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工人政治理论之始祖，马克思与恩格斯可谓当仁不让。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将工人这样一个劳动群体视为一支政治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将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赋予工人现代性之“掘墓人”、未来社会主人等符号，世界上轰轰烈烈的第一波工人政治浪潮，也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感召下发生的。
第一节马克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工人政治的见解，深受恩格斯之影响。在两人合署甚至是中晚期马克思单独署名的作品中，其实很难清楚辨认出孰为马克思孰为恩格斯的论点。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研究可以发现，恩格斯惯于就某些政治社会理论向马克思“讨教”，马克思则很少这样做(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４：５８-５９）。足见在社会研究领域，恩格斯要主动得多。
不过，若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统统归功于恩格斯，而否认马克思有自己独立的对社会政治的思考，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相遇、相知之前，对工人问题就已经颇为着意，并且从哲学上赋予工人一种批判性，其关于工人政治的思想亦一脉相承，清澈见底，并未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全然被恩格斯的“科学主义”所“污染”。
大学毕业未几的“摩泽尔记者”，便以《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篇政论性文献一露锋芒。不过彼时马克思满怀小布尔乔亚文人的激情，第一次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同情穷人之际遇，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尽管对普鲁士威权当局嬉笑怒骂，但仍然是诉诸矫情的“普遍意志”。《１８４４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发生重大的飞跃。这部在１９３２年才被人发现的手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正好处于黑格尔和恩格斯两种思想的干预之间。
手稿中呈现出的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无比纯粹的马克思，以至于诸多学者认为手稿中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既有别于后来被演绎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明显“不成熟”阶段的，与自由主义，尤其是洛克、培根、黑格尔藕断丝连的那个“早期”思想（伯尔基，２００８）。马克思对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之批判已经十分彻底，去绝之意昭然若揭。若以时间论之，马克思不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而是早在《１８４４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中，就宣告了与黑格尔主义乃至整个启蒙运动传统的决裂。
手稿中有巨大的篇幅讨论工人，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工人政治的全部思想，都在这里言无不尽。让我们先从手稿中最着名的一个术语“异化”开始。“异化”对于马克思工人政治的哲学可谓至关重要。这里所谈论的“异化”，当然不应被泛泛地加以对待，成为一个随处可加的标签。马克思出色的阐释者伊林·费彻尔(Ｉｒｉｎｇ Ｆｅｔｓｃｈｅｒ）给了“异化”一个定义：“当个人所创造的对象遵从自身的规律性而冷眼漠视个人的愿望与希冀，并最终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与个人对立时，对象化就变成了一种异化。”（费彻尔，２０１０：３８）费彻尔的定义代表了很多人对于“异化”的理解，有广大的市场。不过，费彻尔如此理解“异化”，倒不如用“错位”、“颠倒”、“角色互换”、“变质”这些词儿更为合适，却何苦要用“异化”？“异化”中又何来“劳动异化”，又与工人政治何干？
我们通常根据英文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把“异化”理解为“外化”或者“疏远”，但是在手稿中，“外化”、“疏远”、“物化”都有专门的词儿来表达（《１８４４年手稿》：５２）。可见，“异化”的精确涵义绝非如此简单。有研究者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比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异化，更为准确，也更能说明问题（伯尔基，２００８：１６６-１６７）。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天才的马克思理论阐释者卢卡奇，在１９３２年手稿被发现之前，就用“物化”来阐释“异化”，也正是他，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指出“异化”其实指的是“售卖活动”（卢卡奇，１９６３：１０２），是一个带有哲学阴影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劳动异化”是指工人出卖劳动力，并且被他所出售的东西所支配；从哲学含义上，是一种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被售卖出去，而人因此沦落到被支配的状态。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卖淫为例，恰当地指出了“异化”的涵义。用“异化”这个术语，就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工人出卖劳动力这一活动的哲学意义。照此看来，马克思的“异化”本来就不是什么深奥的概念，其实就是指“售卖”。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售卖，或者说这种“异化”将达到最高阶段，于是便有了《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着名的段落：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７５）应该注意的是，“类”、“异化”这些概念在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那里，已经很少出现，马克思与恩格斯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异化”这个术语嘲弄了一番。个中原因很简单：这些概念都找到了它们“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替代品，使之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的“异化”，跟后来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开宗明义指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１８４４年手稿》：５０）马克思将工人的生活状况喻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奴隶，甚至认为工人的地位连奴隶都不如。何出此言呢？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观之，奴隶在强迫劳动中，通过“对象化”自然，至少还形成了自我意识；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工资的活动，却使工人越来越走向毁灭：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失去生活资料，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１８４４年手稿》：５３）。这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当然就在于“异化”即“售卖”：工人的劳动是售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指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１８４４年手稿》：５２）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工人是一种革命性力量呢？
马克思指出工人解放的意义在于人的解放：“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１８４４年手稿》：６２-６３）这句话的涵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过系统的阐发。众所周知，《导言》的主题就是“解放”，马克思将哲学的革命类推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指出哲学只有消灭自身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无产阶级不正是只有消灭自己，才能消灭阶级社会吗？“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１３）工人不仅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本身就是革命的主体。
理解马克思工人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他关于“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体地位，是由工人在二元冲突社会结构中所处之地位所决定的。马克思系统地阐释“阶级对立简单化”，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该文被认为是《资本论》的前言或是普及本。在此文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实现平等、自由与人的解放，启蒙运动以来解放人类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封建社会的覆辙，分化为两大阶级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工人将不得不重新在人身上依附于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马克思的逻辑是，技术变迁将导致“机器排挤工人”，从而造就一支失业大军，工人在工资谈判上越来越处于劣势，横亘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换言之，工人已经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小生产者等中间阶层越来越无力与大资本在市场上展开竞争而纷纷破产，从而被扫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形成“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工人队伍日益庞大，中间阶层不断流失，阶级对立趋于简单化，最终演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直接的对立。这一理论成了《共产党宣言》提纲挈领的观点：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７３）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关注的不仅是“剥削”，还有“相对剥夺”，马克思将后者视为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３４９）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天，社会不平等就无法根除。即便表面上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待遇有了巨大的改善，也依然无法摆脱这一魔咒。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基于他对英国的考察，在这里，围绕市场关系展开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可能显得尤为重要，而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政治斗争则退居次位。这一切都因为法国而发生了改变。在进入法国场景之前，马克思将所有的罪恶渊薮都归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本身，如果这一说法无误的话，那么马克思在法国的重大发现就是：一台现代国家机器相比市民社会，是更可怕的压迫力量和反动力量，称得上为“第二重剥削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９２）。这是马克思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普鲁士、自由市场主导的英国，都不曾体验过的。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同，国家机器本身不可改良，一切变革都是使它更加完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６７６）。马克思对现代国家机器这一利维坦产生深刻疑虑，它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独立力量。国家甚至根本不代表谁，它与整个市民社会为敌。法国经济繁荣时期，却迎来了路易·波拿巴政治上极为反动的统治。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当然不能满足于与资本家的经济斗争，而应将矛头对准国家机器，从事政治斗争。当国家机器成为革命之对象，工人阶级当然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目的，而必须将它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５２）。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统治应该有自己的政治模式，这一政治模式一定要与现代国家相对立，它就是公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５５）。
公社是马克思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马克思终于在巴黎公社中找到了他的共产主义具体化身。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公社的核心理念是自治，而不是民主。民主与中央集权并不排斥，但自治绝对是排斥集权的，将政治统治的压迫性降低到最低。在马克思笔下，公社自治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３卷：５６），也就是分权到最基层，这就是巴黎的４８区的自治模式。政治以最小单位的自治形式存在，政治单位的规模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小，这样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直接参与；第二，它是通过自下而上层层民主遴选的方式来产生出更大的公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５５，９０），在这里，平等是首要原则，不存在下一级公社与上一级公社之间的等级关系，每一位代表都是平等的身份；第三，公社是“议行合一”的，也就是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统一，是一种类似于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第四，公社取消一切现代国家的建制，包括常备军、官僚体系等；第五，公社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一定要足够简单，消灭行政管理的一切专业化特征，使行政和政治事务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人人都可以掌握的常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
９６，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