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从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走到现代文明的工业国，是从封闭自守的老北京走到开放发达的英伦敦的。他到英国的头一天就感到“这不是一个农业国”。老舍：《头一天》，《老舍文集》第14卷，第21页。伦敦的房屋、街道、广场、教堂、饮食习惯、服饰衣着、节令习俗、生活观念，等等，都与北京不同，他笔下呈现的不是一个农业国的文明，而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的现代文明。他刚到伦敦，就发现车站、地铁、咖啡馆等地方，“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伦敦中等人的住房，大多是二三层的小房，红砖青瓦，“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被静寂，清洁，花草，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他从伦敦人住房感受到“它是城市，也是农村”，而这些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象”。同上，第22页。老舍在伦敦的住房以及《二马》中的温都太太家的住房（马则仁、马威到伦敦住在温都太太家），也都体现着老舍所记述的“表现着小市民气”的景象，具有静寂、清洁、安适的特点。这与老北京市民居住的多是四合院的平房和“大杂院”的旧房不一样了，同是在住房中体现“小市民气”，伦敦的“小市民气”带有“工业国”的现代文明特征，北京的“小市民气”带有“农业国”的安稳、凝固、沉静的特点。就街道论，《二马》中温都太太家住的戈登胡同，那是个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两旁都是些两层小房，走道上有小树，多像冬青，结着红豆，这些胡同给人的感受同样是静寂、清洁、安适的。与这种寂静、清洁的房屋、胡同不同，伦敦的广场、大街则是喧闹的。《二马》描写最多、最细致的是牛津大街，它位于伦敦中心，是一条最繁华的商业街，街上的铺子“差不多全是卖妇女用的东西”。平时人很多，人挨人，人挤人，一刹步，一伸手，就要碰到别人。除了人多，便是车多，“街上的汽车东往的西来的，一串一串，你顶着我，我挤着你。大汽车中间夹着小汽车，小汽车后面紧盯着摩托自行车，好像走欢了的鸵鸟带着一群小鸵鸟。”远处近处全是车，前后左右全是车，“全冒着烟，全磁拉磁拉的响，全仆仆吧吧的叫”，整个街道形成了“车海”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07、445页。。老舍对伦敦繁华喧嚣的景象，如此的“车海”并不欣赏，他感受到那现代化的繁华喧嚣的背后，带来了“车海”对空气的污染，对静寂、清洁、自然的环境破坏，因此才有对伦敦的感喟：“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同上，第446页。显然，老舍对伦敦形象的两面，欣赏的是那“真清静的地方”。
从老舍对伦敦房屋、街道的描绘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不是一个农业国”，体现了都市文化现代化的人文景观，那么再深入考察老舍对教堂的描绘，就更能够体味到伦敦都市文化的特殊的人文景观了。《二马》重点写了圣保罗教堂，李振杰曾对这个地方做过核对与统计：“在小说中圣保罗教堂出现过11次，是作家着意最多的一个地点。马家的古玩铺就在教堂左边的一个小斜胡同儿里。”李振杰：《老舍在伦敦》，第47页。其实这11次有9次只是提到“二马”（马威、马则仁）到圣保罗教堂或从古玩铺望见教堂或听到教堂的钟声，简单地用一两句话带过。他没有对圣保罗教堂面貌做整体的描写，也没有对圣保罗教堂的历史做文字的讲述，只是有一处提到了马威听了李子荣讲了教堂的历史，然后就关了古玩铺的门回去了。值得注意的有两处写圣保罗教堂，虽然用墨不多，但很能够体现老舍的文化思想。一处是在一天的中午，父子两个出了古玩铺，他们望见教堂的塔尖，老马说教堂是不坏，塔尖把铺子的风水夺去了，他似乎把基督教全忘了，一个劲地抱怨风水不好。而马威不同，他“仰着头儿看圣保罗堂的塔尖，越看越觉得好看”。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第455页。另一处是写马威因失恋带着沉闷，“走到圣保罗堂的外面，他呆呆的看着钟楼上的金顶；他永远爱那个金顶”。同上，第437页。从这两处的描写可以看出，老马是信基督教的，可是他从中国的风水迷信观念出发，抱怨教堂破坏了他家铺子的风水，可见他忘了对基督教的虔诚。而小马对基督教是非常虔诚的，所以他看到教堂的塔尖，“越看越觉得好看”，特别爱那个“金顶”。在老舍看来，“金顶”象征着基督教的精神，他同小马一样，爱那个“金顶”，对基督教十分虔诚。老舍对基督教的深厚情感，也隐藏在他对伦敦圣诞节的生动描绘中，“圣诞节的前一天，伦敦热闹极了”。街上拥挤的人们，忙着购买送人的礼物，“街上的铺子全是新安上的五彩电灯，把货物照得真是五光十色，都放着一股快活的光彩。处处悬着‘圣诞老人’，戴着大红风帽，抱着装满礼物的百宝囊”。圣诞晚上，人们盼望着“救世主”的降临，祈求天下四海兄弟的太平。“教堂的钟声和歌声彻夜的在空中萦绕着，叫没有宗教思想的人们，也发生一种庄严而和美的情感。”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第560页。联系他早年参加基督教，而眼下对教堂的“金顶”的热爱以及对教堂的钟声和歌声的衷情，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在《二马》里也做出了“庄严而和美的情感”表现，而且这种基督教文化思想在他以后的创作中仍有着时隐时现的表露。
老舍在对伦敦的人文景观进行考察时，总不忘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观念的审视。在老舍笔下，英国人在饮食方面是以面包、牛肉、甜点心等为主，爱喝啤酒，喝茶要加牛奶，饮食简单而富有营养，讲究卫生，甚至饮食的摆放也要体面、干净、漂亮。老舍借着马威的眼光写道：“马威再细看人们吃的东西，大概都是一碗茶，面包黄油，很少有吃菜的。”李子荣则向马威发出感叹：“唉，英国人摆饭的时间比吃饭的时间长，稍微体面一点的人就宁可少吃一口，不能不把吃饭的地方弄干净了！咱们中国人是真吃，不管吃的地方好歹。结果是：在干净地方少吃一口饭的身体倒强，在脏地方吃熏鸡烧鸭子的倒越吃越瘦……”同上，第461页。由此显示出东西饮食文化的差异。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李子荣的感叹与《老张的哲学》里所写的进北京的饭馆要经过的“五关”（以表现脏、乱、差、喧闹、醉酒为主）对照着读，就会感到老舍对中国饮食文化持一定程度的批判、讽刺态度，而对英国的饮食文化有衷情、赞赏的成分。当然，老舍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尤其是生活观念，又多含批判、否定的因子。《二马》一开头就写马威到海德公园，领受了那里自由演说、自由辩论的情景：一圈圈的人群围着站在红旗下的演讲者，演讲的内容各种各样，有谈政治的，有讲宗教的，有评论世界大事的，听者有赞同的就报以热烈的喝彩，有不同观点的就进行激烈的辩论，而警察又在自觉地维持秩序，使这里显得既热闹又文明，没有像《赵子曰》中所写的学生们打校长、打教员、闹风潮的“起哄”局面。因此，对这样的自由论坛，马威愿领受，老舍也比较欣赏。但是，老舍对伦敦的各种赛会、赌赛马、赌足球比赛的结果等不以为然，带有揶揄与讥讽，他看到了英国人贪玩贪闲的一面：“溜冰场，马戏，赛狗会，赛菊会，赛猫会，赛腿会，赛车会，一会跟着一会的大赛而特赛，使人们老有的看，老有的说，老有的玩，——英国人不会起革命，有的看，说，玩，谁还有工夫讲革命。”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第399页。“英国人的好赌和爱游戏，是和吃牛肉抽叶子烟同样根深蒂固的。”同上，第614页。但是，老舍又认为“从游戏中英国人得到很多的训练：服从，忍耐，守秩序，爱团体”。同上，第636页。他对英国人的“守秩序，爱团体”的国民性格多有赞赏。他还对英国人的守法度、遵守时间观念大加赞赏：“英国人是事事讲法律的，履行条件，便完事大吉，不管别的。”同上，第441页。老马睡懒觉不按时起床吃早饭，过了规定的时间，再想要早饭吃，温都太太答应给他重做，但要再付一个先令，可见温都太太是严格按照他们双方签订的契约行事。英国人讲究法度、讲究时间观念，老舍深深感到：“城市生活发展到英国这样，时间是拿金子计算的。”人们的交际来往是遵循“时间经济”同上，第510页。的。老舍到伦敦的头一天就深有体验，赞赏埃文斯的遵时守信：“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老舍：《头一天》，《老舍文集》第14卷，第21页。他在《我的几个房东》中称赞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的“勤苦诚实”，佩服她的“独立精神”，同时又认为“这种独立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老舍：《我的几个房东》，《老舍文集》第14卷，第70页。英国人虽然“守秩序，爱团体”，遵时守信，有“独立精神”，但他们对外人冷漠、傲慢并且有偏见，万事不求人，不易交朋友，“非常高傲”。老舍：《英国人》，《老舍文集》第14卷，第65页。总之，老舍对英国人、英国形象的审视，显示出他对伦敦都市文化思想的双重矛盾性：他既欣赏英国人的特立独行、勤奋自强的精神，又不屑于英国人的冷漠、傲慢的“绅士”风度；他既称赞英国人的“守秩序，爱团体”，讲文明，又反感他们的保守、冷漠、自私；他既倾慕英国的富强文明、民族自信，又特别痛恨他们对华人的极端的民族歧视，因而他在《二马》里抒发了对歧视、奚落中国人的亚历山大等英国人的愤懑，表达了对“真爱中国人”、无民族偏见、富有新思想的凯萨林这样的英国人的亲近感。
三
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说他写《二马》时“开始决定往‘细’里写”，这往“细”里写不仅包括老舍自己所说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而且在我看来还含有小说叙事视角的多重性。《二马》里既有老舍视角下的或“二马”视角下的伦敦城、英国人、英国形象，又有着英国人、伦敦城视角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形象。这小说叙事视角的多重性，是由他创作《二马》的文化思想决定的，他写《二马》的意图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分析“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这种比较分析、鉴别、判断、批判的文化审视，又是作为“哲理诗人”的老舍往“细”里写的重要内容。
老舍在写《老张的哲学》、《赵子曰》时就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现代性”主题，《二马》同样坚守了五四“思想启蒙”的新传统，以“启蒙主义”为主导审视中国人的国民精神。不过，《二马》的文化审视与《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不同，它是通过对中国人与英国人以及中国与英国两个民族进行比较分析，既展示了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形象，也展示了现在的英国人和英国形象。上一节我们主要论述了中国人视角下（主要是作者视角和作品中的人物“二马”视角）的英国人与英国形象，本节主要论述伦敦城和英国人视角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形象。在伦敦城和英国人的视角下，老马（马则仁）这位“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处处显得落后、守旧、愚昧与荒唐。他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伦敦城格格不入：到伦敦的第一个早晨就因睡懒觉吃不上饭、用不上热水而生气，“早知道这么着，要命也不来！”他过不惯西方生活，为吃不到北京的饽饽而纳闷。英国人喝茶加牛奶，吃饭少菜，爱养狗而不爱种花，他感到奇怪而不屑一顾。英国人时间观念强，把时间当作金钱，他则慢条斯理，懒散闲静，毫无时间意识。英国人满脑子商业观念、市场意识，做买卖赚钱，他认为做买卖是“没出息，不高明”，俗气。英国人讲究地位，但并不贪求做“官”，他则满脑子的“官本位”思想，认为“发财大道是做官”，他要马威读书，也是为将来回国好做官。英国人自尊自傲，有进取“独立精神”，而老马则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6页。英国人做生意讲究商机、策略，以“利”为重；老马则讲究礼仪文明，以情义为重，保持老北京的古旧商业情调。李子荣按西方人做生意的法子，给古玩铺做广告，老马则按老规矩、老气度，拒绝广告。英国小孩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则投以笑脸、无动于衷。亚历山大欺骗戏弄他，将他灌醉，他不思反抗，还依然和他交往、讲交情。老舍以如此老派的中国人与英国人对比，既表露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又彰显了他对英国人的某些民族性格的欣赏态度。但是，老舍对英国人的欣赏是有限的，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又使他特别反感、愤慨。他在《二马》里写出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不单是学校、商店、大街上的行人鄙视中国人，就连饭馆跑堂的甚至连妓女也看不起中国人，由此发出了国弱受人欺的呼喊：“国家衰弱，抗议是没有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他真诚地期盼着中国的富强、民族的复兴。
老舍在《二马》里又通过新一代中国国民小马（马威）、李子荣与英国人的对比，让人看到作为“新文化”代表的中国人的进取务实精神。中国新一代的国民热情谦和、敏感要强、活跃进取，“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6页。同时又让人看到了英国的年轻人像保罗之流，则整天无所事事，喝酒肇事，自私褊狭，妄自尊大，显露出西方物质文明烛照下的精神危机。老舍在英国还体验到“英国人很正直”，做事认真，“自重”，但英国人又傲慢且对人存偏见，“非常高傲”，万事不求人，不愿谈政治、谈宗教、谈书籍，乐于“论赛马、足球、养狗、高尔夫球等”。老舍：《英国人》，《老舍文集》第14卷，第65页。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国人的保守、安稳、不喜革命、高傲冷漠的“绅士”风度。可见，英国的国民精神潜藏着抑制现代化发展的危机，而中国新国民如饥似渴地向西方现代文明求科学、求进取的精神，又预示着民族复兴的希望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