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动态巡查。动态巡查是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关键。要健全监察网络，建立巡查机构，配备车辆，落实经费。明确巡查责任，划定巡查线路，规范巡查行为，及时发现、有效制止各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伍，把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同志选调到执法监察岗位上来。同时，要严格责任追究，对巡查不到位、发现不及时、制止不力和违法案件发生多的，追究巡查人员、巡查负责人、主管领导的责任。
加大打击力度。建立健全国土资源部门与公安、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水利、电力、安监、规划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相关部门齐抓共管、遏制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的强大合力，以断水、断电、停雷管炸药等手段，用既查事、又追究人的方式，增加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强化拆除手段，在建的违法建筑由县市区政府组织国土、规划、城管等部门实施强制拆除；对已建成的，由县市区国土、规划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拆除。
实行全程监管。对农用地转用、征收征用、耕地保护、土地登记发证、土地使用出让和转让的报批与实施等实行全程监督检查，通过电子政务系统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从速处理。落实审批事项备案制度，对少批多占、土地闲置、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等行为及时依法查处。从而让获得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时刻处于国土资源部门的监督之中，不给个别蓄意违法者以任何机会。
(原载2009年6月25日《株洲日报》)
政府要做好企业的“保姆”
据《株洲日报》报道，芦淞区抽调26名机关干部进驻辖区企业，实施点对点服务，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项目建设难题30余个，提振了企业应对危机、加快发展的信心。
企业关乎一个地方的发展。企业发展势头好，产值高，利润大，则对地方财税的贡献也就大，安置安排当地的劳动力就多，地方经济的发展自然就快。如果一个地方的企业不景气，其经济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因此，地方政府应多花时间和精力关注企业的发展，积极主动为企业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完善基础设施，协调周边关系，沟通产销渠道，增强发展劲头。芦淞区为企业当“保姆”，及时帮企业解决困难化解难题，对企业来说，就是及时雨。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政府部门踢皮球，企业求爷爷告奶奶的现象不容许再存在。以往，在一些地方，每当企业遭遇一个小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求助，这个部门说是那个部门的事，那个部门又说不说不归自己管，害得企业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劳神费力，问题却无法解决。
政府做企业的“保姆”，就是时刻充当企业的保护神，不管企业遇到什么困难，驻点的干部都要承揽下来，直接与相关部门研究对策，直到问题解决。最主要的是，驻点的干部要深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及时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主动帮助解决，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他们把问题提交上来了，再去组织研究。
（原载2009年6月1日《株洲日报》）
“吊瓶”应吊在教育体制脉搏上
湖北孝感一中高考班同学集体在教室复习时打吊瓶，引发民众广泛热议。对此，孝感一中称，学生打的是补充能量的氨基酸，为的是不耽误学生复习，也省得学生们在医务室和教室之间来回跑。
一个现代版的集体“悬梁刺股”的励志故事，折射的是无数孱弱的躯体无法承受应试教育之重。在功利教育的背景下，无数莘莘学子在题海战术中变成了考试的机器；本来用于主动思考的大脑，变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本应主动、快乐的学习变成穷应付、拼体力的恶战。
渊博的知识转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需要知识的拥有者有强健的身体作为支撑。因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是教育应该持有的态度和秉承的原则。
纵然氨基酸的能量再大，充其量只能给那些冲刺在高考路上的考生暂时以心理的慰藉，而无法给他们以健康的心理和强健的体魄。
吊瓶的滥用虽然可以责备，而诟病已久的教育体制却无法让学子们解开应试为重的心结。那一根根扎在他们手腕上的针，刺痛的却是稚嫩的心灵和教育的脉搏。
让学子们囿于应试的窠臼，而非思维的培养和思想的锤炼的教育，其结果是，复制成批的面对任何复杂局面都条件反射式地“异口同声”的传声筒。由此看来，教室里悬挂的无数吊瓶的针，不应该扎在学子们的脉搏上，而应该用于诊治现今的教育体制。
（原载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株洲日报》）
推行教师教育标准不能“削足适履”
目前，教育部正在酝酿出台《教师教育标准》，该标准最快年底出台。领衔起草标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称，按照新标准，现在多数老师不合格。新的教师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要求教师不单单是“教书匠”，教师要尊重孩子的学习权，与学生平等对话；必须要研究教育对象（学生），杜绝“目中无人”的教育方式（６月２７日《法制晚报》）。
仅凭一个新标准，就将多数常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教师们评价为不合格，这实在是一个怪现象。究竟是广大教师们一直在按照低标准偷工减料地工作，还是新标准脱离我国当前教育和教师的现状呢？
诚然，由于长期推行应试教育体制，加上教师的培育教育体系落后等历史原因，一些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表现与教育部正在酝酿的《教师教育标准》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这个前提下，教师对学生负责，就是让学生适应应试教育的环境，在各种考试中取得胜利。为了这个目标，广大中小学教师不得不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偏重书本知识，偏重封闭灌输式教学。
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无人质疑。但是，在目前应试教育仍然占据主导环境下，学校和教师都难以完全推行素质教育。因为，如果这样做，必然与应试教育的潮流背道而驰，其结果是学生在中考、高考中遭到失败，最终招来学生、家长和全社会的骂名。
因此，推行《教师教育标准》，必须以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为前提。在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教师和学校自然会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设立开放式课堂，开展启迪式教育，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鼓励学生挣脱传统的羁绊，积极思考，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确定研究方向，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就会增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就会指日可待。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又会有哪个教师、哪个学校一味让学生沉湎书本，搞填鸭式教育，搞题海战术，培养出只会死记硬背、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书呆子呢？
《教师教育标准》的本意和出发点很好，但如果勉强往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教师头上套，显然属于“削足适履”。只有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教师教育标准》才会真正成为衡量广大教师的标准，成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蓝本和规范。
（原载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人才信息报》）
对学术造假必须“零容忍”
持续三年多的“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事件”近日有了最新处理结果。由于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着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科技部公开撤销了西安交大原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获得的２００５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曾一度泛滥成灾的学术造假，终于被推上历史的“斩首台”。打开尚未尘封的记忆，学术造假几度疯狂：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将从美国进口来的芯片“打造”成中国首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ＤＳＰ芯片——“汉芯一号”；唐骏“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的学历、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ＯＫ打分机两项专利造假……
在学术造假甚嚣尘上的时刻，科技部撤销李连生２００５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无疑是我国对学术造假打出的一记重拳，对于维护国家科技奖的公信与权威，遏制学术不端事件、净化学术环境，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本来应该是科学、严谨的学术，一旦混杂功利的因素，就会堕落成少数获取名利的工具。作为社会发展的引擎的科学技术，一旦参杂虚假的成分，就将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
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学者不能有一丝虚伪。治理学术造假，必须要有“零容忍”的坚决态度。要坚决斩断造假背后的利益链条，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独立的学术申报和评奖制度，减少其他因素对学术的干扰；建立公开透明的申报、审核程序，扩大公示范围、延长公示期限，确保监督渠道多样、畅通，对于被举报的学术研究和申报调查，要认真对待，从重从速处理造假者。
（原载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人才信息报》）
莫让“限塑令”沦为一纸空文
我市超市塑料袋用量在减少的同时，“手撕袋”用量却猛增，农贸市场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不少餐馆、小吃店都在使用超薄塑料袋。无处不在的限塑真空地带，窒息着人们期待减少白色污染的梦想。
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０.０２５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实行４年的限塑令，遭遇超薄塑料袋随处可见，商家随意免费提供等依然故我的尴尬，不禁让人担心白色垃圾销声匿迹的遥遥无期。
商家用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的方式笼络顾客，而顾客赚了方便对商家眷顾有加，商家与顾客在彼此的默契中对限塑令熟视无睹，自然体现出旁若无人的双赢战略，展现出买卖双方之间的共生关系。
竭其源，其水自枯。商家违规如何处罚，怎么以儆效尤，当是为限塑令建造通衢之道的重要手段。只有当严格控制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环环相扣，各个击破，才能让超薄塑料袋失去存在的空间。
关键因素在于让商家因违反限塑令付出代价。一旦商家违反“限塑令”的代价比讨好顾客而得到的利益更多，代价更沉重，才不会再为了拉拢顾客而罔顾“限塑令”。
（原载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０日《株洲日报》）
推行土地流转，遏制耕地抛荒
据株洲日报昨日报道，我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压缩单季稻面积，增加双季稻面积，遏制耕地季节性抛荒取得成效。
对存在耕地抛荒的乡镇干部实行行政、组织和经济方面的责任追究，把避免耕地抛荒的责任落实在基层干部的头上，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如果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未得到提高，这种办法也不会灵验到哪里去。农民不愿意种双季稻，干部也只能对他们做工作、讲好话。至于干部的话起不起作用，农民会不会听，谁心里也没有底。其根本的决定权还是在农民手里。“群众荒了田，干部要罚钱”的做法，是基层政府的无奈之举，绝非治本之策。
要防止耕地抛荒，关键在于把耕地交给愿意耕种的农民来耕种。对那些种粮积极性不高，或者因为外出务工等原因无法顾及耕种的，政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引导他们将自己的耕地流转到种田大户手里，让这些种田大户来实行规模化、集约化耕种，既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单位面积的收益，使种田大户尝到甜头，又使无法自行耕种的农民通过转让、租赁自己的耕地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这样，无法耕种自己承包耕地的农民，就会主动采取流转的方式交给他人耕种，农田就不至于抛荒。
（原载2009年5月13日《株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