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英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形象和内涵，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一个城市无论发展什么，只有升华到文化的层次，才能进入历史，形成记忆。不少历史性城市，自古以来，就以文化昌盛名人荟萃，向人们长久地表达着该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的三坊七巷就是一项经典资源，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坐标，是两岸交流往来的现实场所。妥善保护、合理利用三坊七巷名人资源，切实增进两岸文化认同，是三坊七巷文化服务城市建设发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名人事迹与两岸历史沟通
名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清晰的内容实质、明确的物质对象和特定的主体构成。从主体上看，名人文化主要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著名人物自身形成的文化；二是围绕他们的社会生活、英雄行为、高尚情操而创作的精神产品。从层次上看，主要由社会物质文化、生活行为文化、公众现象文化和精神产品文化组成。其中生活行为文化是指著名人物在工作、学习、科研、军事、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开发和发展是大陆移民、特别是福建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福州三坊七巷赴台的主要名人有：曾住在宫巷的首任船政大臣、钦差大臣沈葆桢，曾住在文儒坊的清朝总兵甘国宝、近代诗人陈衍，曾住在郎官巷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及其孙女严倬云、严停云，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翻译家林纾，曾住在光禄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诗人刘家谋、教谕周长庚，曾住在黄巷（闽山巷）的吏部考功司主事梁鸣谦、詹事府少詹事梁上国，曾住在塔巷的著名文化人杨浚等。他们在台期间，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台湾的发展和两岸的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保家卫国，巩固海防，发展经济，兴办教育等方面，以甘国宝、沈葆桢为代表的政治、军事人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甘国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乾隆三十一年（1766）两次赴台，两任台湾总兵，巩固海防，严守海疆，注意团结高山族同胞共同保卫台湾，使“兵安其伍，民安其业”。沈葆桢，首任船政大臣，于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利用牡丹社事件企图侵占台湾之际，率兵保台，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4项建议。在军事上，他积极备战，加强防务；在政治上，他团结台湾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入侵。“牡丹社事件”告一段落后，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全台的管理和大举开发台湾的需要，上奏朝廷，要求调整台湾行政区划；加强岛内治理架设电报线，方便信息传递；开禁抚番、开采煤矿，发展近代工业；兴办教育，提升居民文化素质。
杨浚、梁鸣谦、梁上国、刘家谋、周长庚、郁达夫等文化名人在台活动，丰富了台湾文化内容，促进了两岸交流往来。清同治八年（1869）杨浚受时任台湾淡水厅同知陈培桂之邀，到台湾编修《淡水厅志》，该书于同治十年（1871）刊行问世；梁上国在台湾期间，深入调查研究，向嘉庆皇帝上书，奏明将葛玛兰（蛤仔难）收入中国版图，设官治理，得到朝廷认可；刘家谋在台期间，写下了大量反对鸦片和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的诗文；林纾的山水画作品在台湾广为流传；郁达夫于1936年12月中旬赴台访问约一周时间，通过演讲、座谈等形式，与台湾作家、民间人士进行交流。
以陈林、严林、严辜联姻为代表的姻亲关系，进一步密切了两岸渊源。曾住文儒坊的末代帝师陈宝琛，有一位胞妹嫁给台北大族林尔康，女儿嫁给林尔康的二儿子、有“台湾一支笔”和台北“桂冠诗人”雅誉的林熊祥。林尔康的女儿林慕兰，经陈宝琛介绍，与严复的三子严叔夏结为姻亲，入住三坊七巷郎官巷。抗战胜利后，林慕兰携子女返台定居，在亲友的介绍下，将长女严倬云嫁给台湾大族辜显荣之子辜振甫，将次女严停云嫁给台湾企业家叶名勋。现如今，严倬云已是台湾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严停云是台湾著名的作家，著有《智慧的灯》、《生命的乐章》、《华严选集》、《澳洲见闻》、《蒂蒂日记》、《镜湖月》、《神仙眷属》、《花落花开》、《明月几时圆》等，其作品在台湾文化界颇有影响。
二、名人故居与两岸交流往来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围绕四者产生了4种最基本的文化类型，居住文化位列其一。钟敬文认为，“民居是一种为人们生活所迫切需要的人工产物，因此，它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文化”。居住文化因其创造者、享有者及传承者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内部又产生不同层次的分野。名人故居的出现就是这种分野的表现之一。名人故居既是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名人故居是名人成长、生活的见证，是保存、传承名人信息的场所。名人住过的老屋，用过的旧物，虽然在岁月的磨蚀中已经残损、褪色，但仍然存留着他们的气息，承载着密集的文化符号。
名人故居的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即在历史名人特定的生命场中，将他们的精神绵延至后人。每一位历史文化名人都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提示着丰富的城市文化精神，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深沉的情感关注和丰赡的想象空间。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认为：“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它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实践中。”文化需要体悟，名人故居中，实物与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实物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媒介，是一个走进精神世界的入口。徜徉在祖先居住过的历史街巷中，我们会感觉到仿佛正在与那些历史文化名人并肩散步；触摸着故居里的一砖一石，会让人勾起无数遐想。走进名人故居，其实就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一次文化的熏陶与洗礼。虽然有些建筑本生并不华丽、典型，甚至很平常，但是，它的存在就在向人们述说着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就会引起人们的回顾与感动，那远不是白纸上几段苍白的文字记载所能替代的。一位女作家在一篇记述澳门的散文中就曾用充满深情的笔触写道：“就像去拜望多年未见的亲嫡嫡的老外婆，一下船，我们就像孩子撒欢般扑向了大三巴，这座360年前圣保禄教堂的遗址，最让人忆旧的历史册页和沧桑之色。”
有历史，就有沉沦；有对象化就有异化。当今社会，在广泛的标准化、统一化、玻璃化中，生活的外观越来越光滑，生活的实质却越发晦暗不明。而记忆，也就是文化传承，因具有艺术和诗的救护功能，永恒地祝福着人的激情和想象、爱恋和苦恼——所以，祠堂、家谱、牌坊、宝塔、故居，这些看似无用之物，实际上暗含着未来，塑造着生生不息的家园永恒性。
名人故居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三坊七巷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粹，也是两岸交流往来的现实载体。恋土归根意识，是中华文明的内聚力和感召力的源泉，是维系中华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故乡情、寻根敬祖情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情绪，是连接两岸民众的心灵纽带。三坊七巷名人故居中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不少，保护利用好名人故居，对两岸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4年2月，严倬云，严复的孙女，带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两个侄儿一起回到故乡——福州。她应邀参加了福建省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向福建师范大学严复研究所赠送一万美元，作为严复研究经费。她还到郎官巷严复故居、鳌头山严复墓和鼓山外婆陈芷芳墓拜望，追思先贤，重温儿梦。她说：“回到故乡福州，我很快乐”，“我永远爱故乡福州”。
三、名人精神与两岸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个体对于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归属感，主要表现在地理位置、历史、国籍（祖籍）、宗教信仰以及种族民族划分等方面。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但作为一个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则是伴随着现代性及其引发的文化危机而出现的。由于传统是文化中最具特色、最重要、最普遍、生命力最顽强的内容，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而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文化断裂，导致了认同的危机。当然，两岸的认同问题更多的是政治原因，文化上的认同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政治上的“裂缝”，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演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文化在两岸文化认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民族精神、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同受中华文化熏染又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两岸文化有着共同的传统根基、共同的民族形式、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些共同的文化纽带是任何外来势力无法割断的。
名人精神是名人文化的内核，具有对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引领作用、对民众精神的感召作用、对奋斗目标的凝聚作用，对高尚道德的营造作用。作为省会中心的福州，历史上同台湾在诸多方面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坦陈：“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福州与台湾的交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三国。“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绝好湖山今已矣，故乡遥望泪阑干”是福州诗人陈季同对割让台湾的悲愤。近代，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书声琅琅、文人辈出的三坊七巷，血性豪情猛然爆发，势如惊雷、响彻云霄，走出了众多为两岸人民所共同认可的声名显赫、叱咤风云、感天动地、彪炳史册的著名人物：“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中国“船政之父”沈葆桢，启蒙思想家严复，变法维新改革家曾宗彦，“文采了得、胸襟了得、抱负了得”、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的林旭，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和《与妻书》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这些名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尚的民族精神、开拓创新的现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与升华，是两岸人民共同创造和坚守的精神家园。
参考书目
[1]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2]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苏振芳：《两岸青年文化认同与两岸和平发展》，《福建论坛》2011年第6期。
[4]李立：《略论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5]沙永胜：《名人文化研究》，《兰台内外》2001年第6期。
[6]陈序：《福州三坊七巷城市复兴实践的文化激活策略》，《城市建筑》。
[7]林彬：《论三坊七巷的“精”“气”“神”》，《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8]萧忠生：《福州三坊七巷名人与台湾》，http：//www.fzskl.com/2009.11.19福州社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