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玉
台湾与福州一衣带水，血脉相连。位于福州中轴线南街西部的三坊七巷是福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承载了福州城市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明清建筑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的美誉。
三坊七巷始建于唐末，王审知当政时，嫌原有子城狭隘，便在子城外筑罗城，同时把今杨桥路以南、南街以西沿护城河一带的地方作为居住区，由此在罗城的西南便形成了今天的三坊七巷的雏形。宋代的时候，三坊七巷粗具规模，至明清时期兴盛并繁荣，至今仍保留有坊巷基本格局和许多优秀的古建筑。凝结在坊巷格局和明清建筑中的文化信息，在坊巷中生活过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思想和著述，坊巷内特有的民风民俗和具有文化内涵的商贸特性等等，这一切构成了独特的三坊七巷文化。三坊七巷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缩影。影响中国近代的几件大事件，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均在三坊七巷得到了成功的历史演绎，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旭、林觉民、严复、陈宝琛、谢冰心等，在中国的近代历程中不无重要地承载了“开眼看世界”、“制度变革”、“政治革命”和“新文化的传播”。而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街区文化，凭借山水相连的地域优势，对海峡东岸的台湾近代化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沈葆桢与台湾近代海防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居住于三坊七巷的宫巷。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赴台办理海防并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沈葆桢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曾两次受命巡台，与台湾民众一起抗击日本侵台并在其指导下建立起台湾地区的近代海防。第一次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四至十二月二十四日（1874年6月17日至1875年1月30日）；第二次从光绪元年二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二日（1875年3月20日至1875年8月22日），总计赴台时间达一年半月有余。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日本正式成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任命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长官并准备出动军舰侵略台湾。五月上旬，西乡从道率日军海陆部队3600多人在台湾南部琅峤（今台湾恒春半岛）登陆，分三路进攻牡丹社，侵犯台湾。当地民众对入侵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牡丹社酋长阿禄阵亡。六月三日，日军攻占牡丹社，以龟田为基地，建立所谓的“都督府”。随后，日军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长久霸占台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牡丹社事件”。
为保卫台湾，维护祖国领土安全，沈葆桢于1874年6月受命钦差大臣巡视台湾。大战迫在眉睫，沈葆桢主张对日不能屈服，认为必须以武力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衅端既肇……恐非战无以为守也”。他指导台湾当地民众着手防备，筑建工事。由于战事急迫，时局紧张，沈葆桢在详细勘察了台湾海防地形后制定了将侵台日军“尽歼于海隅”的抵御计划。与此同时，沈葆桢积极备战并督促福州船政局加紧制造海军军舰和购买铁甲舰。
日军得到消息后，甚为紧张。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当地民众以“誓死抗命，义不臣倭”的坚定决心，誓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其保卫领土的精神激励着两岸同胞。到1874年12月底，中国快速兵舰——“扬武”号、“凌风”号两艘军舰入港，军事力量对比出现有利于中方的局面，同时中国对日本几经交涉，迫使日军搭旗舰“高砂丸”，由“筑波”与“龙骧”两艘日本军舰护卫撤离并退出台湾。
对于加强台湾的近代海防，沈葆桢提出了“固民心、联外交、豫边防、通消息”的实践举措，具体为：
第一，进行外交斗争。在沈葆桢巡台期间，数次派人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和辩论，终因日本无理的条件而失去谈判基础。沈葆桢在抗倭保台战争胜利后，以日本无端入侵台湾、残害人民之事照会驻华各国领事，“公评曲直”，寻求国际支持。照会内容如下：首先，台番（即台湾）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其次，日本出兵台湾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再次，台湾与琉球的关系冲突自然由两者通过外交关系，和平解决争端，而日本借故以武力侵台，实属故意挑衅；第四，揭露和谴责日本出兵台湾的阴谋，明确指出“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经过多次的外交争夺，终于迫使日本代表西乡答应退兵并表示暂时不再增兵台湾。沈葆桢的外交政策，不仅保卫了台湾领土的安全，还为台湾的海防建设争取了时间。
第二，构筑海防工事。沈葆桢认为，光靠外交谈判不足以驱赶日本，必须“豫（预）防与舌战同时并举”，“台湾设防之事，万不容缓。台地绵亘千余里，固属防不胜防，要以郡城（台南）为根本”。沈葆桢认为，台湾海防重地当在“北路淡水、葛玛兰、鸡笼一带”，因此，沈葆桢当即着手在台湾边防地区修建炮台，设立岗哨，如澎湖炮台、安平炮台、东南港炮台、旗后炮台、基隆炮台以及沪尾炮台等。
第三，发展近代先进武器。经过与日本的数次争战，沈葆桢意识到发展近代先进武器的重要性，为配合台湾军事建设，保证军需，沈葆桢积极兴建军装局、火药局，购买新式武器火药等；向清政府上表奏章，要求增兵台湾并拨款。此外，调遣福州马尾造船厂的军舰、轮船等近代先进武器，加强台湾海防力量。
第四，储备人才，培养军事力量。沈葆桢在巡台过程中，不仅重视安抚民心，执行开山抚番政策，还极力储备人才，培养军事力量。提调提督罗大春、前署台湾道黎兆棠等赴台，以增加人才力量。此后，根据台湾当时的局势，沈葆桢建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把原有台湾所辖的一府、三县、二厅，改为二府十县，并为明延王郑成功建祠，以慰台胞忠义之心。
沈葆桢巡台，打败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野心，巩固了祖国的海防，使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民深深感觉到只有以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才能保证台湾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如今，位于三坊七巷内的沈葆桢故居，与矗立在台南安平的亿载金城炮台以及马尾沈葆桢经营船政遗存下来的轮机车间、钟楼、绘事院、船坞、天后宫等史迹和位于闽安镇巡台壮士牺牲埋葬处的义冢，成为榕台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林觉民与台湾近代教育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1886年出生于福州城内杨桥巷林家大院，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居住于三坊七巷的南后街。林觉民父亲林孝，叔父林孝颖。林觉民从小就过继给叔父为子，在嗣父的抚养、培育下成人。林觉民少年天资聪慧，却十分厌恶科举考试。13岁，奉父之命，他怏怏不乐地参加童子试，在试卷上写下了“少年不望万户侯”7个大字后翩然离去。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人们感慨：“亡大清者，必此辈也。”16岁时，改入福建省最早成立的官办学堂——全闽大学堂，开始接受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很快他被推为学生领袖。
1907年，林觉民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先学日语，后改为学哲学，兼习英、德两国语言。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支部。学习之余，林觉民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和活动。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表示愿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国家而捐躯并经常发表演讲，宣传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西南边境及其他地方近十次的武装起义先后失败，但他的推翻清政府的目标理念没变。1911年初，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南洋槟榔屿开会，筹备再次武装起义，准备在广州向清政府发起新攻击。林觉民积极参与该起义的各项活动。正如黄兴所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黄花岗广州起义终因寡不敌众，仓促应战等原因而失败。林觉民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后力竭被捕。两广总督张鸣岐和广东水师李准在审讯他时，林觉民向人们展现了革命志士应有的大义凛然和置生死于度外的铮铮铁血男人气概。审讯中李准要求林觉民把他要说的话写在纸上，随即让人卸去林觉民手上、脚上的镣铐，林觉民洋洋数千言一挥而就并慷慨激昂地畅论世界大势和民族危机，劝导清吏洗心革面，支持共和。张鸣岐、李准为林觉民的出众才华和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叹服，感叹道：“惜哉，这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呀！但这种好人才，若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因而提笔画押，处以极刑。林觉民英勇就义，成为闻名中外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在被囚禁的数日里，林觉民滴水未进，年仅24岁即英勇就义。在面临死亡的抉择时，仍表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他给父亲写下了一封绝笔书即《禀父书》，还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满怀悲壮、饱含深情、感人肺腑、荡气回肠、读后让人潸然泪下的千古绝唱——《与妻书》。
《与妻书》是林觉民在1911年黄花岗广州起义前三天即4月24日晚在临江边的一幢小楼上写给他的爱妻陈意映的。总共1249字、字字流血的《与妻书》是一封百感交集、荡气回肠、读后让人断肠落泪的家书。流露的是林觉民对妻子陈意映的肺腑之言，寄托着对亲情的眷恋，体现烈士对爱妻恋恋不舍的眷恋之情，也表达出了他对自己追求的理想信念的拼争和生不逢时无奈。林觉民希望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天下人谋永福”，用生命来捍卫理想与爱情，完全抛却了与爱妻的儿女情长，无所畏惧地投身到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起义中去，表现出一个革命志士以天下为己任，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高尚情操与宽广胸怀。
《与妻书》虽是一封情真意切、字字泣血、品格高尚的“情书”，又是一封讨伐清政府腐朽昏庸的无声战书。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危险。有志男人应挺身而出，报效祖国。烈士以笔做武器，使《与妻书》升华为讨伐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战书。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林觉民有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命感和爱国热情，最后为中国的革命献身。这些无不影响着当时的台湾同胞。特别是在民族危急关头，抱着视死如生的精神，给自己妻子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离别信——《与妻书》，这封读来让人断肠、让人不断反思的真情书信，流露出一个革命战士对中华民族的期望，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自己亲人的眷顾。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妻书》被编进中小学教科书中，《与妻书》中“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名言佳句，已成为榕台两地青年为追求理想，践行报效祖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座右铭并，对当时的台湾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林觉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万千中华儿女，促使台湾同胞无时无刻都为祖国的统一前途着想，为中华民族大义出力。
三、严复与台湾近代启蒙思想
严复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晚年寓居于三坊七巷的郎官巷。同治五年（1866）以第一名考入马尾船政学堂，1877年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除学习海军专业外，还精心研读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他学成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
19世纪后半叶，船坚炮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腐败的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亡国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复挺身而出，高声疾呼，投入到救亡图存斗争中。他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以“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为己任，“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翻译出了诸如《天演论》、《国富论》、《社会学研究法》、《社会进化简史》、《自由论》、《法意》、《中国教育论》等国外名著，内容涉及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以图师夷制夷；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爱国热诚，针砭时弊，抨击封建专制，斥责历代帝王是“大盗窃国者”，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光绪二十四年（1906）九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将科学进化论带到中国，并使之超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而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封建旧中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此外，严复家族与台湾素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长子严璩，字伯玉，1895年去英国留学，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等职。上海沦陷时，日伪曾胁迫他出任伪财政部长，但他意志坚定，宁死拒绝日伪要求，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三子严叔夏，1919年元旦经陈宝琛介绍，与台湾豪富林尔康之女、陈宝琛外甥女林慕兰完婚。严叔夏长子严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接受组织派遣，前往台湾，1953年被捕，1961年被保释出来。台湾著名人士李敖先生，在《李敖回忆录》中说，“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严复长女严倬云，1924年生于福州，1946年到台湾，热心妇女及慈善事业，为台湾妇联会领导人，丈夫辜振甫，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次女严停云，1926年生于福州，1948年到台湾，为台湾著名作家。
严复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对与福州山水相连的台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台湾的近代思想形成了主导性的文化潮流，为台湾近代化提供了启蒙的思想指导。严家作为三坊七巷中一支重要的名门望族，经过其后代的血脉联姻，两岸同胞将严复的启蒙思想，共同发扬光大，为台湾近代化思想指明了方向。三坊七巷名人家族与台湾同胞联姻，基于两岸血脉基础，基于两岸同族同宗的血肉亲情，基于古代名门望族的门当户对。三坊七巷是联系两岸交流的文脉地，而三坊七巷名人是文脉地的创造和发展者。正因为有这些望族名人在各自的舞台上辛勤耕耘，奋勇拼搏，才使三坊七巷的各种文化、建筑得以传承和延续，才使三坊七巷与台湾的文脉关系得以血肉相连，代代相传。
四、结论
为何三坊七巷与台湾有着割不断、分不离、离不散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大层面来说，基于海峡两岸同宗、同族、同根、同源外，与三坊七巷这块神奇的文脉宝地、丰富的文化积淀、骄人的名人辈出的历史底蕴是分不开的。三坊七巷自晋、唐以来，便是当时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孕育出大量对当时社会乃至中国近代历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众多的社会历史名人，成为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也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闽都文化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明清建筑群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地和发扬者，此外，还是承接本地域经济发展的商业区。
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培育近代名人的温床。三坊七巷衍生于晋、唐，发展于明、清时期，鼎盛于民国时期。不管是处于哪个时期，属于哪个朝代，三坊七巷始终聚集着众多的贵族和士大夫阶层，这个集聚鸿儒名师、学者能人的历史街区，在后来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特色的闽都文化的不断滋润下，成为孕育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名人的沃土。
开拓创新、勇于向外的闽都文化精神为三坊七巷的历史仁人志士开辟了求是新途径。勇于向外发展，不断在世界各地进取是三坊七巷文化的表征。在这样的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严复等中国第一批留洋者，涌现出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涌现出了勇于为革命献身、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革命战士林觉民，涌现出了发展近代先进工业技术，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沈葆桢等。
崇尚儒教，注重教育的三坊七巷教育文化为三坊七巷近代名人营造了儒雅渊博的知识文化，使他们能够用新知识来挽救革命，拯救落后的旧中国。“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真切描绘了三坊七巷浓厚的学习环境。当地众多的教育文化公共空间是其见证，小黄楼、听雨斋等词雅会，关帝庙的折枝诗，光禄吟台的吟诗会，民间的藏书房等独具文化特色，体现地方人文关怀。此外，具有专营经、史、子、集线装书，碑、帖、字、画和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等一应俱全的商业文化街区，为三坊七巷读书人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方便。
亘古传承的商业精神及其繁华的商业街成为三坊七巷近代名人长居之地并以此为中心，向四方辐射。这种开拓创新的闽商精神，不仅开阔了视野，还为三坊七巷人的发展及其经久不衰地影响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
此外，三坊七巷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就承担着区域内经济文化与商业交换的街区功能。这种集物质属性、历史文化属性与区域经济功能为一体的文化街区，各方面元素相得益彰，共聚兼容，形成三坊七巷独特的街区文化和特有的闽都文化面貌，哺育出如沈葆桢、严复、林觉民等三坊七巷近代名人包容的心态、广阔的视野和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
参考书目
[1]福州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三坊七巷文化价值及其保护利用》，《福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7]陈硕：《三坊七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符合性初探》，选自福州社会科学技术协会：《2008年海峡两岸创意产业合作与发展高峰论坛文集》，2008。
[3]《沈文肃公牍》（一），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选编，第13页。
[4]《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第28页。
[5]沈骏、古清：《论沈葆桢对保卫台湾的贡献》，选自卢美松主编：《沈葆桢研究》，海风出版社，2000。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严复与家乡》，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