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岗峰
福州与台湾的联系，最远可以追溯到5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文化、壳丘头文化。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凤鼻头文化、大坌坑文化中都发现闽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因素。尤其到了清代，与台湾联系的全国所有城市中福州最为密切频繁。充分挖掘福州与台湾联系的文化资源，对于把福州打造成“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台湾和海西经济区之间的国际化大都市，具有重要意义。三坊七巷文化在清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着特别重要影响。努力挖掘三坊七巷与台湾的联系的文化资源，对于福州完成其发展的历史使命有重要作用。
一、三坊七巷人与台湾治理
福州历史上不曾有过大规模移民台湾的浪潮，在今日台湾居民中，祖籍福州的约60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远低于祖籍泉、漳一带的人口。但福州作为闽台行政和文化中心却长达200多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本土内正式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后改为2府8县4厅。到1888年正式实现闽台分治，台湾单独设省，由原来的2府8县4厅增为3府11县4厅1直隶州，后又增设南雅厅，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为刘铭传。
在清代，负责台湾安全防卫的最高军事长官中，三坊七巷就有光禄坊的何勉和文儒坊的甘国宝。何勉（1681～1752），字尚敏，号止庵，少时家贫，弃文从军，骁勇有谋，在军中不断升迁。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匪乱，何勉跟随提督施世骠出征台湾，何勉攻南路，擒其党苏清等。康熙六十一年（1722）升为千总。雍正元年（1723），何勉复返台，将朱一贵党羽王忠、刘富生等成功擒获，因此功升任守备，迁台湾参将。平定台湾诸番社之乱后，升任湖广洞庭协副将。后平定贵州九部苗人骚乱，擢云南鹤庆镇总兵。乾隆四年（1739），移福建台湾镇总兵。在台期间，他捐出自己历年薪金节余建设总镇营盘，台湾才有比较正规的军事指挥部，这就是台湾赫赫有名的总爷街，位于台南市公园路台南公园对面，因台湾总镇署而得名。他曾变卖家产，捐谷千石在台湾赈饥，很得台湾百姓爱戴。1743年，何勉移南澳镇总兵，署福建水师提督，从此离开了台湾。何勉儿子何思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奉旨接任章绅担任台湾镇总兵。翌年，卒于任。父子两代都为保卫台湾建功立业。台湾的《彰化县志》曾记下了这一对令台湾百姓永远怀念的福州父子：“父子两人皆任台湾镇总兵，惟此一对。”
甘国宝（1709～1776），字和庵。雍正七年（1729），20岁中武举。雍正十一年（1733），24岁殿试中二甲第八名进士，授御前侍卫。乾隆三年（1738），领侍卫内大臣。旋任广东右翼镇标中军游击、参将。乾隆十六年（1751），授湖广洞庭协副将。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相继出任贵州威宁、江南苏松、浙江温州、闽粤南粤等地总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甘国宝首次被调任台湾挂印总兵。那时台湾内部盗匪猖獗，外部倭寇虎视眈眈，甘国宝一到台湾，首先擒获盗匪头目，众强盗难成气候了。接着，甘国宝重视团结当地少数民族，注意搞好汉族与高山族之间的民族关系。他倡导礼仪，筹办学堂，教他们学习中华文化，学习织布耕田。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于甘国宝军功谕旨加级，复调台湾任挂印总兵。甘国宝两度任台湾总兵，在台湾共住了4年，岛内一派祥和。倭寇领教了甘国宝的厉害，终于“慑其威，服其勇”，不敢再来侵扰。乾隆三十二年（1767），甘国宝升任广东提督。台湾百姓送万民伞、万民旗，扶老携幼，同舟送至鹿耳门，不忍分手。在第二次任台湾总兵前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国宝曾擢升为福建水师提督。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福建陆路提督。甘国宝是一名儒将，他在戎马倥偬之余，还雅好文墨，留下不少书法和水墨画作品。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并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这是鸦片战争中极少见的胜利。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因此，战争结束后他受到侵略者的讹诈和投降派的迫害，说他杀了英商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被押解内渡，送京都入狱治罪。姚莹，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因在任福建平和县知县、龙溪知县时，被誉称为“闽吏第一”，所以后为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张际亮陪同姚莹上京都并代姚莹作《狱中辨冤疏》。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松寥山人，建宁人，18岁到福州，寓居郎官巷绥安会馆。张际亮两度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很器重他，称其诗“足以雄视天下”。张际亮以其诗歌成就，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并称“道光四子”。姚莹事白出狱，张际亮大喜豪饮并与姚莹寓居炸子桥杨椒山故宅，不幸旧病复发而卒，年仅43岁。
在治台政策上，三坊七巷的宫巷的沈葆桢做了最大努力。沈葆桢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日本政府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1874年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7月中，日军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准备久踞。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东渡台湾，办理日本侵台事件。6月14日，沈葆桢和福建布政使潘蔚、洋将日意格和斯恭塞格、船政学堂学生严复等，分乘船政三艘军舰驰往台湾，士气民心为之大振。沈葆桢采取“以战止战”的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岛内设防与请兵大陆、团结民心与开山抚番三结合的斗争策略，有勇有谋地开展了驱日保台军事与外交斗争。严复等人跟着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旗米各海口”地形和海面形势，为清军军事行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台湾省海岸版图的界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军事斗争上，沈葆桢双管齐下，一方面整顿台湾防务，一方面请兵大陆。两批4500名淮勇（武毅军）驰赴台湾，加上之前到广东招募兵勇9个营和台湾招募的兵勇，共1万多人，大大超过日军人数。这时，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每日死者达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侵台事件后，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把台湾称为“七省藩篱”、“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一再反复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沈葆桢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沈葆桢的提议，清廷虽颇有同感，但当时朝廷不少大臣却十分反对。清廷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于光绪元年十月（1875年11月），依福建巡抚王凯泰所奏，闽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夏秋二季仍驻福州城。这一制度的设立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效管理孤悬海外的台澎地区，巩固海防。
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时，请文儒坊梁鸣谦为船政局文书和翻译。梁鸣谦（1826～1877），字礼堂，清咸丰九年进士。此前，即同治五年（1866），布政使周开锡代理福建巡抚，沈葆桢曾推荐梁鸣谦为抚署文案。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巡察台湾，又邀鸣谦入其幕府同行，其时一切计划、奏章、文告等皆出自鸣谦之手。梁鸣谦主张改革台湾地方建制，将台湾1府3县2厅改为2府10县，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开发基隆煤矿，减轻煤税，筑碉堡，增设炮台等各种措施。沈葆桢采纳了这些建议，加强了台湾的防务。梁鸣谦还倡议为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建祠，沈葆桢接受并要求朝廷给郑成功赐谥、建祠，并将其列入国家祭典，追谥郑成功为“忠节”，准许在台湾建“忠节祠”等等。清廷奏准后，于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忠节祠。祠成，梁鸣谦代沈葆桢为郑成功祠撰联：“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此联，至今还有不少台湾男女老幼能脱口而出，足见影响之大。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为两江总督，鸣谦仍为督署文案。沈葆桢十分器重梁鸣谦，屡次荐举，以船政劳晋三品，以巡台功再进二品衔，诰授通奉大夫，以候补道任用。
台湾各级衙门中，担任教职或幕友者以福州人居多，他们是长官礼聘的“师爷”，分管衙门内的刑名、钱谷、文案一类事务。台湾民间有“无福不成衙”、“无福不开衙”的说法。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就有文儒坊陈衍入其“掌记室”，刘氏抚台时诸文件多出自陈衍手笔。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袁世凯策划称帝，设立筹安会，他位列“硕学通儒”之首，可见他当时在学界影响巨大。但他断然拒绝，立马回到三坊七巷，受福建督军李厚基之聘，于1916年起编纂《福建通志》。而他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两句诗，使三坊七巷名扬天下。光禄坊的刘家谋（1813～1853），字仲为、苞川，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后以大挑任宁德、台湾教谕。咸丰二年（1852），卒于台湾府署。在台湾4年中，著《海音》2卷，100首诗歌，记台湾岁时人事、饮食服饰、方言俚语、礼仪礼节等风土人情及官吏施政利弊。其中有怒斥鸦片危害的，还对英勇抗夷、保卫台湾领土立有战功的台湾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等将领给予歌颂。光禄坊的周长庚（1835～1893），字莘仲，同治元年（1862）举人。后以大挑任建阳、台湾彰化教谕。他在彰化任职期间，彰化成为闽台文化交流之所，台湾南北无不知周教谕之名。光绪十四年（1888），彰化县发生民变，周长庚为保护城内百姓而冒险参与谈判，保住了城池。县令反而诬他通贼要予以逮捕，他只好逃离台湾到北京安身。周长庚在台湾被列入《彰化名宦传》。著有《周莘仲广文选诗》一卷，由林纾作序，诗集多为咏在台纪行览胜之作。还有《谒延平王祠》及《台湾风土诗》20首流传台湾。
三坊七巷人一直关注台湾的局势。1895年三四月间，陈衍到京会试，此时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哗然。陈衍起草并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郎官巷的林旭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
二、三坊七巷人与两岸关系
三坊七巷人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两岸对立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在革命战争年代，台湾局势震荡。宫巷的吴石是中共情报部门安排承担潜伏任务的“密使一号”，他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1894～1950），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1911年，吴石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为白崇禧同期同学。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1947年4月，经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1949年11月27日，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陆、海、空等各类情报。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华东局上报后，毛泽东亲自阅览，观后毛泽东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牵连进吴石、朱谌之一案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6人，一起被当时的台湾当局所杀害。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三坊七巷中涉台的政治活动人物，严复一家也是典型。严复年轻时曾随沈葆桢赴台抗日，而他孙子女多人涉及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活动。严复晚年得孙，那是三儿子严琥（字叔夏）生一子严侨，严复非常高兴，作《元旦觐祖生》诗四首，其四仿陆游《示儿诗》：“名尔为侨肸，心仪到古贤。艰难支耎国，词命却强权。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严侨名觐祖，谱名以侨。“侨肸”指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公孙侨和羊舌肸，严复希望孙子像古贤侨、肸一样，为苦难的国家效力。严琥曾任福建协和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严侨在福建协和学院生物系读书，有大志向。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林慕兰带他及妹妹严倬云、严停云到台湾。严侨是台湾名人李敖的老师，李敖对他极为尊敬和推崇。但据李敖说，严侨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船上只有埋在沙里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还带着严师母林倩。到台湾后，严侨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严侨说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有老母在台，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后由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坐小木船扬帆过海，似不可信。接受共产党组织派遣应为真实，因为200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严侨为烈士。而叶明勋出面担保也合情合理，叶明勋是严叔夏的学生、福建协和学院外文系的毕业生，严侨的同学和妹夫，三重身份。
严侨在台中一中任数学教师，李敖称严侨是他最难忘的一位老师。1953年因有人检举严侨曾在大陆参加过读书会，是“匪谍”而被捕。时任《中华日报》社长的保人叶明勋亦被请进警备总部连夜询问，叶明勋因此辞去了《中华日报》社长的职位。严侨关进“火烧岛”，1961年被保释出来，他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
严侨妹妹严倬云和严停云都是生于郎官巷。小妹严停云（1926～），笔名华严，台湾著名女作家。创作以小说为主，从小亲近佛理，不仅笔名取自佛学经典《华严经》，也将佛家的智慧与悲怀贯注在作品之中。严停云和她的丈夫叶明勋都是文化人，叶明勋虽然担任台湾省政府顾问、“总统府资政”等职，精力主要在文教方面，经营新闻、广告事业。严停云虽然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她的《吾祖严复一生》一文有意无意中道出她自己的政治观点，特别是为严复参加“筹安会”之辩很有说服力：“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想当皇帝，祖父素稔他不是一个救国救民的人，无意支持他。虽然心里认为在各方面条件都未配合的情况下，国家不宜立刻转向民主。袁氏屡求未得应允，愤然说：就算严复是圣人化身，我也不敢再用他了。杨度组织‘筹安会’，强行取巧盗名；又派军警监视着祖父。老人家身陷机阱，一筹莫展。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氏令夏寿田送了四万圆请祖父撰文反驳，也被拒绝了。虽然如此，祖父仍深以当时不曾立时登报声明自己是被盗名而自责不已。事实上，祖父和袁氏相识近30年，友情的羁绊，不欲使对方过分难堪的中国人厚道作风，又以老病之躯，不能由他说走就走，乘夜潜逃出京等等，都是使他不能从心的因素。这事到今日早已无议论的价值。就说当日，一些和祖父亲近的人，也都十分了解老人家的处境和苦衷。但大部分人不明真相，以为祖父自身求荣，或屈于权势而推波助澜。使祖父有生之年，受尽国人的误会和不谅解。他自叹说：‘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衰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罚，即亦无以自解。’。”2010年6月，严停云和她女儿叶文心、儿子叶文立一行莅临福建师范大学参观、访问、讲学。福建师范大学敬聘三位人士为该校名誉教授。叶文心现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闻名的华裔历史学家；叶文立现任安吉斯媒体集团大中华地区董事长，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热心致力于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严侨大妹严倬云（1925～）嫁给辜振甫。辜振甫（1917～2005），台湾彰化县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曾担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他任该职时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期。辜振甫是岛内拥有头衔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199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他列入全球181个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之列，1998年列台湾百大富豪第11位。1988年6月被聘为台“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4月被聘为“国统会”委员及“国是会议”筹备委员。1990年11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当选海基会董事长，1991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作为辜振甫的夫人，严倬云亦相当活跃，一直和徐乃锦（蒋孝文妻子，蒋介石长孙媳）轮流担任台湾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长，1992年被任命为台湾“妇联会”总干事。台湾海基会与祖国大陆海协会经过多次会谈，于1992年12月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辜代表台湾海基会与祖国大陆海协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汪辜会谈”虽然遭到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上台后搞台独影响，但还是促进了两岸经贸、科技、文化交流。1998年，排除种种阻力，第二次“汪辜会谈”在北京召开，久违大陆53年的严倬云和辜振甫先生，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到北京大学瞻仰了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竖立的严复像。严倬云女士后又多次参访大陆。2004年2月严倬云回福州参加了“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并前往福州郊区阳岐村及鼓山下，祭拜祖父严复的墓和外婆陈芷芳的墓，又先后走访了福建师范大学、福州鼓山、严复故居、母校进德小学等。2010年严倬云女士抵榕，参加第四届海峡论坛福州分论坛活动。
李敖说，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从第一代严复引进西方现代思潮反封建帝制，到第二代严琥新旧交替建设新中国，再到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最后第四代严正（严侨儿子）埋头经济建设。的确，严氏一门的家史与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命运和民族兴衰紧密相连，如今严倬云和辜振甫先生为开辟两岸关系新天地、民族和谐团结的努力，已经绽放绚丽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