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3）
“张雅文，你这么说我很不高兴！我非常不高兴！我告诉你，我是很尊重你的，我希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你这种态度，我可以向央视打报告，我不接这部戏了！”
我顿时呆了。我不明白一个编剧难道连对自己的剧本提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更不明白，我刚说一句话，导演为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后来得知，在研讨会上，第一个高度赞扬赵女士剧本的正是这位导演。我不知这位资深导演是看不出剧本存在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影响着他的艺术判断力……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就在众目睽睽的餐厅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主任说：“你哭什么你？有话你就说嘛！”
我说：“我希望你们能认真地看看我这稿剧本……”并将我的剧本及对改编本的意见都留给了他。
走出餐厅，外面电闪雷鸣，下着瓢泼大雨。而我却泪雨交加地走在长安街上……
那一天，我在出租车上转了两个多小时，找不到家了……
后来得知，其实在改编本研讨会上，有专家早就提出《盖》剧是一部严肃的正剧，不应该有大量表现强奸、叛徒等媚俗的戏，应该大力表现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一面，不应过多展示比利时民众低劣的人性。一位领导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不要排斥张雅文，一定要把她剧本中好的部分拿过来！”
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提出不要排斥我？为什么专家的意见都不能引起改编者的重视？剧本的问题明明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没人肯证实？为什么就没人听听我这个编剧的呼声？如果投拍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剧本将可惜了这个好素材，也可惜了我的巨大付出。我甚至想给央视台长赵化勇写封信，请他下令停止拍摄《盖》剧……
就连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钱为强先生，也对改编本提出了看法，他们在发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们认为这部作品缺乏矛盾冲突的转化，没有写出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震撼观众心灵的人和事，缺乏本能的出自内在的感情和思想，没有真正使人产生共鸣。很多事物、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是以中国现代社会的思维来表现的，甚至不少‘文革’时期人物行动语言的影子。两个角色玛格丽特和将军佣人的遭遇和她们后期所起的作用，将会引起比利时人民的怀疑和争论……”
我不是一个玩文学的人。我是一个把文学艺术当成生命的人。后来，我又找到导演助理跟她苦口婆心地谈了一上午，并通过她给导演捎去一封长信，恳请导演一定要把好剧本关。我在信中说：“我们谁的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观众推出一部好作品。否则，我们有愧于这个题材，也有愧于钱秀玲老人……”
我哪里知道，赵女士与制片方早已签订了第二份《补充协议》，我已经不是编剧了，而我还在这不自量力地自作多情呢。
十四
在这里，我要谈出一个从未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在我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正是由于这个神秘电话使我了解了许多内幕……
第一次电话是2001年8月25日晚间十点左右打来的，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你是张雅文吗？”
我觉得这声音很陌生，好像从没听到过，问他是谁，他只说：“张雅文，在《盖》剧新闻发布会上，你应该以编剧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否则，你的编剧署名肯定保不住了。”
“不可能，我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有合同！”我急忙问了一句，“请问你是谁？”
他说：“你太天真了。他们已经签了合同……”
“什么合同？你说谁签了合同？”
他犹豫了片刻，说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手拿话筒半天愣在那里。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想挑拨我和制片人的关系，还是他知道什么内幕？从他的声音判断，这人很成熟、很稳重，不像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我急忙打电话跟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这人肯定知道内幕，你应该按照他说的办……”
第二天，我向制片人提出我以编剧身份向来参加《盖》剧新闻发布会的艾克兴市长杜特里约先生赠送鲜花和礼品，他们同意了。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发现整个新闻稿没提到一句编剧。而且，当我献完鲜花记者找我采访时，某位制片人竟然出面制止……
9月7日晚十一点左右，我忽然接到朋友范导演打来的电话，他急切地问我：“张大姐怎么回事？《盖》剧编剧怎么不是你？你快看看央视一套……”
我急忙打开电视，只见央视正播“电视你我他”的节目，赵女士正以《盖》剧编剧身份侃侃而谈呢。字幕打出赵女士是《盖》剧编剧，而我连个影儿都没有。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李占恒打来的。他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编剧不是我，而是那个姓赵的。他说：“会不会又发生上一部儿童电影的事？”
“……”我一时无法回答。
他说：“雅文，对这种侵权的事，你绝不能任其发展，否则……”他谈到他们沈阳军区专业作家、著名电影《黑三角》的编剧李英杰的一部电视剧，因被他人暗中置换编剧，又讨不回公道，气得郁闷成疾，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现在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一提他就哭。
是啊，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他的孩子，眼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孩子，却活活地被他人夺走，谁能不气得发疯、不气得脑溢血呢？
此刻，我的心抖成了一团，手脚冰凉，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急忙拨通哈尔滨家里的电话，跟我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看来在对待编剧的问题上，他们是有预谋的。觉得这个题材好，有人就一心想取代你的编剧。他们从剧本、合同、媒体宣传等几个方面来否定你，等到电视剧播出后，造成既定事实，你再有理也没用了！所以，你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但你千万不要生气……”
于是，就在这天夜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强硬的决定——
这一夜，也因此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无法断定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更无法断定它对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只知道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的个性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苦孕育三年的孩子，活活地被他人夺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喝了点水，润了润冒火般的嗓子，然后坐到了电脑前……
第二天早晨七点，我拿着打印好的五封信，走出了家门。
八点三十分，五封特快，分别寄给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副台长胡恩、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健民以及另外两位制片方的领导，向他们发出“以死以法抗争我编剧的权利”的呐喊！我在信中阐述了两次被侵权的经过，希望有关领导能给我起码的公道，否则我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此之前，尽管我心里憋屈得要死，可我仍然强装笑脸怕得罪人家。现在我已经被逼到了绝路，于是，我这个屡经坎坷、屡遭不公的小人物，第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豁出去了。
三天后，A先生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谈谈，我却把电话给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无理地对待他人。
拉伯雷说：“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
不一会儿，我先生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A先生给他去电话谈了很长时间，A先生说赵化勇台长找他了，让他处理好这件事，还说好多事情并不是他的主意，是上边定的……
中国妇联领导也打来电话，让我跟A先生见面谈谈。
9月18日下午三点，在中国妇联秘书长的主持下，我和A先生见面了。
A先生说：“编剧还是你，‘电视你我他’的节目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搞的。”他还说，“其实我也很难办，赵女士是我请来的，你又是我的朋友，我得一手托两家。你觉得委屈，赵女士还觉得委屈呢。她被我请来四十天拿出剧本，近视眼都快累瞎了。可她只能署名改编，而你却以编剧的名义上台去给市长献花，她手都气得冰凉……”
是啊，赵女士是你们请来的编剧，你们应该体谅她的感受。可是，你们考虑过我这个花甲老作家的感受吗？《盖》剧是我自费跑到欧洲、历尽千辛万苦挖掘的素材，又呕心沥血创作出的剧本，你们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赵女士踏着我给你们牵线搭桥的关系飞往布鲁塞尔……之后，你们又背着我签订两份合同，让赵女士取代我的编剧。你们却没一个人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告知我，而是一直在欺骗我。我这把年纪了，没门没窗没背景，不被人看重也就罢了，可你们总不能像糊弄小孩子一样耍弄我吧？别说是一个老作家，就是一个三岁孩子，也受不了这种人格的轻视和权益的伤害呀！我更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和赵女士共同努力搞好剧本，而非得要贬低一个，抬高一个，捧一个，排斥一个呢？
在中国妇联领导面前，我第一次道出内心的委屈，说到伤心处，不禁老泪纵横，听得妇联秘书长几次红了眼圈。
我说：“我从没有伤害过赵女士，可她却伤害了我。她不应该在剧本上处处排斥我，她应该本着对《盖》剧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剧本。其实，在对待剧本的问题上，你们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听到这话，A先生顿时一愣，问我：“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谁告诉你的？”见我不回答，他气愤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找出来我决不饶他！”
是的，我也想找出这个人。我想好好地谢谢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朋友，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这次见面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久，《盖》剧剧组赴比利时开机了。
临行前，我在一家不错的餐厅请周先生共进晚餐，再次谈到我的稿酬问题。他说等资金到位就付给我。
之后，我又踏上北去的列车，像上次离去时一样，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痛苦与惆怅，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
十五
回到哈尔滨，我开始严重失眠，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睡着了就做噩梦，总是梦见一帮人来抢我的孩子。我拼命争抢也抢不过他们，我总是拼命地大喊：“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过去我从不说梦话，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地把先生惊醒，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几天前，小孙女放假来我家住几天，半夜被我的哭喊声吓醒了，哭着说：“奶奶，你说梦话太吓人了！我好害怕，我要回家……”我怕邻居听见我哭喊产生误会，只好告诉人家我爱说梦话。
而且，我开始不愿见任何人，整天就坐电脑前，疯狂地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长篇小说。四个月完成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只有创作，才能使我感到一时的解脱。可是一离开电脑，我立刻又陷入了无法排遣的愤懑与烦躁之中。
我本来是一个开朗、豁达、能自我化解矛盾的人，但这次，我那屡经磨难、一向自以为无比坚强而充满阳光的心灵，第一次变得扭曲了。一向活泼、开朗的我，一向与歌声和笑声相伴的我，竟然连笑都不会笑了。尤其再次接到那个神秘电话之后，我的心变得更加阴暗、更加可怕了。
我不知我得了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总之，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一个人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和巨大的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和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这天晚间，我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电话，他开口就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没有学过编剧？”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立刻敏感地反问一句。
“你是不是只读了小学？”他又问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