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楼后面宿舍区的院子里，有个学生正在用脸盆洗衣服，打上肥皂，使劲地搓，再在盆里漂洗，把脏水倒掉，到水龙头底下接水。看他的熟练程度，你根本想象不出来会是一个全盲或低微视力者。有的盲学生在树下匆匆走过，很敏捷地避开树间拉着的绳子，踏上进出楼道或宿舍的小坡。他们有的用手轻轻地在身前防护或者探路，但多数人几乎就是凭借本能似的在院子里穿行。有的去厕所，有的去找老师，有的回宿舍。而在宿舍里，也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有的还躺在被窝儿里猫着，有的坐在床头上听收音机或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也有个别的同学静坐在那里发呆，是在想念自己的父母？还是在想自己隐秘的心事？
我举起相机，不时地拍下他们的身影，希望留下他们生活中最真实的画面。
这时，陆续地有些学生似乎感觉到了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或是我走动的声响，不断地有人围上来，好奇地向我打听：
“你是谁？”
“你是干什么的？”
“你为什么来我们学校？”
“你在干什么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像鱼儿在水底下冒出的泡泡，汩汩不绝。
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但他们的表情写在脸上。满脸的问号，满脸的好奇。
我像一位极有耐心的教师，一一解答他们的疑问。
“我叫李朝全。”
“我来自北京。我是写书的。”
“我到你们学校来，就是为了写一本介绍你们穆校长的书。”
“我在拍照片，将来准备放到书里去。”
后来，在采访盲教师闫加威时，他告诉我：你们健全人自我介绍时总是说，我叫什么名字，我是干什么的。然而，我们盲人自我介绍时，就会说：我脸比较瘦，眼睛小，头发短，耳朵长，个子比你高半个头，我上身穿的是带拉链的运动衫，下身穿的是牛仔裤。我喜欢打篮球，看体育比赛和组装电脑。这样，我的学生就可以通过用手摸，亲身感受一下我的长相，并且借此记住我是谁了。
——闫老师如此设身处地为盲学生贴心考虑，是我这般非盲人很难想象的，也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心里我是完全认同他的观点的。在我随意拍摄的过程中，好几个同学围到我身边，叽叽嘎嘎地叫嚷开来：
“让我试一试！”
“让我来拍张照片！”
“给我拍个照片吧！”
我努力地想一一去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时，心里又有点儿顾虑：我这台尼康单反相机价值好几千元呢，可不能让这些孩子给摆弄坏了，——毕竟他们的眼睛看不见！
一个孩子紧紧地凑到我身边来。我抓住他的手，放到相机的快门上，帮助他对准拍摄对象，接着告诉他往下摁快门。
咔嚓！
听到声响，拍照的孩子兴奋得跳了起来：
“啊哦，我会拍照片了！”
“啊哦，我会拍照了！”
我打开回放器一看：嘿，拍的什么呀，人是半截的，脑袋是半拉子的。
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真相，悄悄地将刚拍的照片删去，然后告诉他：“来，我们再来拍一张。”
这次，我先帮他对好了焦距和人物，然后再抓着他的手教他摁下快门。
孩子很好奇，接连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多数拍得不理想，不是距离人的头部太近拍成了大头照，就是构图不合适，拍得不匀称。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拍摄的效果，但是他们永远都那么兴奋，那么大惊小叫的——
“呵呵！我会拍照片了！”
“呵呵，我会拍照了！”
那神情，那份快活，就像上天摘下了月亮一般。
听生活
在这群紧跟着我的孩子们中间，数吴东东最热心。这个孩子，大约十四五岁，长得有一米五高，穿着一身褪色的蓝防水衣，裤脚的线都已拆开，脚上趿拉着一双无后跟人字拖鞋。一只脚似乎有点儿残疾，走起路来有点儿罗圈儿腿似的，像是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脸和身材一样瘦，头发有点儿凌乱。
他的手里捏着一只会自动报时的迷你电子表。电子表呈哨子形，上圆下方，高约五厘米，直径约两厘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按一下按钮，电子表就会自动报时：
“现在时刻13点42分。”
“现在时刻14时整。”
有时他又将电子表凑近自己的眼睛，几乎贴到了眼睑上。认真辨认小小的圆形屏幕上的数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旁边的人说：
“现在2点5分。”
“现在2点10分。”
他的眼眶有点儿外翻，似乎还有残余的低微视力。他每次都极力地凑近去看时间，然后再按下自动报时的按钮，来印证自己看到的时间是清楚的、准确的。
他捏着自己的小电子表，在同学们中间穿梭，不时地“为大家”报告时间。就像一个小孩儿新得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于是总要去别的小孩儿面前展示和摆弄。有时，别的同学也会向他提出要求：
“吴东东，你的表借我玩一玩嘛！”
“吴东东，你手里是什么好东西？让我也玩一下！”
这个时候，吴东东就会有点儿自豪又有点儿愉快地把自己把玩了半天的小玩意儿借给同学。他的同学，按过几次按钮，听过几次报时之后，很快便厌倦了这个“玩具”，很干脆地就还给了他。
吴东东却并不失落。这，或许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呢。借此，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时间的存在，看到或感受到时间在一点儿一点儿地过去和流逝。他对自己的电子表似乎总没有玩腻的时候。整个下午，我看到他都在不时地按它和看它。有时候，他又凑到我身边，问：
“叔叔，现在几点了？”
等我把准确时间告诉了他，他就去校正他的表。令我惊奇的是，尽管他的视力低微，但总是能把调试时间的按钮按对，并且把时间调好。一旦调好了时间，他便又高兴起来，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阳光小男孩儿
康磊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儿。全盲，穿着灰色夹克衫，脸形方正，眼睛像是眯着的，看起来就像是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在水泥道上遇到我。我站在那里，观察盲人们的生活。他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前面有个人站着。我基本上没有动静，尽量不弄出声响。他或许是通过气息或者气味感觉到了我，于是问：
“你是谁？”
得到回答后，他又发射连珠炮似的，接连问：
“你从哪里来？”“你在干什么？”
知道我在拍照，他太兴奋了，简直要扑上来抢我的相机。我小心翼翼地护着相机，允许他用手摸索，用手去找寻哪个是镜头，哪里是快门，哪里是取景器……
他执着地把相机全身都摸遍了，然后兴奋地叫嚷：
“我知道相机了！我知道相机了！”
当我教他摁快门拍摄后，他显得特别满意。问我：
“我拍的照片好看吗？”
我说：“拍得不错。”
这下他愈加快活了，就像自己一下子就学会了摄影，掌握了一门新本领一样。
他坚持要把相机拿过去“研究研究”。
我把相机小心地给了他，一面紧紧地拽着相机上系着的带子，生怕机子不慎掉落到地上。
其实，我的担忧真是多余。康磊小心翼翼地抱住相机，仿佛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只宝葫芦，一遍遍地摸索、试探。他一定是在猜测，这机器为何那么神奇，居然能把人的影子照下来，画到纸面上去。
摸索了老半天，他都没有把相机还给我的意思。我只好开口对他说：
“小朋友，不能再让你玩了。叔叔要拍照片。”
他仍有几分不舍，就像一个孩子刚得到一件有趣的玩具却被大人告知这玩具不是给他的。我几乎有点儿像是夺回了自己的相机。
康磊没有沮丧，脸上依旧是那副带着笑容的表情。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几乎就没有烦恼。我想：要不是失明，他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说不定还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呢。上天就是如此不公，在给了一个孩子完美的外表和聪颖的智力之后，却将他最珍贵的一样东西剥夺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赋予”呀！
这样的感慨在年幼的康磊的世界里或许永远不会有。他的世界里充满了阳光和快乐。真希望这孩子一辈子都不要去长大，都一直这样简单而快乐地生活着！
乐观开朗的女孩儿
刘威是一个热情又热心的女孩儿。穿着一件红色毛衣，十二三岁的样子，个头儿有一米五高，长得比较胖，留着齐耳短发，脸上红红的，像是被太阳晒伤了似的。她的一大乐趣是故意碰撞对面的人。
穆孟杰告诉我，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后，他喜欢一个人去绕着操场中央的花坛散步，一面观察学生们的情况，一面思考学校的各种事情。这时候，刘威一定会出现在花坛那里，故意去撞到穆校长身上，穆校长一把抓住她怕她跌倒了。对方就半开玩笑似的明知故问：
“您是穆校长吧？”
穆孟杰从声音里听出来这是小女孩儿刘威。于是应声：
“你是刘威吧。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事。我就想跟您说说话哩。”
这时老穆往往都要停下脚步，停止思考，开始和学生聊起学习或生活上的事情：
“今天又学了些什么？”
“老师课堂上教的你都会了吗？”
得到满意的回答后，老穆总不失时机地夸奖几句。
每天，为了等到和校长“偶然相遇”的机会，刘威总是会准时地出现在花坛边。她告诉我，穆老师对他们可好了，学校这里可好了！
学校里新来了一个盲学生叫李子恒。这个小男孩儿已经七岁，但是个子瘦小，大约只有一米一高，因为常年被父母独自关在家里，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也不会与人交流。一整天喜欢独自待在那里。有时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一站就是半小时、一小时，也不见他移动一下，或是和他人交谈一句。老穆说，多数的盲孩子因为常年被禁锢在家，无人与之交流，很容易丧失语言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李子恒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形。老师告诉我，这孩子会说话，他就是不愿开口，自闭得很。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别的孩子都走进食堂，叮叮当当，一阵碗筷响，大家都自如地吃起饭菜来。只有子恒这个小孩儿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食堂外面的小椅子上。生活老师给他打了一碗米汤或是汤菜，让他就着馒头吃。但他显然不会吃馒头，拿着一只钢勺，不停地往嘴里舀汤。那些汤汁，一半流进了他的口里，一半则顺着嘴角流回到了碗里。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就喜欢吃粥喝汤，不肯吃馒头。为了让他吃馒头，老师必须将馒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喂到他的嘴里。好在盲校几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都非常有耐心，很仔细地喂他吃饭，希望能慢慢地教会他自己吃。
在操场上，也不知是不是有同学撞到了子恒，或是打了他一下，多半只是想逗他玩，或者跟他耍游戏，但是，这孩子却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似乎很伤心。谁也没去注意他，或者，有人听到了他的哭声但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没人去理会他、安慰他。
这时，刘威，这个胖胖的小姐姐主动地走上前去，抱着子恒的头。没有安慰的话，也不说什么，就那么轻轻地抱着他。——那个情景，极像一个姐姐抱住被人欺负的弟弟，又像一位母亲在抚慰自己受了委屈的孩子。我说不清那是怎样一幅图景。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子恒哭累了，或是感受到了刘威的关爱，他终于慢慢地止住了哭声。刘威便牵起他的手，向他的宿舍走去。
后来，我在一间宿舍里看到子恒这孩子一直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床上，面无表情，但脸上已然没有了泪痕。
刘威这个丫头，又跑到外面“疯”去了。
这一次，她拦住了音乐老师，不停地说：
“史老师，我们可喜欢您上的音乐课了！”
“我真喜欢唱歌！”
音乐老师的眼白有点儿外翻，情不自禁地抱起刘威。他对这个胖胖的小女孩儿一定很喜欢。
这个女孩儿阳光，性格开朗，似乎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叫烦恼，也不知道有烦恼这回事。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每天穿行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带去温馨、安宁和抚慰，带去自己的关爱和热心。
父亲和子女同学
在孟杰盲校，有这么特殊的一家子。父亲、女儿和儿子都是同学。说起来这儿求学的事情，其实都是因为十三岁的小女儿张文君。
张文君一家是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老官寨乡洪官营村的。文君的父亲张名华1975年出生，不到四十岁，头发却已有些花白。因为患过青光眼，仅剩残余视力。原本一家四口人：妻子、儿子和女儿，本可一直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没曾想，张名华的眼睛突然坏掉了，女儿是先天盲，儿子五岁那年因为视神经萎缩，眼睛也瞎掉了。这样一来，一家人的日子就过得紧巴起来。妻子这时大概是熬不住了，跑掉了。好在张名华还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他和哥哥住在一个院子里，相互还能帮衬着点。但是，哥哥家里也不富裕。张名华最大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省吃俭用辛勤做事，能够给儿子打下个基础：有块地，有点儿资本，成家立业。在这位盲父亲的心中，始终深藏着这样的憧憬，希望俩孩子都能自立。倘能如此，他一生的愿望就都实现了。
张名华说：当年，因为爷爷耽误了，没有把两个残疾孩子都及时给政府报上去，家里没弄成低保。后来，他自己到村里去反映家庭情况，村里让他去乡里反映，乡里又让他去县里反映。结果，折腾了五年，也没能补办上低保。这时，有朋友指点他，可以给邢台市市长去信反映情况。于是，2013年7月，张名华便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和困难处境。五天后，乡里便来人了，专门给他补办了低保，按照每人每月九十元的标准给付低保。现在，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