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张旧书桌虽然裂了缝掉了漆，而且右边几个抽屉只能打开一半（被钢琴挡住，因为房间太小），但铺上一张光亮的印花地板胶，也还差强人意。坐在桌前远望西山，姿势当然远比在那黑糊糊的卫生间里出恭为美，至少不臭。然而每当我端坐桌前，若是翻译，尤其是译宗教哲学或神学书籍，我颇不乏自信，且能怡然自得；倘是写作，特别是写不离生活实际的东西，就得殚精竭虑，以至痛苦不堪了。这当然同既恐辞不达意、又恐动辄得咎，既怕委屈自己、又怕委屈读者、还怕委屈编者的写作心态和写作生态有关。但似乎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长期以来背负的“文债”过于沉重，已经把我压得麻木，天生予我的“才思”的生命泉，已经被人加诸我的“忙碌”的泥石流填塞了。
想到这一层，我才能对自己作点心理分析，来解释前述的美之出于丑与香之出于臭：也许进了卫生间，自己就可以在下意识中理直气壮地挥去那些催债鬼，搬掉那些大石头——俗话不是说“催食不催恭”吗？这样的“解脱”，恢复了我的生命力，使我的思绪萌动，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立意、谋篇、布局、词语等等，就“得来全不费工夫”，不邀而至，甚至不期而至了。呜呼，神来之笔，来处竟如此不雅！有此体验的作者，世间又岂独一人？
写到此忽然觉得，罗丹的“思想者”的姿势，也有几分像坐马桶。难道这位大师先我发现，现代人此时才能思想？
记得一位朋友说起在美国的紧张生活时叹道：“几年之中，我唯一感到轻松、获得自我的时刻，只是每天坐抽水马桶的几分钟！”换言之，离开马桶，人就成了一个异化的人，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一个不由自主的木偶。牵着木偶使之跳舞的，有金钱、职业、债务、住房，有会议、晤谈、电话、书信，有子女、亲友、接送、应酬，有考核、家务、教育、交通，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我。
自我究竟为何物？至少不是他人而是自己。我常常痛感自己的生命不由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总被他人占据。但是举目四顾，世上又有几人不是如此？现代人标榜的“实现自我”，本意是实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人性潜能，可人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之相反——我要往上爬，是因为见别人占了高位；我要去“下海”，是因为见别人赚了大钱……呼天抢地、累死累活，为的全是向“别人”看齐！乍看之下，好像是为“自我”，好像是“实现”了，可是，再读读《红楼梦》中“好了歌”，又觉得大成问题。
所以海格德尔说：现代人陷进了芸芸众生之团块，卷入了日常程式之涡流，也就丧失了“本真的生存！”
自我特性何在？当然不在物类而在人性。自我之独特，主要不在肉而在灵，不在动而在思，不在形而在心。动物与人类，他人与自己，同为血肉之躯，同有眼睛鼻子，活着同样吃喝拉撒，死了同样一堆废物。人与禽兽相异者几希？人与我相异者几希？除了那一点精神，那一点心性，还有什么呢？
所以陶渊明问：“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这几年，郑板桥的手书条幅“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似很走红，在旅游胜地，在工艺商店，各种各样的复制品随处可见。我想，如此走红的原因，当是现代人或多或少已意识到“时时清醒”之弊和“唯利是图”之害。但我又想，现代人其实是忙得糊涂——“难得清醒”，本已把“吃亏”当福——何须你劝？
此话怎讲？前面说了，自我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不在物类而在人性，现代人竟连这一点都给忘了——我们一味模仿他人，把己混同于人，嘤嘤嗡嗡，乐此不疲，难道还不是糊涂至极？我们一味顺从物欲，把自己降格为动物，且视为幸福，趋之若鹜，难道这不是把自损当作了福气？
不止如此，人生天地间，我们却忘了天极，忘了地基。这正如住在高楼中的人，眼光即令偶尔逸出四壁之围，也不过瞥一眼窗外的灯火，仰观星空者少，顾念基石者更少。我们不但见人不见己，见物不见人，而且只念人间不念天地，只求俗世不求神国。人之所出与人之所往，乃人生之本源。这个来源，按海德格尔之说即存在，按蒂里希之说即上帝，按老子之说即道，按孔子之说即天。我们如此忘本，岂非最大的“糊涂”？如此断源，岂非最大的“吃亏”？但我们仍忙于求“福”，忙得糊里糊涂，忙得不暇自悲！
“现代生活方式”的异化和物化作用，使我们不复为己、不复为人，使我们与自身、与他人、与人生之本源疏远隔绝、颠倒紊乱。既然遭此大祸而不自知，我们所需的劝喻，哪里还是“吃亏是福”、“难得糊涂”？难道不正是“夕惕若厉”、敬天爱人？我们所需的先知，哪里还是扬州八怪的狂放不羁？难道不正是施洗约翰的旷野呼喊？
话说回来，如果把郑板桥的“糊涂”理解为成年人已脱尽的孩童式的“天真”，把他的“吃亏”理解为逐利者所嘲笑的正直人的“愚蠢”，那么，这两幅条幅倒会使人想起耶稣基督关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以及孩童一样的人方可进上帝的天国等等训导。
说起上帝，不少人会鹦鹉学舌般重复“上帝死了”一语。殊不知尼采说“上帝死了”，意思是指人们不信上帝了；而“上帝之死”派神学家所说的“已死”的上帝，只是俗人以为可对之行贿的那个上帝，只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作为父亲形象的那个上帝。若论作为人生和世界本源的上帝，那么他的“死”所指的，不过是人类自绝于他所造成的上帝之“缄默”或“退隐”。这正如闭目者不能见色，塞听者不能闻声，对于自杀者而言，整个世界也都“死了”。假使真正的本枯而源绝，人类之树安在？生命之泉安在？所以，这一派神学的鼻祖、被纳粹处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说：现代人往往把上帝当成堵漏的塞子，只是在软弱和困惑之时才求助于上帝，但是，我们应该“不在生活的边缘，而在生活的中心，不在软弱中，而在力量中，因而也就不在人的苦难和死亡里，而在人的生命和成功里来谈论上帝”。
“自我”作为人的那一点精神，那一点心性，不就是这么一种谈论，或者不如说，这么一种默念、这么一种沉默、这么一种聆听、这么一种俯视、这么一种内省、这么一种仰望吗？康德说，头上有星空，胸中有良知；海德格尔说，面临虚无之深渊，人才会想起存在，才会聆听存在；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言说者，我们只有沉默。
少年时代，我爱在傍晚时分，默默地坐在山间小道旁，为黑黝黝的大地之上那湛蓝的天空中火红云彩的明丽辉煌而心灵震颤。只一瞥天光半抹，便胜却人间无数。
谈恋爱时，我曾自我表白：我最喜欢的事情，便是坐在清澈的湖边发呆。
我至今仍记得罗曼·罗兰描写卢梭的一句话：“他总是迎着四面的风打呵欠。”我曾以之为自画像，我的自画像。
想起这些，不免为如今的“忙得糊涂”而自悲自怜！
不过转念一想，卢梭不光是呵欠如长风，而且还着作如惊雷。否则，我怎么能听见他的呵欠，怎么能跟着他打呵欠？否则，他的呵欠怎么能催出罗伯斯庇尔的雄辩，怎么能激起１７８９年的狂飙？
于是我不再悲怜。我想起佛家虽要人静坐默念，但又说“担水打柴无非妙道”。我想起儒家不仅仅要人毋忘天地之生生大德，而且还要人去“赞天地之化育”。我又想起一位当代基督教神学家说，谈论上帝是谈论自我的必然延伸。
我还要说，走向上帝是超越自我的必然延伸。
我相信，当“思想者”站起来之后，他一定是个充满爱心的劳动者。那样，他也将成为从“地狱之门”走向“天堂之门”的朝圣者。
是“美文”编辑的热诚和执着，迫使我回到我的书桌之前，回到我的“生活的中心”来谈论上帝。这篇文章既非来自那不雅之处，也许就不那么美。但我希望读者看出，此文不乏那么一点善，也不乏那么一点真……
原载《美文》１９９３年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