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内部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布洛维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即生产政治的理论，自此布洛维不再使用“内部国家”的概念而代之以“工厂政体”或者“生产政体”的概念。在概念内涵上“生产政体”与“内部国家”并不存在重要的差别，使用“生产政体”便于提出关于“生产政体”变迁的一个连续谱系。“生产政体”的核心要素依然是“强制”与“说服”，依照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各自分量的不同，“生产政体”存在一个类型上的排列，即“专制政体”、“霸权政体”、“霸权专制政体”。专制政体是以强制为主的生产政体，霸权政体是以说服为主的政体，而霸权专制政体则是霸权政体退化的结果，不同类型的生产政体之间的过渡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８５）。
当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调整自身的劳工政策和干涉劳工问题的方式。国家不再一味地对工人的利益诉求进行压制，而是力图通过满足工人的部分利益诉求进而将工人整合到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中，为此国家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最低程度的生活条件，从而解除了工人的后顾之忧，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再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现了分离，于是工人便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其次是完善劳动法规并监督其执行，从而改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保障工人的人身权利。最后允许工会组织以及相应的集体谈判制度和申诉制度在生产领域中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这就使得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冲突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而非取决于资本的专横意志。其实集体谈判在布洛维看来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只不过是一个在霸权政体下的特殊阶级斗争形式，这种阶级斗争是以认可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为前提条件的，所以集体谈判的内容都是边缘化的问题和具体利益（布若威，２００８：１１６）。正是在国家的多种干预策略之下，传统的专制政体被瓦解了，因为工人在国家的保障之下不再能够轻易地为资本所强制，于是为了换取工人的劳动能力，资本只能通过说服的方式来争取工人的合作，于是同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生产政体“霸权政体”就产生了。
霸权政体是与福利国家的兴衰和全球化的再次勃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方保守主义的兴起，西方福利国家开始改革，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迁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于是生产政体就由霸权政体蜕变成为霸权专制政体，所谓霸权专制政体就是同意的对象越来越是强制的生产政体。随着资本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工人越来越难以平等地与资本谈判，虽然工会依然存在而且可以组织罢工等活动来挑战资本的权威，但是国家对于工会活动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工人尽管拥有罢工的自由，但是却面临着失业的危险。霸权专制政体是在工人阶级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前提条件下出现的，因此霸权专制政体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劳工力量在西方世界的式微。
华尔德使用“新传统主义”来概括国家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工厂组织控制。“新传统主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工人的制度性依附，另一方面是工厂党政干部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党为了实现政治控制而设计的组织结构在运转中产生的基本后果。制度性的依附是在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依托于党的组织和干部而形成的。它首先表现在工人对企业的社会和经济依附上，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代工人阶级，共产党国家的工人依附于企业的程度非常高，在一些计划经济国家中，工人除了工作于其中的企业没有获得物质资源的其他渠道。与此相结合的是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这表现在工人不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来抵制企业管理者的意志，企业管理者同样具有压制工人集体行动的手段，并按照自己的意向来组织工人的政治活动。介于企业领导与工人之间的车间领导者同样分享着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直接制约着工人的生活，于是制度性的依附更进一步地发展为工人对车间直接领导者的个人依附，故华尔德认为“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车间一级领导所享有的权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将工业中的权力个人化了”（华尔德，１９９６：２４）。
制度性依附中党政干部享有的广泛权力，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忠诚关系。于是，在一些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国家中，为了对工厂进行控制，工厂党政领导大力发展同少数效忠于他们的“工人基本群众”之间的固定关系，以此来诱导工人积极紧跟领导，概括来讲就是有原则的“任人唯亲”：“根据对党的忠诚以及为党和领导做的服务与贡献，党优先奖励、提拔某些人。由此产生的关系就其结构而言在客观上是施恩回报性的。也就是说，这类关系在领导与下属之间垂直地形成，它们具有相对稳定性，上下双方各自从中交换好处。上级领导与他们的基本群众之间的私人忠诚和感情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发生，并且同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交织混淆在一起。”（华尔德，１９９６：２７）这正是华尔德所言的新传统主义，它是两类因素的混合物：一是意识形态信仰和非个人化的忠诚，也就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二是对家长式统治的个人忠诚。这种特殊的政治忠诚关系不是外在于正式组织体系的，而是从常规的组织运作和党的领导方式中产生的，因为工人对党政干部的忠诚的基础是其在组织结构中握有权力，故而可以认为特殊的政治忠诚关系恰是正式组织结构运作的一个意外后果。
对家长式统治的个人忠诚反映的是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是权力对实用性的私人关系而非工人政治品质的回馈，因而构成了对工人对党和国家忠诚的侵蚀。在华尔德看来，统治的个人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动员体制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但是其不可忽视的客观后果却是社会稳定，因为与正式组织网络相平行的实用性的私人关系鼓励了工人通过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将工人从国家制度界定的政治领域中排除了出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改变企业中的新传统主义，其使得国家政治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人抗争(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１）。尽管华尔德把严重的后果归咎于国家改革战略的失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制度化依附的松动乃至萎缩等证明了新传统主义的生产政体正在进行重组。
第三节日常化抗争
资本通过工厂组织来控制工人，其存在一个潜在的含义，这就是将工人以个体的形式而非阶级的形式整合到生产秩序中去，因此工人被有意识地分割并奔跑在追逐个人利益的道路上。在这种情况下，以劳工组织为核心而发起的阶级抗争出现在公共领域的次数越来越少，工人的集体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以企业内部集体谈判的形式出现，并且只是围绕一些边缘化问题展开。当工人阶级逐渐被制度化了、集体抗争或是日渐稀少或是改变形式的时候，工人的日常化抗争就成为分析工人政治的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