李玖妍，你这是在质问我吗？你要一直跟着我跑下去吗？我现在到公社革委会去开会，要不你就这样跟着我跑，跑到公社革委会去，当他们的面质问我？”李玖妍说：“杨主任，我怎么敢质问你呢，我只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杨老八说：“你那点情况我还不清楚吗，你先是想当积极分子，想入党，现在呢是一心想离开农村，想进工厂，还想上大学，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咬住嘴唇站在那里。
杨老八吊起眉毛看着她，又问她，还要不要跟着他跑？见她不吭声了，杨老八嘿嘿一笑，骑着车子歪歪扭扭地走了。
李玖妍说杨老八的话就像是一个耳光，抽得她都站不住了。当时她站在机耕道上，附近田头翻窖肥的人都扭头朝这边看着，挑窖肥的人也朝这边看着。她感到很屈辱，差一点就哭出来了。她咬紧牙关，拼命忍着，好不容易才把涌出来的泪水忍回去了。她让泪水往心里流。她感到泪水像锥子一样锥到心里去了。她在信里骂道，什么贫下中农，什么杨老八，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一得势就成了刘文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