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8日是个好日子，这一天，世界各地的劳动妇女都会兴致盎然地欢度自己的节日。然而，你知道“三·八妇女节”是谁倡仪的吗？
1910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女党员提议，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会议郑重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位妇女就是着名的“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是她婚后的名字，结婚之前她叫艾斯纳·克拉拉。
1857年，艾斯纳·克拉拉出生于德意志萨克森邦埃尔茨山下的维德劳村。她的父亲是本村惟一的乡村教师，拉得一手好提琴；她的母亲出身于思想开明的市民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从克拉拉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克拉拉成长为一个既勇敢顽强又爱动脑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克拉拉就像男孩子似地爬很高很高的树，跳很宽很宽的沟。在与同龄小伙伴争论的时候，她往往能以有理有据的论辩，说得对方哑口无言。而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她又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果敢。有一次，克拉拉带着弟弟和七八个小伙伴正在一条大道的弯口处捉迷藏。突然，一辆马车向孩子们冲来，速度非常快，风驰电掣般。小伙伴们一下子吓得“哇哇”乱叫，四处逃散。而克拉拉的弟弟和那个最小的小伙伴，因为太小，竟吓得不敢动了，望着飞驰而来的马车惊恐万状地大哭。这时候，克拉拉立即飞快地冲过去，一手拖起弟弟，另一手拉着那个正哭着的小伙伴，迅速地退到路的一边。
克拉拉还十分同情穷苦的孩子，并反复思考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以及富人为什么对穷人那么凶狠等问题。她百思不得其解。她太小，还没有想到改变社会，但她已经知道主动帮助穷人。比如，十几岁的时候，她就曾因为同情卖报的小女孩，一下子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交给她，用够买七份报的钱，换了一份报。为此，克拉拉的父母还夸奖和鼓励她。
1871年底，克拉拉的父亲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带着全家迁居莱比锡。莱比锡是德国中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工商业和科学、艺术、教育等都很发达。当时的德国已经统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悬殊较大的贫富差异。在这里，克拉拉广泛地接触了城市生活，思考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了。
1874年，17岁的克拉拉进入莱比锡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她学习十分刻苦，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尤其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写作方面，更显示出她突出的才华。
莱比锡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克拉拉母亲的朋友，她常常与克拉拉谈论有关男女平等的道理，对聪明、刻苦又坚强的小克拉拉十分钟爱。这位女校长的言论对克拉拉影响极大。然而，克拉拉不同意女校长以基督博爱精神消灭贫富差别的观点，而主张通过革命来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克拉拉坚持自己的信念，决心寻找一条消灭贫富不均的道路。
在读书期间，克拉拉经常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集会和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并在21岁那年，加入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党。
1878年，21岁的克拉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女教师的资格考试。就在这年10月，德国国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法》。克拉拉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被迫转人地下工作。克拉拉一边为这项法令的受害者募捐，一边考虑如何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作斗争。
在这艰难的时刻，克拉拉得到了一个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帮助。他给她看《共产党宣言》，帮助她透彻地分析德国以及世界”的形势，为她拨开迷雾，带她走出思想上的困惑。他还使克拉拉对共产主义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个人就是克拉拉后来的丈夫奥西勃·蔡特金。
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克拉拉和奥西勃产生了爱情。1881年，奥西勃被德国驱逐出境，克拉拉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第二年，克拉拉移居巴黎，与奥西勃·蔡特金结婚。
婚后的蔡特金夫妇经济十分拮据，主要靠翻译和给报社写文章赚取一些稿费。他们只能在工人区租下一间狭窄而阴暗的房间；一边写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1885年5月，为悼念巴黎公社的死难烈士，法国社会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集会游行。勇敢的克拉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这次游行遭重叠了巴黎当局的武力镇压，克拉拉的脚被警察的马刀砍伤。她当场倒在地上，幸而得到工人的救护，被送回家里。克拉拉从此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虚伪，更坚信工人的真正解放决不能靠富人的施舍，也不能走改良道路，而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巴黎生活期间，克拉拉和她的丈夫共同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与各国的社会党人都有过接触和工作联络，也为巴黎的工人运动做过不少工作。1886年，克拉拉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德国的莱比锡去探望她的弟弟。她接受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党内会议上作关于巴黎工人的政治状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克拉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生动地介绍了巴黎工人的政治情况，报告十分成功。此后，她便经常作类似的报告，并逐渐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杰出的演说家。
1889年初，克拉拉的丈夫因病去世，她悲痛欲绝，几天几夜昏迷不醒。这一年克拉拉才32岁。
正在这时，党组织把负责筹建第二国际的工作交给了克拉拉。刚刚痛失伴侣的她，带着她丈夫的未酬壮志，忍痛全力投入工作。在克拉拉的积极努力下，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在巴黎隆重召开。在大会上，克拉拉作了题为《为了妇女解放》的报告。
在报告中，她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保护妇女权益，即是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她说：“那些在旗帜上写着解放全人类的人，不应当使人类的半数，由于经济上的依赖而沦为政治和社会的奴隶！”她提出应该男女同工同酬。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第二国际书记处十二名书记之一，负责领导国际妇女运动。
1910年，在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克拉拉提出了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倡议，并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克拉拉坚决执行第二国际的决议，在德国发表反战演说，敦促国会发展反战宣言，号召工人罢工，举行示威游行。1911年，克拉拉秘密来到瑞士的伯尔尼，召开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促使大会通过了《反帝国主义战争宣言》。
克拉拉回到德国后，因为反战被当局逮捕，后因病被保释出狱。但她始终坚持反战立场，毫不妥协，出狱后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继续宣传反战观点。
1919年，61岁的克拉拉在德国公开宣布她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代表德国共产党出席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被选为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1920年，应列宁之邀，克拉拉来到俄国，专门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先后去法国、意大利建立共产党，甚至在75岁那年回到德国，以年龄最大的议员身份，主持了国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说，号召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1933年3月8日，克拉拉在莫斯科出席了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大会。为了表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所作的杰出贡献和英勇不懈的奋斗精神，苏联政府给她颁发了列宁勋章。人们尊敬地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这年6月，克拉拉·蔡特金在苏联莫斯科安详地去世了。苏联政府和人民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在庄严的《国际歌》乐曲声中，向这位杰出的德国女共产党员的遗体告别，并沉痛地送她最后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