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逻辑学角度证明这三类范畴的区别。如果考虑到因果性和明确因果性的缺失，那么与第二类范畴相反，第一类和第三类范畴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组群。如果我们以语音原因的存在作为划分的基础，我们应当划分出第一类范畴，将其与第二类和第三类范畴的组合对立起来。与第一类和第二类范畴组合不同，形态性质的因果关系要求将第三类范畴单独列出。但是，除了这一形式的逻辑不准确性以外，很难否认这些范畴的列举顺序是与真正历史的连续性相符合的，是与起源相符合的，与一类范畴接着另一类范畴的逐渐发展相符合的。
克鲁舍夫斯基的功绩在于追求发现和准确定义这三类范畴交替项的每一类范畴的典型特点。但是这很难，所以克鲁舍夫斯基在定义、列举和阐述这些特点时，犯下了一定的错误，这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比如，第一类范畴的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可以归结为一个特点，因为普遍性隐含着必要性，而必要性首先隐含着普遍性。同样这也与“缺乏必要性”和“缺乏普遍性”有关，比如与第二类范畴的第二和第三个特点有关（页12），一个来源于另一个，而划分以自然方式相互联系的东西就像是一种重复性行为。犹如第二类和第三类中的第四个特点一样，他提出的“交替音素具有很近的生理语音学亲属关系”的观点（页11—12）完全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且不说通过平常途径确定生理语音学亲属关系的远近时，研究者的主观观点还是起作用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借助于绝望的勉强去发现这些特点，这一点是不能不注意的。就连克鲁舍夫斯基自己在描述这个特点的意义时，都提到“最经常”的补充意见。而“最经常”的，未必是永久的，所以就不能成为区别性特征。作者本人也不能确认准确性，他提出了犹豫不定的补充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剔出了第二类范畴的第三个特点（页10，页12）。关于“这一类语音交替与一些形态范畴的联系”是根本不可能谈到的，这样如何区分第二类和第三类范畴呢？如果第二类范畴的语音差异没有消失或者没有过渡到第三类范畴中，这些语音差异就是不同词语、由原始具有亲属关系的词根或者同类词根构成的不同词根的特点，而不同的词语——这是词典的事情，而不是语法需要做的。
克鲁舍夫斯基列举了每一类范畴的特点及在我们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多余的特点之后，并没有发现主要的特点，可以说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能够将第一类范畴与第二类和第三类范畴进行区别的特点。也就是在第二类和第三类范畴中，一个音素的所有特点都是个性化的特点，与位置及其他音素的相邻无关。与此同时，音素的变异交替特点，第一类范畴的特点应当受音素位置不断变化的制约，或者取决于生理语音学的相邻关系，或者取决于整个词语或者句子的结构。
克鲁舍夫斯基阐述解释理论性结论的例证也是不准确的。比如，他错误地确定词语бросить与забрасывать（页21）的关系，错误地判断“形式的框架”。
f（…………it）∥f1（…………iyvat）（页13，页17等等）
他证明мушка一词使мошка一词失去了原始功能（页17）。因为实际上在开始时，муха和мошка是两个不同的词，只是后来才构成муха的新指小词мушка。
这里分析的克鲁舍夫斯基论文的前言部分有时有令人气恼的自信和对前人论著的鄙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作者不甚了解语言学著作。比如，在克鲁舍夫斯基之前，没有人试图发现“主宰语言现象的规律”（页3—5）的观点看起来有些幼稚。
至于语音交替“理论”本身，在克鲁舍夫斯基的大脑中根本就没独立形成这样的观点。他是借用我的理论。从1876年开始，在《元音规则问题》写成之前的数年间，我在讲授俄语语音学、拉丁语语音学时，总是以语音交替为基础。克鲁舍夫斯基到喀山以后，聆听了我的课程，专注地聆听了我开设的实践课。正是这些使他能够提出类似的关于语音现象的观点。很难否认，克鲁舍夫斯基主要采用了分析个别语音范畴典型特点的方法，他阐述的理论比我的阐述更有哲学性、更有内容、更准确。但是甚至很难否认，他只不过是将从别人那里得知的东西赋予了另一个成功的形式。不管怎么说，克鲁舍夫斯基的话语“我的语音交替理论”、“我对最新语言学派观点的态度”、“我的理论”等看起来有些奇怪。只能这样解释它们，即由于经常倾听课程和参加各种讨论，我们有时已经完全习惯于一定学术圈中常见的、普及的观点，最后迷失了指路方向，我们已经很难区分自己大脑中形成的观点与借自于他人的观点。
克鲁舍夫斯基论文的第三部分是提纲部分。大部分内容是论证语言学各种一般性问题。这些提纲与论文题目、元音规则问题或者语音交替完全没有关系。在第八论点中，他简短地论述了关于元音语音交替的序言部分。因此，上面我提到的前言部分也与这一论点有关。甚至可以指出，这一论点没有完全准确表达语音交替的一类范畴向另一类范畴逐渐过渡的过程。在第四论点中谈到“形态同化”，并且阐述了上面描述的克鲁舍夫斯基论著《关于类推和民俗词源》的内容。第七论点与《形态简化》有关系。而第九论点涉及《EE类型的辅音群变化》。这两篇论文与第三篇题目为“语言学札记”的论文是一同发表的。
第二、第五、第六论点包含了从其他语言学者那里借用的观点。第二论点中关于研究语言的基础不是古代语言而是新语言的论证从莱布尼茨时期开始就不是什么新内容。虽然，从另一方面讲，几乎在所有语文学者的眼中，甚至在语言文学影响下的语言学者眼中，这一论点像是在胡说八道。因此，在每一个可能的情况下重复这一观点并不是多余的。第五论点谈到词语的亲属关系或者体现在语音层面上，或者体现在形式或者结构层面上，这一观点只是一些最新语言学者（首先是索绪尔）所依据理论的连贯表述而已。这些原则也是我讲课的基础。但为了使第五点与现实情况准确吻合，需要扩展和补充。第六点阐述了词语划分为生理语言学部分与词语划分为语音学部分的不对应性，这是我历来强调的一个原则。因此，他的观点是借用的。今天，我已经不能无保留地同意在这一论点中陈述的观点。因为，一方面，我认为音素在生理语音学方面是次要单位，另一方面，我使用了更为确定的概念“音位”这一术语。
还有三点，即第一、第三、第十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克鲁舍夫斯基的个人观点。第十点专门谈到梵语语音学，借助于与另一元音字母联合、元音字母减少的规律，解释了许多所谓的变调元音的情况。这确实是非常成功或者独特的假设。
第一点声称：“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科学。”第三点指出，在语言中有一些起作用的规律完全等同于其他领域起作用的规律，即所谓的没有任何例外和偏差的“自然规律”。一级的语言学界的泰斗们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这些观点，但是尽管如此，认可这些与我们作者所处语言学氛围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只是独立的但却不成功的行为，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首先，应当指出，这些原则的拥护者只是空口无凭地在说，从来没有能力用事实和推理证明这些结论。历史性和自然性对立是不符合逻辑的，使人想起伸缩性和年轻的对立或者重量与颜色的对立。概念上没有共同性，就不能谈对立。可以将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即在时间上没有变化的现象对立。我们如果将这些概念用在自然世界中，与机械、物理、化学规律的不变性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个体的发展与成长，或者个体的自然历史，发现种类的变化或者有机体世界的历史，发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或者与机体世界历史有关的地壳历史，等等。要知道甚至整个太阳系都应当有并且已经有自己的历史。况且，“地球史”、“自然建造史”或者“自然发展史”这样的话语证明了自然与历史是相互容忍的，反之也一样。
克鲁舍夫斯基接受学者的这一偏见，很明显隐含了自然与“精神”、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别，隐含了自然现象与精神或者社会心理现象的区别。但如果笼统地认可这样的区分，那么语言学应当属于心理科学，或者准确地说属于社会学—心理科学或者社会心理科学。语言学的基础纯粹是心理的，并且所谓的语音规律（如果逐字逐句理解这句话）是纯粹的废话，可以看作是暂时隐藏在背后的心理规律的替代物。语言只能在社会中存在。
毫无疑问，发现主宰一系列语言现象的规律应当是我们科学界的主要事情。只有对我们所面对的明显事实视而不见的人，才会不同意语言现象综合体具有自己的历史，而且是很丰富的历史的观点。
第三点提到的在语言中自然规律起作用的观点，只是人人皆知的旧童话而已。语言规律不同于物理和化学规律。它们的区别就在于，语言规律还没有真正地被发现和准确地定义。语言规律属于心理规律（还没有被众人所知，从科学角度没有足够论证的规律）、神经系统领域的生理规律（只是才发现的规律），最后，社会规律或者社会生活规律（关于这个规律还可以写很多内容）。
因此，可以用公式的形式说出在语言中没有任何例外规律起作用的观点：在语言中某些规律应当是无例外和无偏差的。因为在一定的生活领域，接受无规律和无原因的情况是与科学的有秩序的人类机体要求相矛盾的。
学者们关于历史性和自然性的观点是有严重分歧的，这一点从克鲁舍夫斯基和施莱赫尔的观点可以看出。克鲁舍夫斯基研究追求重建语言的历史画面与语言的自然性是背道而驰的。与此同时，施莱赫尔以狂热性的执著不断地重复着“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同时声称，重建或者构拟不同原始语和比较语法是语言学主要和唯一的任务，没有类似的构拟的难题存在，就没有我们的科学。
……
7）克鲁舍夫斯基论文的前言部分是用德语写的，即他将这部分翻译成德语，并且补充了一些德语例子。这部分阐述了语音交替理论。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德语语言学杂志愿意接受这篇文章，纷纷以这篇文章与某一语系无关，准确地说，与科学方法论我觉得，拒绝的真正原因是“语音交替”理论将新的研究基础引入到了语音学中，而绝大部分学者非常惧怕新基础。因为引入新基础，需要做很多，思考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愿意思考。有关为由而拒绝。克鲁舍夫斯基还是希望自己的论著能够被欧洲学者了解，于是他自费出版了《论音素交替》一书。
当然，应当说这个德语译本与上面提到的俄语原著是一样的。只是需要指出，翻译的德语并不完全正确，选用的术语“音素交替（Lautabwechslung）”也不是很成功。但不能以此责备一个从来就没有真正学习过德语也没有听过德语课的人。他之所以懂德语，主要归功于阅读书籍和自己的著作。
克鲁舍夫斯基在德语译本中补充了新的结尾，更详细地解释了音素交替和变化。借助于两个表格（页36、37）使叙述的内容更加清楚。在最后补充的《关于古斯拉夫语后舌音的硬腭音和齿音的说明》章节中尝试解释，为什么有时是cˇ，，，有时是c，dz（z），s的软化双重结果与斯拉夫语的非软音k，g，x（ch）是相对应的。这一尝试是不成功的。这样的尝试只是不了解以前著作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而已。如果克鲁舍夫斯基了解了相关论著，他就会在其中找到更好的解释，而不是去追求原创性。况且，1880—1881年，在我开设的课上他可以听到其他的更符合事实的解释。他在后期著作中提到了这些内容。
无论是克鲁舍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还是小册子《论音素交替》都属于同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在喀山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中，都有术语躁狂症，新技术术语躁狂症。在这一点上，克鲁舍夫斯基善于在自己的论著中保持一定的分寸。这种疾病在我的《斯拉夫语言比较语法中的若干章节》中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单行本，华沙，1881年，页55—74）。大量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名称只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明白所讲的内容，掌握所阐述的一般概念，只是需要集中注意力而已。谁也不怀疑，在每一类科学中都需要一定的术语，只是不能急于和过分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