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父母身上找到我的生命之魂 （2）
母亲说，那时候没人拿女人当人，对女人生孩子就更不当一回事了。女人不能在炕席上生孩子，怕血水弄脏了炕席。而且，生完孩子就得下地干活，不少女人都得了子宫下垂，晚间睡觉把子宫送上去，白天干活又掉下来，整天像夹个茄子似的，子宫都磨出血了。
不仅是母亲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看到佳木斯大街上拉煤、拉锯末子、推水泥，全是女的。她们拉着比她们体重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物，脸上淌着臭汗，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我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男人的承受力远不如女人，大概就因为中国女人承受了太多苦难的缘故吧！
那天夜里，母亲躺在干草上一直折腾到深夜，我的小姐姐总算出生了，却是脐带缠脖，全身青紫，已经断气了。母亲很难过，一条小生命连爹妈都没看一眼，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她给小姐姐戴上一只小红兜兜儿，捆上一捆干草。第二天早晨，让哥哥把草捆扔到了后山上。几天后，母亲在后山只找到那只红兜兜儿和几块小骨头。
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人这一辈子，啥事都能遇到。你说谁能想到我一个富人家的二小姐，一辈子遭那么大的罪？人哪，到啥时候说啥话吧，没逼到份儿上，要逼到那个份儿上，啥事都能干出来！你说我那会儿，你爸爸关在大牢里，等着我把他弄出来，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世，你姥姥家又远，一些亲戚都眼红咱家得到了张大师的家业，都巴不得看咱家笑话。你说我不挺着咋办？有啥法子？”
母亲说得极是，遇到这种事不挺着又有啥办法？
二十二
没等满月，母亲就带着哥哥和姐姐跑到开原县城，通过一位表哥，终于找到了那位办父亲案子的县官—— 一个姓史的又黑又瘦的小老头。母亲一直叫他史官。
母亲对史官说，父亲是冤枉的，是寡妇母女陷害他，请求史官秉公办案放了父亲。史官坐在太椅上一言不发，末了，见母亲将三百块大洋放在桌子上，这才开口说了一句：“回去等你男人吧。”
听到这话，母亲急忙跪下给史官磕头……
三天后，被关押了一年多的父亲，第一次被带到县衙门过堂。
在大堂上，父亲拒不承认自己调戏过寡妇二婶，说他因为拒绝娶寡妇二婶作二房，所以才遭到二婶的诬陷。父亲本以为过完堂就该放他回家了。
可是，史官却在大堂上宣判：“张国卿目无国法，多次调戏亲弟媳……”
一听这话，父亲勃然大怒：“不！我从没调戏过她！是她诬陷……”
原来史官也是信教的，与张大师的私交甚笃。寡妇二婶早用重金买通了他。
就在这时，大堂里突然出现了三个人，吓得道貌岸然的史官顿时目瞪口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我那风尘仆仆的母亲抱着姐姐，领着哥哥，不顾衙役的阻拦，拼着性命闯到了史官面前……
母亲瞪着一只眼睛逼视着史官，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姓史的，你这个贪赃枉法的史官，你收了我的大洋还要判我男人！我告诉你，我在阳间打不赢官司，我到阴间也要去告你！”说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掌握生杀大权的史官面前，把手里攥着的一把大烟泡，猛地塞到了嘴里……
这可吓坏了史官，他怕出人命，急忙宣布休庭。
原来，母亲到家第二天就接到表哥捎来的口信，说父亲的案子明天就要过堂，而且凶多吉少。母亲只好雇马车连夜又赶往开原。
母亲吞下大烟泡之后，并没有死，很快就将大烟泡排泄出去了。大烟泡外面包着一层蜡纸，只要蜡纸不脱落，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就像现在用人体走私毒品一样。
母亲的壮举轰动了衙门，也轰动了整个开原县城。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父亲的故事，在大台村那一带流传了很久，1988年我第一次回故乡去看望姑姑，姑姑还说起这件事呢。
当年，母亲对我讲起这段往事时，我并不觉得怎样。可现在，当我撰写这部书稿，当我开始反思人生、审视父辈时，却另有一番深刻的感慨：
我的父母虽然一生都是普普通通的草民，进城以后也只是一个下等公民，没有任何值得儿女炫耀的地方。但是，在那吃人的黑暗社会里，为了家庭，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他们居然在操纵着生杀大权的县官面前，在极其强大的宗法势力面前，毫无惧色，顶天立地地活了一把，上演了悲壮而感人的一幕，实在令晚辈感到钦佩和自豪！我佩服母亲视死如归的勇敢，更佩服父亲宁肯坐牢也不肯屈服的个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找到了我个性形成的基因……
发生这一幕不久，寡妇二婶就去世了。寡妇二婶的家人提出要分张大师的家业，父母同意分给她一座山头。于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总算结束了。双方打官司折腾的都是张大师的家产，所以土改时我家被划为中农。
父亲回家那天，父母守着火盆聊了半宿。
母亲一边往火盆里抖落着父亲衣服上的虱子，一边诉说着一年来的遭遇，说到孩子的死，母亲哭了。
父亲却说：“嗨，死了好，活着也是受罪！”他满腹怨气地发着牢骚，“真是看破世事惊破胆，阅尽人情寒透心！我二弟刚死，他败家的老婆就来诬陷我……要不是你当堂吞下大烟泡，我说不定要蹲几年大牢呢！你说这败家的世道……”
父亲觉得这一年多的监狱蹲得太窝囊，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天天躺在炕上生闷气。他决定去奉天找点事做，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就不受张大师的气了。可是，就在他准备动身去奉天的前一天夜里，我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十三
这天半夜，只听哗拉一声，窗户纸忽然被人撕下来了。
被惊醒的父母看到月亮地里站着一帮背枪的，以为来了胡子。
父亲急忙赔着笑脸上前应酬：“各位长官，穷家寒舍的，没啥像样东西……孩子他妈，快给长官烧水沏茶煮鸡蛋！”
一个当官模样的说他们迷路了，让父亲送他们去金寨。
金寨离我家二十多里路，父亲知道此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可又不敢不去，只好对母亲说：“我去去就回来，你带孩子先睡吧！”
母亲说，那天晚间的月亮很大，她站在门外的山坡上，望着那条落满霜雪的白亮亮的山道，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山，也不见父亲的踪影。
第二天，母亲带着哥哥姐姐跑了一趟金寨，从金寨回来她就病倒了。她觉得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太险恶、太难熬了。父亲刚从大牢里出来又被人抓走了，连死活都不知道。
可是，再难熬也得活下去。从此，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这孤零零的山沟里打发着艰难时光。
第二年春天，终于接到父亲托人捎来的一封信，说他被抓去当兵了。捧着这封信，从不落泪的母亲放声大哭，总算知道父亲还活着呢。
春天，母亲带着哥哥和姐姐开始种地。农忙时节忙不过来，母亲就到山外的村里雇来几个帮工，为了让帮工好好干活，母亲给他们做高粱米面菜团子吃。清晨三点，天刚放亮，母亲就起床到高粱地里折下一堆高粱穗子，然后将高粱粒子搓下来自己推磨磨成面，再到菜地里拔来白菜剁馅、和面、包菜团子……中午，帮工们看到母亲挑着两桶菜团子，像一阵风似的飘到地头，没有一个不佩服母亲能干的。
兵荒马乱的年月，在这深山老峪的山沟里，母亲带着哥哥姐姐每天晚间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这天夜里，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忽然听到哐哐的砸门声，母亲急忙把哥哥和姐姐推到炕梢，用被子把他俩蒙上，拎着铁棍子问来人是谁。只听门外厉声吼道：“痛快开门！再不开门就把房子给你点着喽！”
母亲只好哆哆嗦嗦地点着灯，打开房门，只见几个胡子拉碴的家伙闯进屋来，进屋就翻箱倒柜，把所剩不多的几件衣物全部拿走了，仍不甘心，一个家伙指着炕梢的哥哥说：“把他给我带走！张大师总不能看着他的孙子没命吧？”
母亲像疯了似的抱住哥哥死不撒手。可是瘦小的母亲哪是一帮胡子的对手，眼看着哥哥就要被拽走了。这时，母亲忽然发现拽我哥的人有点面熟，急忙说道：“这位大兄弟是老戴家的三黑子吧？”
三黑子一听母亲叫出自己的小名，顿时一愣……
我姥姥无师自通，会给小孩看病，谁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她。三黑子两岁那年出麻疹出不来，高烧不退差点憋死，是姥姥给开的两副药救了他。
“三黑子！”母亲厉声喊起来，“你要丧良心，就把我们娘仨一块带走！你不怕遭报应，要杀要砍你就动手吧！”
听母亲这么一说，三黑子急忙松开哥哥起身跑了。
胡子走了，母亲却搂着哥哥、姐姐一直哆嗦到天亮。
每当有月亮的夜晚，母亲就一手拉着哥哥，一手拽着姐姐，站在我家院子里，望着我家门前那条曲曲弯弯、很少有人走的山路，盼望着父亲的归来……
直到第二年冬天，一个月亮大好的夜晚，终于看到一个细高的身影从山下走来，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知道自己的眼神不好，急忙叫眼尖的哥哥……
果然是一身戎装的父亲！
数天前，母亲得知张大师从开原县城回来，不慎从马车上跌下来过世了，就急忙给父亲去了一封信。父亲被抓到张作霖的部队以后，长官看他有文化，就让他帮助长官干些抄抄写写的差事，接到母亲的来信，就向长官请假回来处理丧事。
父亲给张大师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按照道教规矩，用石头给张大师在南山的松树林里砌了一座坐棺，因为张大师是坐着过世的。小时候，我从不敢走近那片松林，总怕照片上的老头从坐棺里钻出来抓我。
随着道长的仙逝，父亲终于回家了，从此在这孤零零的山沟里，带着一家老小过着艰难、清苦而又与世隔绝的日子。
但是，父亲被抓去当兵的这段历史，却成为父亲一生的“污点”，进城以后，他想找份正式工作都很困难。我们这帮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哥哥的工作能力很强，但一辈子连个股长都没混上。我呢，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很长时间连共青团都入不上。
二十四
从父母身上，我看到了那代人的悲哀与无奈，但从母亲身上，却看到了中国女性勤劳、坚强、不畏苦难、不惧强权，敢于维护自己权利与尊严的高贵品格！
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却在宗法势力极其强大的年代里，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父亲，在大堂上怒斥贪赃枉法的县官，冲着黑暗势力吼出内心的愤怒：“我在阳间打不赢官司，我到阴间也要去告你！”
是的，生命的尊严不在于地位高低，不在于势力大小，更不在于贫富差异。
中国近代向世界列强跪了一百多年，最后跪来的是什么？是耻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是日本奴役中国东北十四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在决定打不打官司的这段时间里，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你一个堂堂作家，就这样一次次地被伤害、被折磨，难道你连父辈的骨气都没有吗？难道你们这些作家的尊严和权利就这样被人践踏，被人欺负，却连个声都不敢吭吗？难道你还要让自己的灵魂永远地跪下去吗？
“不，我是人，我要站着活！我要像母亲那样，活出自己的人格，活出自己的尊严，活出自己的权利来！”我知道，这是我那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格，向我发出的最后通牒。
人们说，尊严无价，人格无价，权利更无价！
过去，我一直用拙笔为他人呐喊，现在，我该用法律为自己抗争了。为了我们作家的权益和尊严，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这三场官司。
在起动法律程序之前，我在北京约见几位法律界的朋友，检察出版社的牛静河先生、检察官出身的罗辑先生、检察出版社彭年贵副社长等，请他们帮我分析三起官司的可行性……
2002年6月，我请北京远东律师事务所的乔冬生、孙树理两位律师，担任我的代理律师，同时起诉三起官司：
诉赵女士的侵权案；
诉广东伟佳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及潇湘电影制片厂音像公司的VCD、DVD侵权案，这两起案子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在湖南长沙市中级人院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