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 （9）
“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你是说……”我从男同胞狡黠的微笑中猛然醒过腔来。
大白天，三对中俄男女同时在一个房间里做爱。其中一位男同胞是我的朋友，过后他一脸尴尬地对我说：“张大姐，你说我这人完蛋不完蛋？见到那女的说什么都不行，白花了五十元人民币！”
我目瞪口呆之后把他臭骂了一顿，他只好一个劲儿地“嘿嘿”傻笑。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人似乎都因为禁锢得太久，而显得过于饥渴，只是所表现的需求形式不同罢了。
俄罗斯人虽然穷，但仍然不失文明教养。他们向中国人要烟，但他们划过火柴之后，却把火柴杆重新放进火柴盒里；买面包，三个人也要排队；上汽车，男士绝不会像中国男人那样疯狂地跟女人抢座位，而是彬彬有礼地让女士先上……
但俄罗斯男人爱酗酒。他们喝酒不用劝，攥着瓶子自己“吹”，喝醉了，十天八天都醒不来。所以，俄罗斯设有许多醒酒所。一天深夜，我起来上厕所，发现车厢过道里躺着两个酒气熏天的俄国男人。后来，两个警察用警棍打他们，醉鬼睁开眼睛瞅一眼警察又睡过去。警察只好像拖死猪似的把两人拖下车去。
在七天的旅途中，我天天跑到各个车厢去找中国人聊天，听到许多“中国倒爷”闯俄罗斯的故事。我还跟几个延边来的“中国倒爷”约定，他们回国过春节期间，我去延边采访他们后期的故事……
10月13日零点一刻，七天七夜之后，列车终于到达了哈巴罗夫斯克。
我急忙背上旅行包，拖着麻木的双腿走出站台，登上一辆出租车，递给司机一张事先写好的字条……不久前，女儿和女婿被佳木斯外贸公司派到哈巴罗夫斯克工作，住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
正是午夜，马路上除了偶尔驶过一辆汽车之外，见不到一个人影。
我紧张地注视着满脸大胡子、壮得像拳击手似的司机……他不时地转头瞅我一眼，目光中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凭着天性的敏感，我心里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哈巴罗夫斯克很乱，很多中国人被抢。
我想立刻下车，可转而一想，他要起歹心不可能停车。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一个十岁从中国跑过来、当过克格勃黑社会老大的人……我曾经采访过他妹妹。
于是，我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笨拙的俄语：“你知道尼古拉·金吗？”
大胡子一愣，惊讶地瞅瞅我。
我拍拍胸脯：“我是他的姐姐！”
大胡子越发惊讶地瞅瞅我，我又指了指字条上的地址……大胡子急忙点点头，目光顿时变得规矩起来。没想到，从《中俄对话》小册子上学来的几句蹩脚的俄语，关键时刻却救了我。
我的心在嗓子眼儿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幢三层小楼前。
小楼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光亮。我摸黑跑上二楼去敲女儿住的屋门，可我敲了半天却没人应声。我急忙把楼上所有的房间全敲遍了，却没有一个人。整座小楼阴森森的十分瘆人，只有我的敲门声在小楼里回荡：“哐哐哐，哐哐哐……”
这幢三层小楼是俄国某公司租下来准备与中方合开酒店的。在我去车臣之前，这里曾发生了几起恐怖事件。一天傍晚，四个俄国人在走廊里抢走了我女婿的提包。一天深夜，有人开着升降车来到窗外，爬进二楼屋里盗走了中方公司存放的二十套踏花被。一连三天夜里，十几个手拎大棒的俄国人开着大卡车包围了这幢小楼，准备抢劫中方存放在此的三十二台彩电。中方工作人员手拎斧子和木棒在楼道里守了三天三夜，吓得女儿一连几天几夜不敢睡觉……
在这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令人毛骨悚然的小楼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我不知女儿他们去了哪里，更不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楼上楼下跑得满头大汗，不停地呼喊着女儿和女婿的名字……
忽然，我发现楼梯下一间门缝里射出一道灯光，我急忙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身穿睡衣、脸色苍白、十七八岁的俄罗斯少女。我用笨拙的俄语问她中国人去哪儿了，她摇摇头，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稍许，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满脸雀斑的小伙子。小伙子睡眼惺忪地弄懂了我的意图，比比划划地让我住他的房间，说他到少女的房间去住。我不敢住，让他送我去阿木尔宾馆，小伙子同意了。
凌晨两点，我推着装有美能达相机、大量采访笔记及衣物的旅行包，跟着这位素不相识的俄罗斯小伙子，走在空寂无人、冷风瑟瑟、落满枯叶的大街上，心里紧张到了极点，几次偷偷地瞄那小伙子，心里捉摸：如果他起歹心抢我，我能不能打过他？还好，他一直走得很规矩。
大约走了四十多分钟，终于来到阿木尔宾馆，我这颗惊魂未定的心顿时落地了，张开双臂紧紧拥抱这位素昧平生的俄罗斯小伙子，一再对他说着“斯巴细巴！斯巴细巴！”
小伙子则憨厚地笑着，转身回去了。
旅馆服务员早已休息，我只好在同行的两位男同胞房间里呆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俄罗斯小伙子又跑来带我去找女儿。在“交谈”中得知，他是孤儿，二十五岁，从小失去父母，很穷……
小伙子带我跑遍了哈巴罗夫斯克，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女儿的下落。我心急如焚，再次来到女儿的住处敲门，仍然没人。我无望地叹息一声“唉……”
就在这时，我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喜的喊声“妈！”
我回头一看，正是我亲爱的女儿……
女儿告诉我，他们公司的人都回国了，只留下她们夫妻俩看家。那三十二台彩电搬到另一家仓库里，却被俄国人挖洞盗走了十六台。这里太不安全了，他俩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刚好回来取东西……
女儿夫妻俩请小伙子和少女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送给小伙子一千卢布。小伙子接过卢布高兴得连蹦带跳，“乌哇”喊叫着向少女的房间跑去……
他们走后，女儿悄悄对我说：“妈，我告诉你，那小伙子是拉皮条的，那女的是卖淫的……”
我听了先是震惊，继而对这两个年轻人生出几分敬意。他们虽然因为贫穷而沦为暗娼和皮条，但人格并不低下，灵魂并没有堕落，仍然表现出善良的天性。他们完全可以抢我，甚至把我干掉。但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帮助一个走投无路的外国人渡过了难关。
九十二
这次去俄罗斯跑了一个半月，终于回家了。
贺玉张开双臂欢迎我：“噢，天哪！你可回来了。我天天惦念你，就怕你出事……哎，你怎么这么瘦啊？”
而我却打量着重新装修过、焕然一新的家，以为自己走错门了。我问他为什么又趁我不在家搞装修，他说了一句令我特受感动的话：
“为了让你回来高兴呗！”
他总是这样，我外出回来，经常发现家里有了变化，不是粉刷了墙壁，就是增添了一样新家具，或者添了几盆花……
噢，回家真好，真舒服！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吃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安安稳稳地睡个大觉，再不用啃那该死的黑面包，不用提心吊胆怕遭抢劫了。
但不久，我又动身去北京采访徐鹿学了。
采访完徐鹿学，我从北京直接去了吉林延边。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贺玉惊喜地叫起来：“噢，太好了！你可回来了！在哪儿呢？我马上去接你！”
我却说：“在吉林呢。”
“啊？该死的，你真去吉林了？你真狠心把我们爷几个扔到家里不管哪？”贺玉立刻命令我，“不行，马上回来！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回来过年呢。你要不回来过年，我就自杀！”
我笑道：“别自杀，我跟那些倒爷在俄罗斯就约好了春节去采访他们，我要不去就失信了。亲爱的，别生气，你跟孩子好好过年，祝你们春节快乐……”我所以等到大年三十才给家里打电话，就是怕受不了他和孩子的召唤。
“好吧，我拿你是真没办法！”他转而又叮嘱我，“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过年，吃点好的，别为了省钱。要注意安全，到那儿一定给家里来个电话，免得我挂念……”
可是，一连五天我吃的都是方便面，没有饭店开门。
正月十五，我带着大量采访素材，从延边风风火火地赶回家里。
一进门，两个孩子却故意绷着面孔问我：“同志你找谁？我们不认识你……”
贺玉也一本正经地说：“雅文，孩子向我正式提出……”
“提出什么？”
“要求换妈。”
“好哇，小兔崽子！换吧，我帮你们选一个，前院那个大傻子怎么样？”我笑骂道。
从此，我背上一条不回家过年的罪状，被他们爷儿仨数落了好多年。
但我的收获却是非常之大。
不久，我开始坐在电脑前，用去俄罗斯途中学会的五笔字型进行创作了。
从此，我在创作上的苦闷与困惑消失了，消失在太多太多的激情与灵感之中。我开辟了一个独特而新奇的境外领域，接连在全国数家报刊发表了《苦恋》、《打到车臣总统府的官司》、《被当作人质的经理》、《留学的骗局》等几十篇纪实作品，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玩命俄罗斯》。徐鹿学和留达的爱情故事《跨国之恋》，在《羊城晚报》连载之后，编辑来信说读者好评如云，问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讲述俄籍华人科学家姜堪政的报告文学《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在《当代》杂志发表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编辑部为此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这期间，在《十月》杂志发表的另一篇报告文学《畸形世界的呼唤》，编辑部也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从这时起，我开始量力而行，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再苛求“深刻”与“伟大”，不再过分追求“高雅”与“纯文学”。总之，不再给自己套上不现实的枷锁。这样一来反倒轻松了，创作起来多了几分从容，也多了几分洒脱。我在困惑与迷茫中拯救了自我。
但是，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转变，这个时期也写了不少猎奇的东西，大多是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种种遭遇。今天翻开那个时期的作品，发现在语言方面仍然没有摆脱文学青年的幼稚，仍然在堆砌辞藻，缺少准确与平实。
走出困惑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这个高峰期持续了很长时间。从1991年到1995年，发表了六十多篇报告文学及纪实作品，出版了两本报告文学集、一部长篇小说、编写了一部四十四集电视连续剧。
也正因有过闯俄罗斯的经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九十三
谈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这部作品，不能不谈到我个性中一个最大的缺点——轻信。
由于轻信，我上过不少当。
一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子来找我，哭哭啼啼地说她父母离异，没人管她，生活没着落。她爱写诗，希望我能帮她推荐一下。我信以为真，看她的诗写得不错，就向电台推荐并被录用了。没过几天，电台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她的诗全是抄袭的。
又一次，一个中年女子拿着一篇小说，从外地专程跑来找我，我看完小说对她婉转地提了一些建议。她却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一定要我收她做学生，我不答应她就死活不起来。我好说歹说总算把她拽起来，做了六个菜招待她。她说不吃牛肉，我只好把牛肉撤下去。可她又气呼呼地说：“我不吃！六个菜待客，五个菜待鳖！”我觉得这人精神不正常，只好下了逐客令。可是，我从阳台上看到她哭着离去的背影，心里又觉得很过意不去。
还有一次，一个文学爱好者进了监狱，来信说他家里不管他，让我给他寄点钱，说等他出来后就还给我，结果音信皆无……
朋友们说我太幼稚、太善良、太单纯了。
是的，这种善良和轻信，可能源于我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那里没有那么多谎言和欺骗。父母从不许我们撒谎，说撒谎可耻，还说撒谎是万恶之源。我不会撒谎，以为别人也不会撒谎呢。
但是，世界是丑陋的，它充满了谎言与欺诈。
事情发生在1994年夏天——
在《当代》杂志发表了那篇《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的报告文学之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想跟俄籍华人姜堪政合作“场导机”项目。有的专程从新疆、山东跑到佳木斯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办理赴俄考察手续。我就托人找关系帮他们办签证，担着风险给他们当担保人……
有一个姓高的烟台人最为积极。他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他是英国某公司的中方代理人，对“场导机”很感兴趣，让我把姜堪政请到北京来洽谈合作问题。我和高某在电话里达成协议，我负责把姜堪政请到北京，他负责承担五千元费用。他满口答应。
8月28日晚间十一点三十分，我在北京黑龙江宾馆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高某打来的电话，说他刚从香港飞过来，要立刻见我。我只好穿上裙子跑下楼去。
在大厅里，看见一个长得又矮又黑、头发稀得连天灵盖都盖不住、半边面部神经麻痹的男人，身着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旧密码箱，匆匆地走进来。
我心里大为疑惑：这人能是英方代理商吗？可转而又告诫自己：不要以貌取人……
高某开口就说：“对不起，张女士，我下飞机时钱包被偷，所以来晚了！”
我并没有多想，还为他惋惜一番。
接下来，他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博士，说韩博士给韩国几任总统当过保健医，是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他说可以请韩博士来投资“场导机”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