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我的父母打算在科斯特罗姆街造一所新房子，爸爸忙于干这件事，就无法带我们去瓦拉姆。在春季考试以后，我显得十分疲乏，家人们要我到普斯科夫我父亲的表姐妹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拉基金娜家去过夏。我高兴地同意了：我想去见识一下新鲜事物，而普斯科夫，作为过去的自由城市，使我特别感兴趣。
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是一位善良、愉快的老太太，年纪六十五岁左右，曾嫁过三次，每个丈夫故世以后，她都继承到一笔可观的财产。她没有孩子，许多年来一直请求我的双亲把我或者我姐姐交给她抚养，并且答应办理正式手续，将来由义女继承自己的财产。我的父母十分疼爱我们，不愿意和亲人分离，但是为了不使老太太伤心，我的父亲对她说，“让姑娘们长大一点再说吧。”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几乎每年冬天都要上我家住上几星期，并且带来差不多整个车队的家畜、家禽、果酱和腌制食品。
当爸爸把我带到普斯科夫的时候，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看到我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吃了一惊，于是就拼命拿食物往我肚子里填，我简直成了一头“养肥后供宰杀的家畜”。当时还不时兴称体重，但我猜测，我在那个夏天的两个半月中，体重增加了二十斤指俄斤，1俄斤等于0.41公斤。——译者注。现时孩子们的胃未必能承受得住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的这套饮食制度。可以说，我们整天除了吃喝以外，什么事儿也不干。我们起身很早，五点钟下了床，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就强令我喝下两杯刚挤出的、味道极好的牛奶。随后我们就进行晨间散步，上某个鱼市场或水果市场。在这儿，姑妈和女仆走遍各个货摊，采购了大量各种各样的食物；我呢，闲着没事干，便观察那些我所不大熟悉的、普通老百姓的习俗。它们给我留下众多的印象，而且十分有趣。除此以外，那年夏季的天气也特别好，清早走在维利基河或者普斯科夫河岸边，觉得心旷神怡。快八点回到家里，喝咖啡加浓奶油，吃刚出炉的面包。十一点钟吃早饭，早饭丰盛得跟午饭一样，有许多点心和菜肴。两点钟用午饭，饭桌上除了菜肴（至少五道菜）外，还准备了克瓦斯、蜂蜜和果子酒。我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诧异，不知我们怎么会有胃口消受这许多食物；不过，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有个极好的厨娘，她先前是地主家——某个因饕餮而破产的首席贵族家——的厨娘，烧得一手好菜。再加上我姑母讲究吃，各式各样东西都要尝，在饭菜上舍得花钱。
吃晚饭和中饭的时候，总有客人在座。午饭即将结束时，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的眼睛半睁半闭，她变得无精打采，因而一吃完饭，她就立即“上床休息”，而且竭力劝我学她的样。五点半以前，房子里寂静无声；随后，我们又开始吃喝，喝咖啡和茶，吃水果和甜食，八点钟，我们坐下吃晚饭，菜肴跟午饭一样丰盛。到了十点钟（有时候还要早些），整所房子就进入安然恬静的睡乡中，以便第二天同样愉快地消磨时间。
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和全城的人都认识，但是很少外出，宁愿在家“接待”宾客。宾客们都是些年事已高、有一定地位的人：大司祭、修道士、年老的将军夫人等，还有两三个经常住在那儿的女食客——年龄不明的姑娘和寡妇——这是当时一类十分讨厌的女人，她们阿谀奉承，搬弄是非，到处窃听，有时挑唆她们寄食的那户人家的成员们互相吵架。这些女食客把我看成是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未来的继承人，因此，她们起初对我百般奉承，企图拉拢我。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对她们那种造谣中伤、诬赖仆人们的行径感到讨厌，除了讲几句必要的话以外，很快不再跟她们交谈了。为此，她们把我称作“彼得堡的傲慢女人”。
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的男客们谈起话来往往带有教训的口气，这与他们那神职人员的地位完全相称；而太太们呢，她们谈的大多是自己的病痛和服用的药。我的姑母的熟人中根本没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使她十分忧虑：她担心我住在她那儿感到寂寞，很快就会离开。但是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挺新奇，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何况我还随身带来狄更斯的三部长篇小说可供我阅读。
完全可以由我自己支配的时间只有午饭后的两三个钟头。那时候，我就干活儿或者带一本书到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住宅旁的花园里去。这是个大花园，一面和女修道院的花园邻接，另一面围着一堵异常厚实的古城墙。女食客们断言，在这堵城墙里，有着秘密的入口和洞穴，那儿隐藏着各式各样形迹可疑的人物。我根本就不去理会这些胡编乱造的故事。
这个花园已经荒芜，园中没有花朵，小径上杂草丛生，但是绿荫蔽日，里面长着那么多的浆果、醋栗和覆盆子，使人到了那儿就不想离开。长凳大部分已经朽坏，有一次，我坐的一条长凳折断了，因此，我随身带一张小矮凳去，我坐在矮凳上没高出地面多少。我给自己选了个靠近修道院院墙的地方。
有一回，我坐在椴树下面读《大卫·科波菲尔》，忽然听到咕咚一声，好像有人从墙上掉了下来。我还来不及回头看一眼，那个男子简直不是从我面前跑过，而是像“离弦之箭”似的蹿了过去，差点儿把我从矮凳上撞下地。这人跑离我十步远，就停了一秒钟，凶狠地挥着拳头吓唬我。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片刻：过了两三分钟，从修道院院墙上，像沉重的面粉袋似的，掉下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跑到我身边，我认出他是住在离我们不远的那个黑白相间的岗亭里的岗警，同时做买卖烟草的生意。他也认出了我，问道：“小姐，他是朝哪个方向逃跑的？”
“什么人逃跑了？”我表示好奇地问。
“我们正在捉拿的犯人，看到吗？”
这当儿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不愿意介入，同时想起那人对我挥拳头、吓唬我的情景，于是我就回答说，我在看书，没留意到逃跑者的去向。
看来，那个岗警不大想进一步跟犯人打交道，他就开始详细地向我叙述昨天夜里有三个犯人怎样锯断铁栅栏，越狱逃跑。其中一人潜入修道院，隐藏在坟墓中间。其时，有几个住在修道院里、但尚未落发的见习修女正在花园里散步，她们发现了他，就声嘶力竭地惊叫起来。这就引来了院内的看守人，大家一起追赶犯人，看到他翻过围墙，到了我们的花园里。这时候，岗警的叙述被姑母派来找我的使女打断。女食客们故意把姑母叫醒，为的是要向她报告她们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新闻。睡眼惺忪的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吓了一大跳，在胸前画十字，做祷告。女食客们认为最糟糕的是，我这时候在花园里，“如果被那个犯人看到了，说不准会出什么事，不是被杀死就是打伤”，等等。总之，我姑母和她的女食客们对我可能遭到的危险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由于危险尚未过去，各个房间都上了锁，我们坐在屋子里，留心倾听各种声响，我那可怜的亲戚时不时地问：“怎么样，找到没有？他现在在哪儿？”虽然大家向她保证，花园已经被搜查过，犯人无疑已经跑远，但她还是担心：“如果他还在花园里，那该怎么办？”
傍晚时分，岗警来找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说“警察分局长”马上就要“光临”，来询问我所看到的情况。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张皇失措，仿佛锯断铁栅、逃出监狱的是我，而不是犯人。女食客们是些富有经验的人物，她们立即吩咐打开呢面折叠式方牌桌，以便记录供词，而在另一张桌子上则放上一列果子酒瓶和各种冷菜。
七时左右，“警察分局长”来了，他不是独自来的，而是带着助手——一个装束讲究的军官。分局长和女主人寒暄以后，就在牌桌旁边坐了下来，把目光集中到纸上，仿佛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似的。那个副手则老是在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身边转来转去，叙述着犯人逃跑的经过，其实，这事情我们已经听过十来遍了；不过，有一两次，他把老太太引到另一个房间里，跟她小声交谈。最后，分局长拿定了主意，请我在桌边坐下。他问了我的名字，父名和姓，固定地址，在哪个中学求学，把这一切作了详细的记录，然后问：关于这件事，我能提供哪些情况。我只好说，我坐在花园里，看到犯人一闪而过，随后岗警就告诉我犯人逃跑的事。
“但您是在花园里，不是吗？”那个折磨我的人执拗地问道。
“是的。”
“没有看到犯人朝哪个方向逃跑吗？”
“没有看到，因为我一时昏了头，而且，又受了惊。”
那个副手显然想搭救我和吓得发抖的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老是插嘴，同时称呼我“小……姐”。
“当时她大概在打瞌睡，”他对分局长说，“可能是沉浸在幻想之中，在她这样的年龄是情有可原的！她怎么会留心到呢？”
分局长从我这儿得不到任何情报，就决定着手干一件使他更感兴趣的事，他强令我在一张纸上签上姓名以后，便走向另一张牌桌。副手也照他上司那样做，接着，客厅里就发出玻璃杯和刀叉的声响，持续很久。可怜的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这一次倒了胃口，什么也没吃，只是偶尔殷勤地说：“彼得·彼得罗维奇，您别客气啊”，“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不是随便用点……”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分局长嘴里塞满了酒菜，哼儿哈儿地回答她。临了，酒菜全部吃喝光，分局长和他的副手走了，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送他们到楼梯口，她回来的时候，忍不住说：“嘿，那个可恶的犯人让我丢掉了两张红票子红票子，帝俄时代的十卢布钞票。——译者注！”
自此以后，我不再在自家的花园里散步，闲暇时就到修道院的花园里去溜达。在这儿，我很快就认识了那些见习修女，而且跟她们交上了朋友。她们的年龄和我相仿，每天也有两三个钟点可以出来散步。修道院的主管人员不大喜欢当修女的姑娘和世俗的姑娘们交往，但这项禁令与我无涉。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是个慷慨的施主，和女修道院院长很友好，因此，院方对我，她的亲戚，特别优待，不仅允许我在花园里散步时和见习修女们交谈，而且不禁止我在她们练习合唱、上绘画和手工课时在场。我挺喜欢这些女孩子，特别欣赏她们心灵的纯洁无瑕。她们都从小入院，是在那儿长大的，只是间接地知道一些世俗的情况。她们提出的一些关于世俗生活的天真问题使我吃惊，她们心灵平静，毫无奢望，对周围那个狭小的天地心满意足，这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我把她们同我学校里的一些姑娘们对比时，我格外感到诧异。
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常常上教堂去，我也衷心喜爱参加祈祷仪式，特别是彻夜祈祷，那时候，在黑暗的教堂里有着无数彩色的长明灯在奇妙、神秘地闪烁。这是个吸引我心灵的世界。
在教会为了庆祝从彼乔尔（离普斯科夫约六十俄里）迎来圣母像而举行的盛典一开始，我的宗教情绪就随之而变得格外强烈。这种迎圣母像的典礼每年都要举行。巡礼者在民众的伴送下用木架抬着圣母像行进，一路上在各个村子里停下来行祈祷仪式，两三天后，他们就把圣母像抬到了普斯科夫，它在那儿的某个修道院里停留两个星期，然后以同样隆重的仪式被送回彼乔尔。我和姑母必须在几俄里以外去迎圣像，并且护送它，这当儿，全体祈祷者的那种感人的虔诚情绪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对我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渐渐地，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最幸福和快乐的生活莫过于修道院的生活，我有意弃绝尘世、进入修道院，那里的一切——不论是祈祷、唱诗或者当修女——对我爱好幻想的心灵来说，太富于吸引力了。
在我的想象中，时时浮现出我那未来的修女生活的情景。虽然如此，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忧伤，有点遗憾，为自己感到惋惜，因而哭了两三次。临了，我那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于是经过了失眠之夜，我便把自己想要进修道院的决定告诉了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并且请求她和修道院院长谈一下，让后者接受我为修女。姑母表示赞同我的决定，但是在跟修道院院长谈话以前，她想先了解一下我父母对这件事的看法，建议我写信给他们。我写了一封颇有说服力的信，然后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回音。过了两天，来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父病速归”。看到这份电报，姑母便不再留我：伊琳娜在当天就给我收拾好行李，送我到火车站，并且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赴京的女友。一路上我哭个不停，生怕见不到我父亲还活着。但是当我在车窗里望见站在月台上等待我的双亲时，我是多么惊奇和高兴啊。看来，爸爸根本没有生病。我的父母得知我为强烈的宗教情绪所支配，竟然想留在修道院里，简直吓了一跳，他们认为我到了成年，会对自己的这种轻率行动感到遗憾和后悔。劝阻或禁止是危险的，这只会增强我的决心。因此，两老就当机立断，借口爸爸害病，把我叫回家；否则，不到秋天，伊琳娜·特罗菲莫芙娜是不会放我走的。
当我征求父母的意见时，他们说，我太年轻，对自己也缺乏了解；必须首先读完中学，懂得一点世事，到那时候，如果我感到需要进修道院，那他们就不阻挡我。
秋天，我回到学校里，一头扎进现实中去，那个曾经使我迷恋的憧憬也就逐渐褪色，这样，我便一生过着世俗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丝毫也不后悔，因为人世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欢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