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抗争的这个历史阶段，英国当仁不让成为世界上工会成员人数最多的国家。工会使工人拥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足以跟资本力量分庭抗礼。但是另一方面，对工联主义的默许和鼓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治理策略之一，为后来国家权力和资本对工人力量的有效统合埋下伏笔。英国工人既然可以通过体制化的途径来争取权益，也就不再以牺牲体制为代价来进行抗争，这就使英国工人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斗争传统被消解，在政治上呈现出“保守”的一面。
早期工人政治斗争最为瞩目的成就之一，无疑就是在俄国以工人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俄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在革命之前还存在顽固的农奴制，沙皇的独裁权力主宰着整个社会，在那里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沙皇的权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西达·斯卡切波(Ｔｈｅｄａ Ｓｋｃｏｐｏｌ）考察，二月革命之前沙皇国家已经近乎崩溃，革命只是压垮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卡切波，２００７：２５５-２６６）。一个资产阶级主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但是孟什维克已经无法制动革命的引擎，布尔什维克最终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以工人的名义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在击退各种反苏维埃的力量之后，布尔什维克巩固了政权，开始推行公有制，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劳动制度。苏联立国，为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的工人政治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工人政治的第一阶级，理论上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时期的工人政治何故呈现出比较激进的特征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从国家政权建设出发，将工人政治理解为现代国家与社会力量互动的一种表现方式。早期工人群体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初建和现代国家权威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法律制度都尚不健全，整合工人利益的组织和机制更是免谈，这就比较容易激起工人以挑衅体制的方式来发动抗争，以至于整个工人政治早期都充满激进色彩。反过来，激进的工人政治也不断塑造着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正是在应对工人的挑战中不断走向制度化的，普选权的扩大、各种处置劳资关系的制度包括集体谈判制度、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等的确立（陈峰，２００９）。在制度建设方面卓有建树的国家走向了巩固，不相伯仲的另一面是，那些无法有效应对工业化劳动危机的国家，纷纷走向崩溃。
第二节统合
虽然一战后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但是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却经历了第二波工业革命，工人政治走向绥靖主义。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遭遇重大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第二国际默许各国无产者为各自的祖国而战。民族利益取代阶级利益成为至高利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无产者在战争中相互敌对和厮杀。这意味着工人已经“屈从”于国家这一现代体制。这是主张“工人没有祖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如何也不想见到的一幕。然而，世界无产阶级的分裂已无可挽回，即便建立工人国家的苏联也不得不要“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后发生了重大转变，资本的所有者与管理者开始分离，资本的支配走向匿名化。资本的支配逻辑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尚未达到它的最大化，当时大多情况是，资本家与工厂主是同一个人，这也造成了工人反抗资本支配斗争的地方性特征。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思工人“自为”反抗的地方性，同时寄望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通讯、交通等交往方式的扩大，最终能促成工人斗争的“总体化”。但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发现，资本支配逻辑最大化的社会后果不是工人斗争的“总体化”，而首先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分化，即分化为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资本支配逻辑最大化的体现是什么？列宁说得好，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扩张。马克思指出，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丝毫也无助于无产阶级的成长，相反它将最大限度上压制工业资本主义，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走向反动。“漫长的２０世纪”（阿瑞基语）不过是马克思当时惊人预言的一个注脚。与之对应的是，工人政治并未如愿摆脱地方性而走向“总体化”，相反工人阶级被吸纳进整个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形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１９９７）。用高兹的话来说，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文化已经消逝了。
中间阶级的崛起，使这一时期的工人政治趋于复杂化。
２０世纪前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广泛推行股份制，通过上市公司制度募集社会资金，使企业股权向社会分散，甚至出现工人股东，社会经济权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在此条件下，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管理人员掌握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权，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这部分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超过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他们既受到资本家的雇用，以脑力劳动换取管理报酬，在本质上接近于无产阶级，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价值认同又明显区别于一般工人，因此人们往往把这一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与两者存在相对独立性的特殊阶层称为“中产阶级”。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专业管理阶级”、“新中间阶级”。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Ａｌｖｉｎ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则将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统称为与过去控制着社会经济领域的社会集团相竞争的“新阶级”（古德纳，２００２：１）。
中间阶级之所以被认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在资源控制权上，中间阶级由于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在控制生产和管理流程上与旧统治阶级展开了竞争。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越来越巨大，中间阶级通过垄断科学技术就可以取得争夺社会资源的优势，从而对旧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已经旁落于行政经理手中，而政府权力也逐渐被一批具有专门管理知识的技术官僚所掌控，他们的地位愈趋独立化，从而使得旧统治阶级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弱化，政治权力服从于行政官僚阶层的偏好和特殊利益。其次，在意识形态上，中间阶级形成了区别于旧阶级的自我认同，他们借助大众传媒等文化力量强化这些认同方式，向全社会灌输、推广本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性、兴趣爱好和格调品位，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并且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