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咸丰九年（1859），而在同治八年（1869）考入设在马尾的福建船政后学堂；那时还只有十一岁，比各位进校时的年龄还小三岁。设在马尾的，还有一个船政前学堂，专门训练海军制造人才；而后学堂是训练驾驶人才的；教官都由政府聘请英国海军军官担任。那时的马尾，还只是一片荒地，只有几家渔人的茅房草舍而已；可是政府已采纳了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诸海军先进的意见，拨了大批库银，从事造船育才；同时聘请百余名法国造船工程师和技工来闽，预备把马尾建为军港。于是填洼地、设炮台、购机器、造船坞、设船厂、育人才；不到三年，马尾已非昔日的渔村了，而具有军港的雏形。我不久也修完校课而上船实习。学校的功课很简单，没有现在那样高深和完备，普通学科为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专门学识如航用天文、航海等也都有学。上船后，仍由教官负责教授，带领到南海及舟山洋面航行，间或巡航南洋群岛及日本海一带。在校时，我们已先学会使用六分仪，来观测太阳及星的方位，以确定船的经纬度，上船后便将在校所学习的应用于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求知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初由理论进入实践的阶段，凡事皆感到陌生和新奇。所以我始终抱着怀疑和探索的态度去学习。我深知如稍一不慎，将理论和知识运用得不熟练，便会致全船的生命于死地的。可是舰长和教官都因我年纪太小，所以不肯把重要的和辛苦的工作交给我做，怕我的体力和智力不能胜任。表面上，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可是实际上，我的求知欲并不因此而稍减；相反的，仍不时跑上甲板，和士兵们一起工作，譬如检验枪炮啦、油漆啦；结绳啦，有时一起划小舢板，有时又一起解缆。每当下雨时，我必立在甲板上，帮助他们工作。一方面因为与他们共甘苦，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仰，日后作战时才能做到“上下一致”的地步；另一方面呢，是增长自己的技能，并从而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同时，更希望各位将来也能这样，这便是“亲爱精诚”的涵义。我们在海上生活的人，应该把舰队当做自己的家庭，士兵看做兄弟一般。这样，在作战时，才不致吃大亏。
见习期满后，我被派赴英国留学。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海军又强、又大，组织也很严密，很完备。而那时政府派到外国留学去的人又很少，尤其是学习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对于所习的学术各科，格外注意；同时于课余时候，细察他们人民的政治思想，风俗习惯，及对华人的批判，以为将来回国服务时之借镜。你们一定知道“他山之石，足以攻错”这句古谚的意思的。我所学习的虽是驾驶，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庄子有说：“吾生焉有涯，学也无涯。”[1]我很知道将来使命之重大，所以我始终是勤学的。
回国后，便奉派到天津水师学堂做教员，教授管轮科学生的普通学科。那时已故的大总统黎元洪，也仿佛还是管轮学生，等到他们修完普通科以后，我的教员生活也就终止了。接着，我被调到船上服务。那时中国的海军，虽然也分南北洋两舰队，但是每个舰队里的碰快船和铁甲舰都不多，我服务的那艘，也是很旧很小的炮舰，不过仍不时跟着舰队，沿着海岸，航行闽、粤、浙一带。虽然我的年纪很小，但是已航行过很多的地方，见到过许多陌生的事物了。在我服务于海军的过程中，我曾被上司记过两回过：第一次是在长江，我带领那个小炮艇，在一条向来没有人航行过的航线试航，我明知这是很危险的，不知水究竟有多少深，也不知水流的方向，更危险的是不知道究竟有否暗礁，但是为了好奇，以为各种驾驶方法已经学得很多了，便可以大胆来尝试一下。那知不到半个钟头，船便搁了浅。还有一次，好像也是在长江，我想起航海学中曾告诉过我们，可以不用机器，只用帆和篷，用硬舵来驾驶；因此我又照样做了一次，船又搁浅，又被记了一次过。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冒险了。我很羡慕碰快船和铁甲舰性能的优越，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去带那些船，可是我满腔的热望便被这两次过失所粉碎了。更不幸的是，因此使我没有机会参加甲午战争（1894）；现在想起来，仍是有无限的遗憾和惭愧。我曾亲身参加过中法战役[2]，战场是在马江。那时我们海军的中下级军官和水兵都很勇敢，可是上级军官都是昏庸愚昧，昧于世界潮流，不明海战技术，所以死伤很多。各位，在马尾时，不是每年七月都有到昭忠祠去参加祭祀的吗？他们便是在那次战役成仁的。各位不是还凭吊过马尾炮台的遗迹吗？那是被法国海军强迫拆去的；法国的舰队司令孤拔大将也在此役被我军一炮轰死[1]。这是中国海军的光荣，也是海军的耻辱。耻辱是自己没有在自己领土上修筑炮台的权利；我们的炮台被他们的铁甲舰运出了长门，运到巴黎，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里，作为战利品。光荣的是，我们的海军中下级干部和士兵，都是同仇敌忾，没有一个偷生怕死；在名义上虽是战败了，但是我们的英勇抵抗，至少使外人对中国的海军有一个新的估计，不敢再肆无忌惮的横行于我们的领海了。
甲午战争的战场是黄海，引火线是朝鲜。你们知道朝鲜的地位在中国的海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好似一柄利剑，尖端直刺日本的心脏；假使朝鲜至今还在中国之手[2]，日本便休想做侵略的迷梦。那时因为清廷官吏的腐化，在事先既没有充分的准备，事后仓皇应战；况且我们的军舰所具备的作战要素都不如人。譬如说，军舰的速率，我们最快的才有十五海里，而日本则达二十三海里；我们的军械既陈旧，炮弹又不合用，很少鱼雷的配置，根本就失去攻击的力量；甲板没有人家厚，所以防御力也很弱；结果是一败涂地。而海军将士死事之惨，赴难之勇，真是使人兴奋。当时还有不少英、美、德、法籍的顾问，也在舰上助战，死伤也很多。本来政府和人民对于自己海军的力量是估计得很高的，并常以此自傲；可是自经甲午之后，便改变昔日对海军的态度，由自傲的心理变为自卑。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可以说是“激变”。此后中国海军的命运，亦因此而决定；海军在人民的脑子里起了坏的印象。我们看人家造一条船便花去几千万，而我们的海军部却要把同样的数目花上十年。历年来长官的整建计划都为政府所否决，不为人民所赞同，亦未始不是这个缘故。总之，人心一死，万事都没有办法。各位同学，这是本军的耻辱！只有我们未死的人，你们未来的将官才能洗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和民国八年（1919）二月，当我总理海军军务的时候，我所拟定的建设计划，不但被政府所否决，而且为各帝国主义者所掣肘；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是明阻暗挠，或质问，或威胁，不一而足。那时环境之恶劣，实千百倍于今日，而非各位所能想像到的。“建”既不能，我们只有向“整”的路上发展了。于是改良军制，培育人才，先求内部组织之健全，再以渐进方式辟军港、建要塞、筑炮台、购机器，以完成建军计划之使命。
诸君！中国已在吾人的期侍中抬起了头。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东亚的病夫、鼾睡的雄狮了！无疑的，政府对海军整建之计划，必倍切注意，更无须虑日寇之掣肘了。深望今后能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共同担负建军的使命。吾老矣！无能为力！深望诸君善自为之，遇挫折勿自暴自弃；应立下决心，一本效忠党国的丹心，始终勿懈，任劳任怨，则建军必成，是可为诸君预祝的。
注：
[1]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上旬，萨镇冰应当时迁址贵州桐梓的海军学校之邀，到校作演讲。由学员钱燧（笔名：金戈）记录，全文刊载于海军《整建月刊》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15日）。
[2]高校长，指高佑之少将。佑之曾任“平海”军舰舰长，于1937年9月江阴抗战时受重伤；伤愈后，于1939年2月任海军学校校长。
注：
[1]庄子《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2]1884年（甲申）中法马江战役时，萨镇冰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习。萨身在天津，不在福州，没有参加马江战役。此记录文中所云：“亲身参加过中法战役”，系记录者听记，有误。
注：
[1]据有关史料，当时法国舰队司令孤拔被清廷舰队的炮火击伤，不久去世。
[2]朝鲜历史文化悠久，古代就同中国友好往来。朝鲜半岛上曾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封建国家。14世纪末，李氏王朝取代高丽，改国号为朝鲜。1910年被日本侵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