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 （8）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几天后，周先生带人专程来北京看阅我的《盖》剧本，之后，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当场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事情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太顺利的事情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顺……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对此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还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麻烦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
听到专家的否定，制片人小C难过得不敢抬头看我，怕我吃不消哭出来。是的，这对任何一位编剧来说都是残酷的，对我也是一样。但我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认真记录着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我知道任何好剧本都是改出来的，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缺憾，才能将剧本推向新高。
会后，周先生同我协商，按着合同约定让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宾馆……
记得德尔·菲利普斯说过：“失败是什么？失败是走向成功的开始，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提得很对，尤其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及央视影视部一位副主任谈得非常好。他们让我脱离原型，大胆地构思，剪断真实故事对我的束缚……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翻原剧本，重新构思创作一部二十集的剧本！
可是，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重新创作一部二战时期的二十集大戏，谈何容易！
记得美国一名黑人短跑运动员，当他第三次战胜伤病重新站到世界比赛二百米的跑道上时，刚刚冲出弯道就突然发生了跟腱断裂。在一片惋惜声中，他单脚跳着向终点奔去。他父亲从看台上跑下来搀扶儿子，劝他：“孩子，你表现得已经非常出色了，你可以停下了！”他却哭着，始终不肯停下。父子俩搀扶着，流着泪，一步一步一直跳到终点。看到这一幕，我坚信这个黑人运动员早晚有一天会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后来果然如此。
世界冠军虽然只是淘汰率最快的短暂，但冠军精神却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我年轻时曾当过专业速滑运动员，虽然我只是一个冰场上的二等“残废”，但运动员那种无坚不摧、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却给了我永恒的激励，成为我一生的主宰——它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勇往直前！
再说，我从小在黑龙江的暴风雪中长大，北方的寒冷造就了我的个性。它要我跌倒了必须爬起来，否则就会冻死在荒郊野外。残酷的严冬绝不会可怜一个小孩儿的眼泪。从小在风雪中摔打，所以摔跟头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于是，我很快就从被推倒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迅速调整好心态，立刻着手重新构思剧本。
12月19日，周先生派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责任编辑潘宇凡来哈尔滨跟我交流剧本的修改意见，住在我家里，我先生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小潘也是编剧，人很随和，也很正派，我们充分交流了下一稿的意见。
三天后，小潘离去了。我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关就是两个月。不过，每天晚间仍然去游泳馆游一千米。这年冬天的哈尔滨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而我却风雪无阻。我觉得游泳是我放松神经的最好去处，否则我无法保证连续战斗。
歌德说：“人的潜能就像一种强大的动力，有时候它爆发出来的能量，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是的，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这次剧本的构思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