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
卖葱之前，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村里老阳高，日子显得长，一天下来，老严说不了十句话。十句话中，不得不说的占六句，大到家里盖一座房子，小到家里添一只尿盆，老严赞成，是“弄”，不赞成，是“弄个球”；另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都是“我靠”。卖葱之后，老严开始说话了。卖了半年葱，老严能完整说下一个故事。严守一记得，
那时他爹常讲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吃丸子，一个是吃粘糕。
一个人，腊月，到集上卖门神，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他买了四斤，人熟，给了他六斤。他一个一个捡着吃，不知不觉吃完了。一站起来，“咕咚”，倒了。
一个人，收麦时节，家里的牛丢了，出门找了两天没找着，饿着肚子回到村头，碰到一卖粘糕的，认识，“大哥，先赊我五斤。”吃完回到家，“娘，我要喝水。”“咕咚”，倒了。
当时严守一觉得不好笑，四十岁再想起来，每次都笑了。一开始严守一觉得他爹卖葱，见的人多，话是跟人学的；后来才知道，教会老严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牛。晚间全家蹲在灶间吃饭，吃着吃着，他爹“噗嗤”笑了，摇着头说：
“这个老牛。”
严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饭，心又随老牛卖葱去了。那时严守一觉得，世上最有趣的事情，好不过卖葱。
1968年冬至那天，老牛和老严从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卖葱回来，路过严家庄，老牛到严守一家坐了坐。没见老牛之前，严守一想着老牛一定是个大个儿，大嘴，声如洪钟；见到才知道，个头比桌子高不了多少，雷公嘴，说起话来娘娘腔。过去老听说老牛，一下见到，本该严守一发怵，没想到老牛倒对十一岁的严守一羞涩地一笑，摘下火车头棉帽，用帽耳朵去擦头上冒的热气。老严招呼老牛进屋喝水，严守一也跟了进去，倒是老严朝严守一肚子上踹了一脚：
“身上腥，滚！”
接着两人在屋里喝水，也没听老牛说什么。偶尔说话，也是说路上打尖吃了几顿饭，毛驴喂了多少料。接着全是“呼噜”“呼噜”的喝水声。老牛赶着毛驴车走后，老严对全家说：
“能说，今天没说。”
年关之前，腊月二十三，严守一他爹提着一根猪腿到牛家庄看老牛，顺便结一年的葱账。上午去时一脸笑，黄昏回来，一脸铁青，蹲在门框上“吧嗒”“吧嗒”抽旱烟。一直抽到三星偏西，站起身，用烟锅“梆梆”地敲自己的头：
“我要再卖葱，我就不是人！”
严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饿死了。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老严和老牛在分葱账时，起了纠纷。从此严守一他爹与葱和老牛告别，又开始闷着头不说话。严守一有一个姨夫叫老黄，在黄家庄开了一个染坊。第二年春天，老黄找老严去各村收布，老严摇头：
“布好收，我不会吆喝呀。”
老黄：
“就一句：黄家庄的染坊来了！”
老严摇摇头，没去。
1989年春天，严守一他爹得了脑血栓。人开始痴呆，身子左半边不会动弹。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老严得了脑血栓，倒结结巴巴能连成句子；别人得了脑血栓失去记忆，老严一辈子经过的事比当时记得都清楚。年底，严守一从北京回山西老家过年，围着一个火盆，半瘫的老严西向坐，严守一北向坐，不知怎么，说起老牛，1968年共同卖葱，因为分帐翻了脸。老严抬起没瘫的右胳膊，抖着上边的右手，断断续续吃力地表达：
“他记花帐！”
“哪哪儿都有缝，缝里都掉渣！”
严守一：
“是好朋友，就不该合伙做生意。”
老严：
“花帐我能忍。腊月二十三，算了一天帐，到了黄昏，我拿钱往外走，出了门，突然想起过了年啥时去发葱，又回到院里，听到老牛在屋里对他老婆说，老严是个傻逼。”
“不为钱，就为这一句话。”
接着潸然泪下：
“一辈子没说得来的，就一个说得来的，还说我是傻逼！”
指指自己胸口：
“爹这一辈子，这儿有些发闷。”
1995年夏天，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嘴开始向右歪，倾斜着流涎水。一直到死，再没说过一句话。
与老严分手之后，老牛也不再卖葱。1969年，镇上装了第一部摇把电话，老牛便去镇上邮政所看电话。当时想看电话的有二十多人。邮政所长叫尚学文，理着分头，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
“看电话，就得嗓门大，你们每人吆喝一声我听听。”
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吆喝，最后数老牛吆喝的声大。别看娘娘腔，邮政所对面百货楼窗户上的玻璃都让他喊炸了。不但声大，而且喊的时间长，尚学文点燃一支烟，烟抽完，老牛的一声喊还没倒气呢。尚学文止住老牛：
“行了，比驴叫都长！”
1996年，严守一成了电视台清谈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当他在电视镜头前成为名人后，全国人民都理解，惟独严家庄的人不理解：
“我靠，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