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对小枫关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观点，有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
同近年来中西文化讨论的总倾向一致，小枫倾向于强调中西文化之对立。而我认为，应该注意中西文化之相通。
在“引言”中，小枫正确地指出，绝对真实的价值意义是普遍有效的，寻找超历史超地域的永恒价值是可能的。他还引用了荣格的这句精彩的话：“既然地球和人类都只有一个，东方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两半。”但在往后的论述中，小枫却仅仅强调了中西宗教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分裂与对立。
中西宗教既同为宗教，则必有其共性。宗教之共性在于承认超越的价值源泉，亦即有神圣之观念。中国人的神圣观念较为淡漠，但不等于没有，远古之“帝”、“天”，儒教之“天”、“理”，道教之“道”、“三清”，佛教之“真如”、“佛性”皆是。
这种共性正是宗教之本质和内核。至于各种宗教表面上最为触目的千差万别，即经典之不同、教义之互异、仪礼之驳杂、体制之悬殊等等，不过是宗教之外部形式和非本质因素，即象征体系的差别。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必然导致各种宗教象征体系的纷繁歧异，但共同的本质属性，又使得各种宗教在核心或底蕴之处可以相通。
从总体上说，小枫以“道德-超脱”和“神性-拯救”分别概括中西宗教和文化的气质，十分有理，甚至精辟。但这种说法不能绝对化而作为中西之分野。因为中国非无“拯救”（佛家所谓“普渡”、儒家所谓“大同”），西方非无逍遥（古代隐修主义、近世虚无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中西双方也相类相通，所以最好只说，某种倾向在某种范围内占据上风。
中国的“逍遥”倾向起于道家，与某些文人对“道”的解释偏重其“无”不无关联。然而另一方面，道也是“构成世界的实体”、“创造宇宙的动力”，“并非空无所有”（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第１４、４页），“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教徒把“道”具象化为三清尊神，正是体现了道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正面意义。看来在道家或道教中，“逍遥”倾向或中国式“虚无主义”并非唯一的、顶多只是主要的思潮。类似地，考虑到玄学除了“贵无”论，还有“崇有”说；儒家除了重主观的“心学”，还有重客观的“理学”；佛教除了“空宗”，还有“有宗”，除了“自性自度”派，还有“慈悲普救”派，我们便只能说，儒释道三教从其“源泉”往下，都产生了某些“分流”现象。至于各个流派的盛衰兴亡，则一言难尽。
西方的基督教亦与此相类。在思想上，基督教一直有偏重信仰与偏重理性、启示神学与自然神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种潮流。虚无主义或西式“逍遥主义”也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潮流。虚无主义者偏重于“荒谬”的存在物，“忘记了存在”（海德格尔语），于是背离存在物的根基而视之为“无”，于是以为“上帝死了”
并推出非道德主义结论。他们反对理性主义，自己却是唯理主义的俘虏，因为他们否定神圣的理由是：世界不合理性，理性不能证明上帝。但他们的理性比康德或维特根斯坦差之远矣，这两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在卡尔纳普等人流连于游戏场中之时，早已远行到理性之路的尽头，看到了新的地平线。
对这种中西共有的由“虚无”来的“逍遥”，小枫剖析得非常透彻，抨击得非常有力。在此我想说的只是：正如偏重“荒诞”的虚无主义和偏重理性的一派神学不能代表全部西方宗教和文化的精神，同样地，偏重“空”、“无”的庄、禅和偏重心性自足的一派儒学亦不能代表全部中国宗教和文化的精神。因此，“拯救”与“逍遥”确实概括了中西各自的某种倾向，但却不能由此引出中西宗教文化截然对立的结论。
不同的宗教既然都有共同的本质核心，即神圣的超验价值之源，则可以把中西宗教以及其他宗教，都视为人类宗教精神这一共同源泉之分流。所有的分流以及分流之分流，其分别乃在于象征（符号）体系之分。而象征（符号）体系之分别，就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式之分别。
小枫的价值现象学分析，既以中西诗人对世界的态度为主要依据，因此不能不以中西诗人的作品为主要的分析材料。文学作品在各类象征（符号）体系当中，不但最具有朦胧性和多义性，而且由于其直观性而与具体环境关联最为紧密。因此，它对终极价值观的反映，必然是不明确的、间接的、多义的，它更容易展示出不同文化形式的差异和风貌。由此看来，小枫一方面成功地把捉到了中西文学所体现的文化风貌（尽管他对个别作家的评论常有偏颇，但我们显然不应把他的书作为全面的作家论来阅读），另一方面又更多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相异之处而不是相通之处，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更加专门化的宗教和哲学研究，显然有助于更直接地逼近终极价值观。而不同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对比研究和相互对话，显然有助于更真切地发现那共同的核心，共同的本源。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的表达近于文学，重直观不重推理，不似西方哲学表述之明晰严谨。中国宗教的象征体系雅则玄缈，俗则杂芜，不似西方宗教象征之鲜明单一。这种象征（符号）体系之不同，使得底蕴相通的中西宗教哲学及文化仍有对话之必要。一方面，当代西方人日益醒悟到传统价值之可贵，不少有识之士在弘扬基督精神的同时也确认并吸收东方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在我们继承民族传统、发扬其优秀价值的事业中，也特别需要对外开放的态度。儒释道三教的精华，是“仁爱”、“慈悲”和“道德”（别的东西可能“国”而不“粹”），这三者是与基督教之“爱”相通的（“爱”即令不“国”，却不能说不“粹”）。小枫这整本书已雄辩地证明：基督教精神绝非洪水猛兽，西方传统价值观绝不是魔鬼，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恰恰是与基督教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基督教价值的虚无主义。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从我们的祖先在意识形态上兼收并容、开放豁达的态度上后退了。
对话不需说服，不必屈服，更不是征服。对话是在超越一方的更大范围内，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真理。对话是通过不同的象征体系或文化的自我阐明和相互阐明，去发现双方内在的统一性，最终使双方“在一种新的集体中相互结合起来”（伽达默尔语）。现代的中国和西方，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已经不得不结合在一个“新的集体”——地球村之中了。我们只能和平共处。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
生活就是对话。和平就是全球性的爱。
小枫称他的这本书是“一场艰难的对话”。他的艰难得到了最高的报偿，他找到了真理——神圣的爱。神圣的爱，正是一切对话和一切生活得以进行的基石、灯塔和目标，正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东西。
我想起了辛弃疾的一句诗：
东岸绿荫少，
杨柳更须栽！
原载《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和第７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