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明白，朋党是一种毒，一种无可救药的毒，它慢慢侵蚀着大臣们的心，使他们越来越纠缠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逐渐看淡甚至忘记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因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将其抑制在萌芽状态，但是传说中的两个党争主角，李吉甫和李绛，都是他最信任和最倚重的人，武力削藩的大业需要李吉甫来主持，而其睚眦必报的作风也需要李绛来牵制。现在，他暂时还不想罢免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但却需要给他们一些警告。斟酌再三，李纯决定敲山震虎，他召来了所有宰相，追问他们对于朋党的看法。心胸坦荡的李绛告诉他，朋党虽然说起来可恶，却没有踪迹可寻，那些奸佞小人正是抓住了朋党只可意会，却无法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将其作为诋毁君子的工具。比如东汉末年，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阉党一定会将他们说成党人，从而兴起了党锢之祸，导致亡国无日。因此，所谓党争，都是那些奸佞小人用来诬告正人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能明察秋毫，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君子结交的自然是君子，难道一定要他们与小人结交，才可以称作非党吗？
李纯关于朋党问题的追问，李绛的两次回答，从逻辑上讲，可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惜，逻辑终究只是逻辑，无论它多么完美，多么无懈可击。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它却总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李绛说同年不过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偶然聚集在一起，不会相互偏袒；而事实上，同年结党的例子，写满了整个中国历史，即使在流光溢彩的元和时代，唯一一个有真凭实据、童叟无欺的朋党，也恰恰是由三个同年组成的所谓贞元七年进士党。李绛否认朋党存在的话语言犹在耳，党争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从此，朋党之争，贯穿了整个晚唐史。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党，其中的人员构成也十分复杂，既有君子与君子的组合，也有小人与小人的组合，还有君子与小人的组合，而更多的朋党成员，既不是什么君子，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小人。一部千疮百孔的晚唐史，证明了逻辑的完美远远比不上现实的残酷。
李纯越来越焦虑，他的追问也越来越频繁，不堪重负的李绛选择了放弃。他以足疾为由，多次上书李纯，请求辞去相位。元和九年，李绛罢相，李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李绛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翩然入京，重任左神策中尉的要职。当年，李纯决定起用李绛的时候，为了让其不受羁绊，将自己最宠信的吐突承璀赶出了长安，如今，李绛刚刚罢相，吐突承璀就风风火火的回到了帝京，继续他耀武扬威的生活。
接替李绛的人是武元衡，李纯想用他来代替李绛，牵制李吉甫。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位元和时代争议最大的宰相，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留下一段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元和九年十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李绛罢相，李吉甫去世，传说中的党争主角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有关党争的传言似乎也应该随风而去了吧。不，恰恰相反，真正的党争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