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头煮烂了，苏陆氏在灶间唏嘘着拆肉，直烫得手指发白，我爸阿富手里的那一小块肉已经啃完了，我大伯父的猪尾巴也啃完了，他们就那样站在苏陆氏的边上看她拆肉，看得满嘴的口水狠狠地朝肚子里面咽。
夜饭时分到了，苏陆氏摆弄了几样小菜上了桌，随着苏老二一起去绑梅珍的男人们入了座。煤油灯下，猪头肉的香味给苏家的两间不断有冷风灌进来的草房增添了许多暖忽忽的温情，阿根和阿富还有去抬梅珍的帮手们个个眼神闪亮精神振奋，当苏老二的一声“吃吧”说出口后，碗筷的碰撞和咀嚼的声音交织成了一部就餐交响乐，使这个晚上的苏家屋里，不断地弥漫出失而复得的幸福气氛。
梅珍也上了席，看上去她并没有因为出逃的失败而有什么沮丧，相反这天是她的好日子，因此她似乎吃得比谁都要欢，她也许已经忘了白天被公爹从床底下拖出来时的恐惧，苏家充满了肉香的暖融融的晚餐让梅珍感觉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满足，由此她更觉得今日的逃婚失败是自己的运气，如果真的嫁给二傻子，不知道日子会成了怎样。
光木板桌边坐着七八个人，三吃两吃的，一个猪头就没了，梅珍就被苏陆氏赶到了大伯父的房里等着。油灯被吹灭了，梅珍坐在黑暗中的大伯父的床上昏昏欲睡，从未有过的饱账感让她很想在这样的满足中沉沉睡去，于是她身子一横，倒在了大伯父铺着蓝条子新老布的床上。大伯父进房的时候，她睡得象一只硕大的绵羊一样瘫软而酥懒。大伯父被罐了一点酒，晕呼呼地一头钻到梅珍身边，在她温暖潮湿的呼吸中即刻间便也进了梦乡。
四苏老二之死
梅珍就这样和大伯父圆了房，她该叫苏李氏了，可宅子上的人还是叫她梅珍，直到后来有了红宝，梅珍就成了红宝妈了。红宝吃奶的时候，我爸阿富依然在吃着我奶奶苏陆氏的奶，梅珍和我奶奶就象姐妹两个一样，各自奶着一个孩子。我爸阿富吃奶吃到十三岁，我爷爷在我爸爸十三岁那年死于肠梗阻，从此以后，我爸就再也没有吃过奶，他断奶了，在他十三岁上我爷爷去世的那个秋天。
我想我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爷爷，我常常在我奶奶的口述中听说他是一个拥有一副浓黑眉毛的高个子男人。我的爷爷似乎没有名字，我奶奶在对我讲述他过去的故事时总是说“老二”长，“老二”短地。我就问我奶奶，爷爷有没有名字，我奶奶就拉直嗓门说：你爷爷排行老二，都叫他苏老二。我又去问我爸，我爸尴尬地笑笑说：过去的人，没有名字是正常的，你爷爷叫苏老二，没错，就是这个名字，没别的了。
我的苍老瘦弱的奶奶并不清楚自己丈夫的名字，他在嫁给我的爷爷之后，也一直叫“苏陆氏”，一如任何一个中国旧时代的女人一样并不在意自己爹娘给的名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奶奶苏陆氏曾经断断续续住在我家有几年时间，后来终究放不下老家的两间房子和她的大儿子——我的伯父阿根而回去了。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设法打听她年轻时到底叫什么名字，然而待我认真问起她时，她总是告诉我：我叫苏陆氏，我的娘家是姓陆的。我奶奶说话很响亮，她用我们的家乡口音说话的时候总是象唱歌一样绵长而延伸。
我从未见过我的爷爷，这个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记得他的名字的老人。确切地说，他不是老人，他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在我父亲十三岁的那一年，我爷爷死于肠梗阻，那一年，苏老二年仅四十二岁。其实苏老二并不是沙洲上的人，他在一次长江洪灾中举家从北岸漂泊到南岸，就在沙洲上安了家，娶了我奶奶苏陆氏。苏陆氏一连生了我大伯父，我姑妈和我爸。
一个叫阿富的十三岁男孩在没有月亮的午夜手拿一根木棍赶到二十里外的小镇上请郎中，因为他的父亲老二快要死了。
苏陆氏坐在床沿边看着丈夫老二痛苦翻滚而束手无策。她象任何一个农村女人一样在此种境况下只剩下了哭泣的能力，因此她不遗余力地用她仅有的能力去为自己的这个叫老二的丈夫哀号，这种哀号也许并不能挽救他的生命。那一夜，苏家的确充满了死亡前夕的黑暗，昏黄的油灯下，一个男人正在走进无边无际的死亡之路，这个夜晚，在苏陆氏的哭声中显得尤为恐怖。
那一年，苏老二的大儿子阿根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壮年，他和他的女人梅珍已经生了两个儿子。非常不巧的是我的大伯父阿根随着建筑队去了北京，他自从在一九五四年被招去建造人民大会堂之后，就经常出入北京参加首都的一些巨大建筑的建造。我姑妈惠英也已经出嫁。因此当我爷爷苏老二肠梗阻发作的那夜，这个家除了我奶奶苏陆氏和我大伯母梅珍以外，只剩下了十三岁的我父亲阿富。二十多岁的梅珍站在苏老二的床边，以她轻弱的哭声在我奶奶惨烈的哀号中加入了一个和声旋律，使苏家那两间草房里传出来的浩大的哭泣显得富有层次地圆润与和谐。
写到这里，我想起有一年过年，我们举家回了沙洲乡下。那时候，我的奶奶也离开了人世。我的大伯母，成了一名历史最悠久的苏家女人。
梅珍对我父亲说：阿富，你是家里的小儿子，姆妈最疼你，你阿哥和我圆房的时候你还在吃奶，你吃奶吃到十三岁，你阿爹死后，你就不吃奶了。
这个苏家长房媳妇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太会顾及苏家小媳妇，也就是我母亲的内心感受的。多半这种时候，我母亲会红着脸说：阿嫂又要胡说了。
梅珍并不是胡说，一般这种时候我的母亲是无法阻止梅珍的回忆的，因为现在她是苏家最古老的女人，她对往事的回忆具有绝对的权威。比如当我母亲说“阿嫂又要胡说了”时，梅珍就会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妹子我不会骗你。我是看着阿富长大的，记得那时候，姆妈在河浜东头种棉花，阿富肚子饿了，在河浜西岸撑起一条小船摆渡到对岸，闯进棉田，撩开姆妈的衣襟叼起奶头就一气猛喝……
十三岁的阿富还在吃奶，后来，这个还要吃苏陆氏的奶的我的父亲阿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午夜手拿一根木棍赶到二十里外的小镇上请郎中，因为他的父亲就要死了，他正在家里的那张稻草铺就的木床上痛苦挣扎。
阿富手里的木棍其实并不粗壮，但在他这样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手里，这根木棍已经相当具有感官上的保护意义了。
阿富手持木棍走过三里河滩，五里松林，七里崎岖不平的田间小路，还有就是鬼火烁烁的坟地。每次我父亲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总是咬紧牙关，脸上的肌肉稍显狰狞。我想我完全能够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在月黑风高的夜色里疾跑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黑暗的环境，更来自身后的那个家里他的父亲苏老二的痛苦呻吟。
天亮时分，郎中随着我父亲到达了。然而，苏老二，我的爷爷，却在一夜的疼痛中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他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奶奶苏陆氏的哭泣已经变成了一种号丧，也许在她的心里已经明白，老二今日必定会撒手离去了，因此，在她的哭泣声中反射出了一腔预知的天堂之声，悠转而诡异。
郎中对于苏老二的肠梗阻无能为力，我的爷爷在剧烈的疼痛中反复昏死过去，他在苏家宅众邻乡亲的注视下渐渐走到了黄泉路上，走进了阴曹地府。午饭时分，我爷爷死了。
那是一个有着明媚的阳光的秋天，屋外的棉田里的白色棉花在褐色枝干间闪烁着耀眼的光斑，秋风中瑟瑟抖动的绵软躯体挥舞出隐约的凄然。阿富说，阿爹是疼死的，苏陆氏用充满了音乐味道的哭腔诉说着：老二啊，你是给活活疼死的啊……
比起多年以后梅珍的葬礼来，苏老二的葬礼显得过分寒酸了，那时候，苏家既没有钱请规模庞大的乐队也没有色彩缤纷铺天盖地的塑料花为苏老二送行，更没有众多代为哭泣的专职送葬人的陪伴。梅珍作为大媳妇，在苏老二的灵床前以委婉的哭腔尽诉了这个故去之人生前所有的好，尽管这种哭诉是葬礼的一个程式，但梅珍的哭泣还是发自肺腑的，她和她的婆婆苏陆氏以简朴的仪式和真诚的哭声送走了苏老二，苏老二在众多亲邻的怀念中离开了他漂泊而至的这块沙洲安然长眠了。
苏老二，是梅珍在苏家送走的第一个故人。此后，梅珍便一个个地送走了他的男人苏金根和她的婆婆苏陆氏，还有她的另一个男人王老头子。
五石匠大伯父
在我们苏家，大伯母的寿命算是挺长，大伯父早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大伯父是一个石匠，做石磨，凿石柱子是一把好手。五十岁那年，石匠大伯父的肺里弥漫了石粉，肿瘤应运而生，他死于肺癌。
石匠大伯父也有过走运的时候，一九五四年大伯父被招去北京造人民大会堂，他就开始了拿工资端铁饭碗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石匠大伯父的工资有七十块，并不是所有的石匠的工资都可以拿到七十块，因为大伯父的凿子下的石块将成为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即将矗立起来的人民大会堂墙壁或者台阶上的千万石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伯父每天的挥手锤石的动作与任何一个石匠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在他的锤子或者凿子下生产出来的石块与巨大的宏伟建筑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和全国人民对新生活的热切期盼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大伯父的工资自然要拿到七十块，于是大伯父就是过上吃香的喝辣的好日子也并不为怪了。
那些年，大伯母一如她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一样，带着红宝新宝住在长江边的沙洲上。拿七十块工资的大伯父过年才回家一趟，回家也就带一包北京糖果和两瓶二锅头。
我爸阿富十三岁的那一年，我爷爷苏老二死于肠梗阻，我奶奶苏陆氏于是成了寡妇。那以后，梅珍与苏陆氏婆媳两人成了苏家的顶梁柱。苏陆氏依旧改不了用笤帚抽梅珍腿的习惯，梅珍却终于在苏老二死后的第五个星期对苏陆氏扬臂扫来的笤帚发起了激烈的反击。也许这应该叫反抗，过去梅珍在苏陆氏的笤帚面前是习惯于逃跑的，但在苏老二死后五七日的那天，梅珍却在苏陆氏因为她未及时把祭奠苏老二的酒盅拿上来时很顺手地取下挂在墙角边的笤帚扫向梅珍。梅珍竟然用她二十多岁年轻有力的手去握住了苏陆氏握着笤帚的手，并且大声说：我要去北京找金根，我高兴起来腿一抬就走了，一如她当年说“我要去找我姨，她答应娶我做媳妇的”一样没心没肺、缺乏思考但却勇敢而无畏。
苏陆氏终于在梅珍粗壮有力的手掌紧握下感觉到了长久以来赖以维持着自己威信的笤帚即将寿终正寝，因此精明的苏陆氏很快改变了与梅珍的交流方式。她丢掉笤帚，转而用挂着浅薄笑意的脸和委婉和蔼的声调劝阻梅珍：红宝还不懂事，新宝还要奶着，你就等等吧，金根是你的男人，这总逃不脱的。
梅珍在苏陆氏忽然转变的态度下感到受宠若惊，她不想立即拒绝婆婆一反常态的甚至是讨好的请求，她想长时间地享受因自己的反抗而得来的全新的待遇，于是她暂时放弃了要去北京找我的大伯父她的男人苏金根的打算。
然而，苏陆氏的那句“金根是你的男人，这总逃不脱的”还是让梅珍那简单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丝疑惑，这个长年累月不回家的男人在北京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没有女人伺候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尽管苏金根是梅珍的男人，这总逃不脱的，但常年不归家的男人悄悄地逃脱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点，梅珍还是想到了，沙洲上的男人出门做工，找个野女人在外面过日子的例子不是没有，梅珍看到过，想到自己的处境，就有些恐慌起来。尽管苏陆氏已经不敢再用笤帚抽梅珍的腿，并且自打苏老二死后，她也越来越感觉到苏陆氏对她的依赖，苏家是离不开梅珍这个壮劳力的，但梅珍想去一次北京的愿望还是与日俱增起来。于是，梅珍在对大伯父北京生活的怀疑以及对他那种城市生活向往的双重激励下，终于在新宝学会走路后的那一年冬天毅然不顾苏陆氏的劝阻而北上首都了。
那一次的北京之行让大伯母悲喜交加。
大伯父只身在外，果然如梅珍所想，有了一个女人了。这是梅珍一直暗暗担心着的事情，终于还是成了事实。那女人是工地上做饭的，女人长着个马脸，与梅珍比起来并不显得好看，可女人却使唤得大伯父服服帖帖。梅珍去北京的时候，女人就把屋子腾给了他们住，她自己还是回伙房。梅珍一走，她就搬回大伯父的屋子。
起初，梅珍还十分感激这个女人，因为每顿饭时，她都会殷勤地把饭菜送上门去，她特地为远道而来的梅珍做的饭菜让梅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礼遇。每次饭后，苏金根却总是不见了踪影，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梅珍才发现，自己的男人借口要把碗筷送回伙房而一去不返，他在工地上那间布满油腻充当厨房的简易屋里与那个马脸女人偷鸡摸狗打情骂俏，久别的老婆并没有让他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