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野兽出没的小兴安岭度过苦难童年 （1）
荒无人烟风雪弥漫的山路上，留下一串串孤零零的小脚印，也留下一个孩子无助的哭声。坏人、野猪、狼、永无尽头的山路，对一个十岁女孩儿来说，意味着什么？
三十一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我这个一直渴望到城里找婆家的山里孩子，终于来到冰天雪地到处都飘散着烧饼和油条味儿的北方城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我这双被大山封闭了九年、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眼睛，第一次看到山外世界，第一次看到我日夜梦想的“城里”……
一连好多天，我看什么都觉得新奇，都觉得不可思议，看到又明又亮的电灯，心想，这灯为啥不用点火就能放光呢？偶尔看到马路上跑过一辆屁股后冒着白烟的“铁车”，更觉得奇怪，它怎么不用马拉就能跑得飞快呢？我和侄女傻乎乎地追在汽车后面，争抢着闻那汽油味儿，觉得那汽油味儿特好闻……
佳木斯的小城不大，地理位置很好，北临松花江，南靠小南山。松花江一直通往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当年日本侵占东北时，一直称它是“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佳木斯”。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为抗战的“东北小延安”。张闻天、林枫等许多党政要人和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过。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夫妇就是在这里病逝的。当然这都是后来知道的。
我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一时没地方住，临时住进一座破庙里。一天晚间，不知什么原因，全家十几口人都口吐白沫、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后来，我家离开破庙，搬进光复路东昌酱园附近的一幢平房，是哥哥新上班的工厂给的。我和侄女天天跑到附近的西林公园打滑梯，荡秋千，翻杠子，玩得特别开心。这年夏天，我和大侄女一起走进了佳木斯第三小学读一年级。
当我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放学回来，却经常发现，父亲坐在门槛上呆呆地望着马路上的过往行人，两眼空洞洞的毫无内容，连从前那种怨气都没有了。我问父亲看啥呢，他从不回答，只是呆呆地坐着。
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一辈子渴望走出山沟过体面人的日子。可是，当他面对喧嚣而陌生的城市，却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与失落。哥哥和三姐都进工厂当了工人，父亲却无事可做。他在封闭的山沟里生活了几十年，他的思维，他的行为和习惯，都无法适应这里的一切。他不能像哥哥那样找一份工作，一是年岁大了，二是有“历史”问题，而哥哥一个人又养活不了这十几口之家。
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又听到了那种神秘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忙睁开眼睛，发现屋里很暗，窗帘用牛皮纸挡得严严的，没点电灯，只点着一支蜡烛，蜡烛上还罩着纸筒。只见父母坐在地上的饭桌前，双手擎着从老家带来的那只小锣，母亲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又跟那个无影无踪的神秘老太说着什么，开始听不太清，后来终于听清了。
“狐老太太，好久没给您上香上供了，请您别挑理，没法子……今天有件事求您帮忙，我打算离开佳木斯到小兴安岭山区去开荒种地……”
一听要离开佳木斯，我立刻瞪大眼睛盯着那小锣，心想：“小锣啊小锣，你可别画圈啊！我求你了，你可千万打杠子啊！我可不想离开这里……”我死死地盯着小锣，只见它缓缓地移动起来……天哪！它又开始画圈了。该死的小锣，你怎么又瞎画圈啊？当初你画圈说二姐的病能好呢，她哪好了？都怨你瞎画圈！
我心里愤愤地骂着，忽然又听到父亲用极小的声音问道：“狐老太太，我再问您一件事。二丫头总守在我们身边也不是回事，我打算给她找个婆家……”
一听说要给二姐找婆家，我急忙瞅一眼睡在我身边的二姐……
这天傍晚，我放学回来，看到一帮孩子正冲我二姐喊着一套顺口溜，那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一首童谣改编的：“咪嘟嘟发咪来，罗锅罗锅真可爱！上街去买菜，跌个跟头起不来！活该活该真活该，谁让你长个罗锅来……”
我急忙冲着那帮孩子大喊：“不许你们喊我二姐罗锅！我二姐不是罗锅，你们才是罗锅呢！”我最受不了别人嘲弄二姐，谁要喊她罗锅我就想跟谁拼命。
“罗锅！罗锅！气死你！气死你！”那帮孩子喊得更欢了。
我冲他们奔过去，一个男孩上来给我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了。二姐急忙把我拽进屋去，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败家的孩子，你越学越出息了，还学会打架了你！我看你是短揍了！”
二姐忙把我拽到哥嫂屋里，一边给我擦着鼻血，一边说：“管他们干啥？让他们喊去，二姐本来就是罗锅嘛。”
“不嘛！我不许他们喊，他们才是罗锅呢！”我哭喊道。
后来每当看到罗锅或残疾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怜的二姐，心里总会生出许多怜悯。
此刻，我看到二姐闭着眼睛躺在枕头上，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抖……
不一会儿，筷子又咯吱咯吱地画起圈来，我急忙又瞅二姐，只见二姐满脸是泪。我小声叫了一声“二姐……”二姐急忙用被子蒙住了脑袋。
我忍不住哭起来：“妈，别给二姐找婆家，二姐都哭了！我再也不跟那些孩子打架了。爸妈，我求你们了……”
一听我醒了，母亲急忙吹灭了蜡烛。
第二天，二姐哭着央求母亲，说她不想嫁人，别给她找婆家。
回想起来，那副锣筷主宰了我们家几十年，我家的许多大事小情，包括几个哥哥姐姐的婚事，都是由那副锣筷“说了算”。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对好多问题的认识都是蒙昧无知的，自己主宰不了自己，所以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想象中的神灵掌握。但我一直弄不明白，那副锣筷为什么会画圈，为什么会打杠子……后来，我把这一个情节写进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
那副神秘的锣筷又一次主宰了我和父母的命运——
1954年夏天，我极不情愿地跟随父母离开了佳木斯，来到伊春市南岔镇的小兴安岭山区。于是，我从辽宁开原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又来到了更原始、更蛮荒的小兴安岭山区，在那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父亲选择的落脚之地又是一个山沟，三面环山，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出了山口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山沟里稀稀拉拉地住着几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据说都是有问题跑来“避风”的。
1999年春，我在伊春市文联主席葛维举先生的陪同下，第一次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四十多年的变化很大，从前的大草甸子消失了，变成了庄稼地；原始森林被砍光了，只剩下矮趴趴的灌木丛；原来的湍湍小溪变成了枯水河沟。但跟从前一样，山沟里只有十几幢破草房，而且仍然没有通电。
2000年夏天，葛维举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经过他的努力，这里终于通电了。
可想而知，五十年代会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我家从前住的马架窝棚早已不复存在。奇怪的是，周围没有一棵梨树，唯独我家盖窝棚的地方长出两棵梨树。此刻正是梨花开放时节，风一吹，满树的梨花飘落我一身，我心中顿生许多感慨：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昔日之如花少女，如今已是两鬓如梨花的老妇。
当年，面对这片荒凉的蛮荒之地，我那坚强能干、从未被苦难压倒的母亲，第一天就趴在没人深的草丛里放声大哭。她说，这不是从屎窝挪尿窝吗？从大山沟搬进这原始森林，这得到哪年哪月才能有出头之日啊？
母亲哭，我也跟着哭。
我恨那个狐老太太，也埋怨父亲不该听狐老太太瞎画圈，害得我们跑到这个鬼地方来，连个住处都没有！
可是，母亲左右不了父亲，只能跟着父亲一把汗水一把泪地砍木头、和泥、用柳条拌着稀泥，在山根底下垒起一个栖息之地—— 一间不到七平方米的马架窝棚。
马架窝棚又矮又小，就像常见的看瓜窝棚似的，锅台连着炕，一上炕脑袋就会撞到棚顶，炕脚底下只有半尺高，在炕上站着连腰都直不起来，系裤带只能下地。窝棚里只有一扇巴掌大的北窗，夏天热得要命，满屋都是黑压压的苍蝇，一到晚间，蚊子、小咬、跳蚤全部出动了，咬得我浑身奇痒，挠得胳膊、腿都化脓感染了。冬天屋里冷得要命，满墙都是白亮亮的冰霜，水缸都冻裂了。没有井，就吃门前一条小溪里的水，夏天挑水，冬天就刨冰。
搭窝棚那几天，父母带我借住在一个姓李的老头家里。我叫他李大爷。他孤身一人，双手残疾，洗脸时手够不到后脖颈。他很喜欢我，一煮倭瓜粥就喊我去吃。每次吃完，他都摸摸我撑得圆鼓鼓的肚子，问我吃没吃饱。
有一次，母亲让我去李大爷家借点盐，我推开门看见他捧着一件女人的花衣裳呜呜哭呢，哭着哭着，又将花衣裳往裤裆里塞……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让我去他家了。后来，我将这个人物写进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
从此，父母就在这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山里开荒种地，过着比从前更艰苦、更难熬、更看不到出路的日子……
眼看快到开学的日子了，我问母亲：“妈，我上哪去上学呀？”
“嗨，”母亲长叹一声，“傻孩子，你看这眼前都是大山，哪有学校？”
我一听就哭了，我说：“不嘛！我要上学……”
“孩子，这山沟里没一个孩子上学。人家都不念书，你也别念了。噢，好孩子……”母亲一边给我擦泪，一边哄我，“你没听一到晚间就听见狼嚎吗？你自个要跑到山外去上学，万一让狼吃了，妈不悔死了？”
这里的狼比我家从前住的山沟的狼还多，一到晚间，就听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哭狼嚎声，非常怕人。我家的猪圈紧挨着窝棚，夜里一听到动静，父亲就急忙起来跑到外面去敲铜盆、点火把……有一天父亲起来晚了，一头刚抓回来不久的猪崽就被狼叼走了。那时候的小兴安岭不仅有狼，还有野猪、黑熊、老虎……
可我却哭着央求母亲：“妈我不怕。我求你了妈，让我念书吧！”
我本来可以留在佳木斯上学，可是哥嫂有四个孩子，还有二姐和三姐都留在那儿，父母不想让我再给哥嫂添麻烦，就把我带来了。
“孩子，”母亲一脸无奈，“妈不是不想让你念书，可这里没有学校，你上哪去念哪？”
“那我自个儿回佳木斯！”我哭着喊道。
“你敢？看我不打折你的腿！”两手沾满黑泥，正往窝棚上抹泥的父亲，一脸怒气地接过话茬儿，“你这败家的孩子，大人这边连饭都吃不上，你他妈的还想念书？念啥书念书？痛快给我端泥来！”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毫无来由地冲我和母亲发火。
“你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我忽然顶了父亲一句。
“小兔崽子，你他妈的还敢跟我顶嘴？”父亲抓起一根柳条棍子就冲我奔过来，母亲急忙把我挡在身后让我快跑。
这天晚上，躺在潮湿、闷热，一巴掌能打死好几个蚊子的窝棚里，父亲骂了我半宿，我也哭了半宿。
我虽然在佳木斯只读了一年级，但对书本、对学校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书本里的东西太新奇、太吸引人了。我太喜欢考第一名的感觉了。老师摸着我的脑袋，让我站到全班同学面前，让全班同学向我学习，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那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最骄傲的时刻。我在班里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一戴上红领巾就觉得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孩子。这种荣誉感在我心灵深处保存了好多年。每天晚上，我都把红领巾叠得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底下。父亲骂我时，红领巾就在我枕头底下压着呢。
我一心要读书，还因为我的三个姐姐……
这年春天，大姐从沈阳来看望父母，看到我背着书包放学回来，大姐惊喜地说：“雅文你也上学了？大姐真羡慕你……老妹，你可要好好念书啊！可别像大姐似的成了睁眼瞎子，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说这话时，我看见大姐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二姐到佳木斯以后，上了几天夜校。一天晚间，她哭着从夜校回来了，对我说：“老妹，你可要替二姐多念点书啊！”搂着我就哭起来。在夜校里，有人指指点点说她罗锅还念什么书。自尊心极强的二姐受不了这种歧视，再也不去夜校了，只是偶尔拿出夜校的课本，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偶尔还问我哪个字念什么。
到工厂当了学徒工的三姐，也多次叮嘱我，要我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出息。
我从三个姐姐的泪水里，从她们的叮嘱中，似懂非懂地明白了一些道理。因此，在我小小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读书，我绝不能像姐姐那样成为睁眼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