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当前城市贫困家庭的研究成果(1)

100多年以前，英国人布什(Booth，1899)通过对英国伦敦东区贫困问题进行调查，发表了长达13卷的著名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1889－1903年)；同样，英国社会学者朗特里(Rowntree，1901)对英国约克镇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贫困层次的划分：“最贫困者”(初级贫困，即现在的绝对贫困)和“次等贫困者”的概念(1899年)。自此以后，城市贫困研究作为贫困研究的中心内容，不断得到发展，研究的手段和理论不断演进。如今，城市贫困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诸多的贫困理论。

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以来，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而自这一问题出现，它就一直受到学者们及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对城市贫困问题不但进行了理论的探讨，而且也作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实际调查，人们对城市贫困及贫困家庭的方方面面已经有所认识。早期研究中认为贫困家庭与人口众多、成员就业面小、赡养负担重有关，与个人自身低素质有关，与从事行业有关。这些分析企图用一种单线因果决定关系来分析复杂的家庭贫困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随后，结合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综合的分析致贫原因的文章逐年涌现，不再将城市贫困问题只当成贫困者个人的问题，而开始将它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关信平，1999）。共识性的宏观社会因素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这是城市致贫的直接原因之一。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深了城市贫富差距和生活水平的差异。我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制度虽然做了相应的改革，但政策总体上覆盖面窄、项目不全，甚至加重了城市贫困家庭的负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政策不断调整，对于缓解城市家庭贫困状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从扶贫的实际效果看，现行社会政策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而且回顾我国的有关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政策可以发现，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城市贫困相对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缺乏对于社会政策系统考虑以致现行的扶贫政策具有明显的对策性、应急性特点（洪大用，2003）。

因此，根据我国贫困家庭研究成果的现状，本章将从“贫困的个体能力原因”、“贫困的个体理性计算的原因”、“贫困的结构原因”三个角度去归纳城市贫困家庭致贫原因。并对有关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结合当前城市贫困家庭的现状来反思社会政策的缺陷。

一﹑贫困的个体能力原因：缺乏性的理论观点

早期的西方研究从微观的个体能力的角度去分析城市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包括人力资本理论、能力理论等。前者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将贫穷归因于个人教育、技术、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源缺乏（Thomas R.Dye，1999）。在国内的研究中，微观的个体能力原因主要是指个人和家庭方面缺乏性的原因。

（一）贫困个体原因的相关理论

城市贫困是我国高速发展中出现的“新贫困”，该社会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西方的城市贫困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自此以后，城市贫困研究作为贫困研究的中心内容，不断得到发展，从微观到宏观分析了城市致贫的因素。如今，城市贫困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诸多的贫困理论。

1、贫穷的个人因素论

最早提出贫困理论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人口的加速增长对既定的土地资源形成压力，并且食物供给的增长总是滞后于人口的增长。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与罪恶并非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社会制度没有任何责任，他们除了承受自身人口增加太快而带来的贫穷和罪恶的惩罚之外，别无出路（Herbert J.Gans，1971）。

此后，社会学家斯宾塞、S·洛姆布洛索等人认为穷人或者有性格缺陷，或者有生理缺陷。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穷人的个人特性，穷人应该对自身的贫穷负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贫穷与否，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于自身。这种观点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要么是由于他们懒惰、不节俭、不努力工作或者与遗传因素有关的低智商所致。所以，贫穷个人因素论通常指责穷人，认为贫穷的原因在其自身。然后早期分析企图用一种个人因素决定关系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随后结合人力资本和个人能力的分析致贫原因的文章逐年涌现。

2、人力资本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的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反贫困战略收效甚微，贫困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贫困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人力资本概念给研究者们以重要启示，他们转向人力资本范式，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S·Barker，1987）。舒尔茨（1990）认为，“贫困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资本的过分轻视”。舒尔茨从宏观的视角上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此后，贫困问题的研究着重从人力资本的视角考察贫困者的致贫原因，从而实现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贫困成因的解读，并提出贫困之所以发生是在于贫困者教育水平低下、健康状况较差、知识和技能缺乏，人力资本水平越低，从现有社会环境中获得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的能力也越弱，贫困的概率就大大提升。

3、能力理论

“能力理论”认为，应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的方法，而引入能力参数来测量人们的生活质量（洪朝辉，2002）。即应该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平等是句空话。“能力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这一点，可以说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不谋而合。

“能力贫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UNDP在该报告中指出，收入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这些理念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K.Sen）的贫困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实，1999）。森认为，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来衡量贫富是不足取的，而应该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

（二）贫困个体能力缺乏的个人因素

贫困的个人因素主要由于身体状况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无法正常就业，或者文化技术水平偏低难以找到工作，或者长期处于无固定就业和无保障状况等等。一般而言，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收入少，就业择业观念陈旧等问题，不同程度上导致失业或从事不稳定的职业而导致收入减少，因而陷入家庭贫困的状态。

1、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HT]

个人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其人力资本存量高低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个人文化素质低，竞争能力弱，就业率低收入也低。而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大批下岗、失业人员，本身文化程度不高，相应的专业技能也越低，难以学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的劳动技能与知识，获得拥有较高报酬的职位的可能性和就业机会则越渺茫。在企业改制、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下岗、失业，沦为低收入者，成为城市中的贫困群体。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2001）将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的缺乏，概括为“知识贫困”。对于城市贫困群体，主要表现在： (1)获取知识能力贫乏。城市贫困人员很少主动获取外界信息，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基本不管不问，通过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获取知识很少，更不用说通过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获取信息了。(2)吸收知识能力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城市贫困家庭中的绝大部分成员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能力与知识，对已掌握的知识消化不够，对未掌握的知识吸收不够，不少人因为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游离于在现代经济部门之外。(3)交流知识能力贫困。由于没有一定的知识做储备，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交流工具，如电话、电脑等，导致城市贫困群体与社会其他成员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2、年龄与健康状况

劳动者年龄大、身体健康水平较差也是导致贫困出现的个体原因之一。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比较突显，每年都有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和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新生劳动力。这样，求职人口的大量增加，文化技能要求也相对较高，形成了35岁以上的劳动力再就业比较困难的局面。劳动者自身身体素质的好坏也对其能否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身体好，意味着有条件寻找工作机会，被录用的机会也更大一些。而身体差，贫困者再就业的愿望就会小得多，再加上就业竞争激烈，很容易被身体好、有劳动能力的竞争者给比下去，失去工作机会，陷入贫困的窘境。

楼喻刚（2001）认为健康状况是就业资本的基础，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和学习等各种活动，必须以健康的身体状况为前提。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成员特别是劳动者当中有人健康存量长期低下，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城市贫困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体健康状况差，甚至残疾。疾患不仅会使劳动者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力，而且会加重个人及家庭负担。在不能获得收入的同时还要加大消耗，原本丰衣足食的家庭也有可能陷入贫困。

3、主观因素和就业观念

贫困的个体原因也包括个人主观因素，其中就业动机和就业观念是重要原因。首先是失业人员长期形成比较严重的依赖倾向，对于社会救助和家庭成员的依赖导致缺乏自我解困的动机能力。其次是就业观念陈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对再就业的要求太高，不愿意或不适应通过非正规就业来获得再就业(关信平，2002)。眼高手低，总想找到更好的工作，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有些人不愿干艰苦的体力工作和“不体面”的服务工作；有些人舍不得上岗培训的学习费用，不注重就业能力提高；有些人甚至还依赖社会福利给予安置，靠政府的低保和救济金生活。这些不正确的就业观念导致这部分贫困人口无法靠自身能力脱贫。

（三）贫困个体能力缺乏的家庭因素

一般而言贫困的家庭因素包括，人口多、就业人口少、家庭成员社会交往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加之因残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家庭负担过重等因素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有着强烈的影响，导致城市家庭因为家庭经济、社会能力的缺乏陷入贫困。

1、家庭成员的影响因素

家庭人口结构和劳动力负担过重导致家庭贫困。国家统计局的典型调查结果显示(2007)，家庭人口结构对一个家庭收入和消费状况有着明显的影响，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数量随家庭人口规模扩大而增加。现有城市贫困家庭一般生育较多，家庭规模偏大，就业者负担较重，因而人均收入必然减少，使贫困家庭经济难以迈出低谷，生活水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李实、John Knight（1999）利用多项选择模型对6省市的住户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首先，户主的教育水平与总体贫困发生率高度相关，户主的教育水平越高，该户人口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其次，户主失业或下岗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明显较高；第三，户主是非熟练或者非技术工人，家庭成员陷入持久性贫困或者选择性贫困的可能性也较高。

2、城市化中的家庭流动

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过程来看，中国城市贫困的输入现象也是很突出的。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成为城市新居民，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城乡间的经济、社会保障等都存在着较大区别。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等的限制，容易成为低收入群体，陷入贫困。

著名的世界人口贫困研究专家马丁·罗维利恩(Martin.Lowliten)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贫困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城市化与城市贫困的关系密切。发展中国家迅速的城市化过程遭遇人口增长率高、人均收入低，其中最严重的是贫困向城市集中。约翰·哈里斯和迈克·托达罗(Harris andTo daro)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会引起新的失业，在二元结构严重的国家，尽管城市存在失业，农村人口在追求高工资工作机会的驱动下仍会不断涌入城市，加深城市贫困的程度。

3、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

人力资本固然是劳动者实现就业的基础，但是劳动力市场上关系的力量依然不可忽视，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证实了这一命题（帕萨·达古斯特，2005）。科尔曼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一文中，证明“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年青一代人力资本的产生中发挥了作用”。既然人力资本的创造和实现都依赖于社会资本，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社会资本范式阐释贫困问题，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朱耀垠、任振兴（1999）认为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它可以减少人们达致目的的成本，并在互助合作中防范和化解个体风险。对于寻求保障的贫困者而言，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减少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就相当于使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特征，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的境况，即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