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角直保圣寺的罗汉，尚存十余尊，着重地表现性格。保圣寺建于大中样符六年（1013），因此塑像不可能为唐代杨惠之的作品。
宋代的雕塑家创造了许多动人的形象，并且也创造了更接近生活的平凡的人的形象。灵岩寺的罗汉比较接近后者，而后者由于材料的不足，极易使宋、元、明、清各代的罗汉像及若干道教像相混。山西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像，平遥双林寺的一部分道教像都是这样的例子。关于这一优秀的古代雕塑的艺术价值虽然得到共同的承认，但年代鉴定仍有不同意见。
这也说明，宋代以来泥塑艺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有才能的雕塑家能够直接观察生活，并加以表现。时代的样式特点在一些直接根据生活所进行的创造（如罗汉像和道教像）中已不是很明显的了。
唐宋以来有很多雕塑名手，他们的名字是雕塑史上的光辉。
杨惠之是最有名的。杨惠之为了避免和吴道子竞争，放弃了绘画，而专攻雕塑。唐代其他泥塑家，如刘九郎、王耐儿、张仙乔、李岫、张宏度、员名、程进，都因自己的作品得到当时群众的欢迎，而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与泥塑有不可分的关系是装銮的艺术，唐代的王温、宋代的龙章都是名手。
宋代的张文昱、王文度是宋真宗时修玉清昭应宫时参加塑像工作的天下巧匠。
古代雕塑，如杨惠之一样能载人史册的是元代的刘元。刘元最初是道士二从师傅杞道录学得多种技艺，而最长于塑。后从尼泊尔的雕塑家阿尼哥学习（阿尼哥在元代的雕塑艺术中有重要的地位，因专塑喇嘛教的佛像，对于喇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刘元的雕塑则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例如记载他在大都（今北京）东岳庙（不在今朝阳门外，原址在今白云观之东）造天地和侍臣的像。又记载他在“玄都胜境”（旧址在今西安门内刘兰塑胡同天庆宫）塑上元帝君执簿侧首诘问，下面的小吏跪了回答而战栗，全堂悚然严肃。这些记载说明刘元塑造的形象的真实生动，并且善于仔细推敲与体会对象的特点。
他的作品实例，传说河北宝坻县（他的故乡）广济寺三大士殿（殿始建于太平五年，公元1025）中塑像全部都是刘元改塑的，但尚难完全证实。刘元的传世绘画作品有《梦苏小小图》。
宋元雕塑艺术的丰富遗产尚有待整理，有关的资料至今仍很分散，除了以上所谈到的以外，作品实例尚有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塑造者名雷潮），太原龙山昊天观道教的造像石窟，杭州的烟霞洞、飞来峰等石窟，四川各地的石窟多处，河南巩县宋帝室陵墓前石人石兽，华北各地砖塔、石塔上的浮雕，如内蒙古自治区林西辽代白塔子，元居庸关云台券洞石刻等，都是较有名的。华北各地庙宇中的泥、木佛菩萨像以外还有铁像（例如正定隆兴寺二十二米的大铜菩萨、登封少林寺的四铁人，沧州的铁狮子等）……这些都是过去所未曾予以充分注意的。作家的姓名事迹也有待搜集和整理。南宋时代山西介休马天来、平阳贾叟，元代的王清、那怀、吴同签、张提举、李同知（提举、同知都是官名）、董暹，扈宗明、扈宗义、刘高、张生等人都是幸而偶然保留下姓名来的，虽不一定是第一流的K师，然而他们和其他一些佚名的作家一起，汇集成了宋元雕塑艺术向前发展的潮流。
明清雕塑
中国明清雕塑艺术的制作活动，在空前丰厚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上和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条件下，首先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宗教的、精神的以及奢侈豪华生活等方靣的需要，普遍地活跃起来。其中的陵墓雕刻与宗敎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规模大，材嵙贵重，制作精细，但大多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而一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市民群众及知识阶层有着较密切关系的各种小型的案头陈设離塑和工艺品装饰雕刻，则有显著的发展，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代表着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新成就。
一、建筑雕刻
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明清宫廷建筑雕刻，多以龙凤为主题。天安门前明代的华表，以多种雕刻手法雕造，华表柱身缠以浮雕龙纹，柱头横贯透雕云朵，顶端为莲瓣石盘上的圆雕“坐吼”，下面围以龙纹栏板和饰有狮子的望柱，整个石华表浑厚挺拔。御花园钦安殿的龙凤纹御路石、踏垛石以及栏板也都是明代工匠的作品。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三台玉阶雕刻装饰华丽，特别是保和殿后巨大的九龙戏珠御路石是清代宫廷建筑雕刻中的代表作品。琉璃雕塑作为明清违筑装饰被广为采用。山西省大同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代王朱桂（朱元璋第七三子）府前的琉璃九龙壁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建于北海的双面起突的九龙壁以及故宫皇极门前的九龙壁，都以龙的变化多姿、色彩的绚丽而著称于世。山西洪洞县明代的飞虹塔（通高47.31米），塔身内部用青砖砌成，外部以五彩琉璃砖瓦包砌，各层塔身均有丰富的琉璃佛像、菩萨、金刚力士、塔龛、蟠龙、鸟兽以及各种动植物图案花纹，整个塔身色彩斑斓，保存完整。大型圆雕如北京天安门前的石狮、故宫太和门前的铜狮（明或清初造）、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及文庙门前洪武（1368～1398）年间的铁狮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二、陵墓雕刻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明孝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南麓十三陵、位于安徽凤阳的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梁格庄西的清西陵、位于辽宁锴新宾县的永陵、位于沈阳的福陵和昭陵等陵墓，地面上都有大量的雕刻。陵前的神道两侧多设有左右相对的人物、动物雕刻行列。明十三陵共用一条神道，长1200米，两侧有明宣德十年（1435）完工的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武官，文官、勋臣等18对，皆用巨大的整石雕成，风格写实，尚简朴，不追求华丽。清孝陵神道两侧石雕共18对，是清帝诸陵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者，其他帝陵，多数也有数量不等的雕刻行列。清孝陵神道最南端的六柱五间卜一楼的石牌坊，气势颇为雄伟，柱础上浮雕云龙及瑞兽皆庄严华丽。清陵停放棺椁的地宫内也有不少雕刻。清裕陵地宫雕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地宫全部采用石结构拱券式，4道门的8扇石门上，每扇均雕有一身高1.5米，姿态各异的立式菩萨像，线条清晰流畅。第一道石门内门洞两壁雕刻与真人等身的四大天王坐像，手中各持法器，威武、雄壮，明堂券之券顶刻五方佛，穿堂券内两壁刻五欲供，券顶雕24身佛像，容貌端庄。地宫主体的金券顶部雕刻三大朵佛花，花蕊由梵文和佛像组成，周边有花瓣24个，东西壁上各刻一尊佛像和八宝图案。地宫四壁墙上还满刻字体端正的藏文和梵文经咒3万余字。地宫建筑与雕刻极为统一。
根据明朝规制，凡死后封王者，墓前应有神道碑、文臣、武将、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刻。现存南京近郊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等墓前尚有石刻，与明史记载相同。
三、宗教雕塑
佛教雕塑除继承唐宋以来造像风格而有所变化者外，一部分作品则融合了西藏喇嘛教雕塑样式，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喇嘛雕塑样式。其中尤以清朝官府主持修建的寺庙里的佛、菩萨、明王等形象最为显著。小型鎏金铜佛、菩萨像几乎全是喇嘛教造像样式。清代编驀的《造像量度经》便是以喇嘛教造像为标准的。明清佛教雕塑有不少生动而有特色的创造，如北京大慧寺的二十八诸天塑像（正德八年，1513），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的千手千眼观音等3身菩萨像（1383～1391），陕西省蓝田县水陆庵塑壁（1563～1567），山西省平遥县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等。这时期盛行在寺庙中塑罗汉像、建罗汉堂，或塑十八罗汉，或塑五西罗汉，虽然它们仍是宗教礼拜的偶像，但工匠多凭自己的生活感受，发挥艺术想像进行创造，因此，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四川新津观音寺、陕西蓝田水陆庵、广州华林寺、乏南昆明筇竹寺及湖北武汉归元寺等寺庙罗汉像，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兰然也有不少公式化、定型化的倾向，如北京香山碧云寺、河北承德罗汉堂及苏州戒幢律寺等处的罗汉像。
明清道教雕塑保存不多，但山西省太原市晋祠水母楼的侍女塑像（1545）、陕西省三原县城隍庙的侍女塑像（明）、西安市东岳庙的侍臣（清）、湖北省均县武当山的许多铜铸神像（明清）以及北京白云观的若干泥塑神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色。
四、陶俑、木偶
曾在古代雕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陶塑、木雕或金属铸造的俑，由于丧葬习俗的变化，逐渐被“纸札”所代替。所以，自五代两宋以后，用俑随葬的现象渐渐稀少，艺术水平也日渐下降，明代已系尾声，清初则偶尔一见。明墓用陶俑、木俑随葬者虽然为数甚少，但每座墓葬用俑的数目却往往很多。如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1389）、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1557）以及河北阜城廖纪墓和河南陕县王韩墓（1577）等贵族或官僚地主的墓葬，随葬的陶俑、木俑，少者数十，多者数百。据《明史·礼志》载，开国功臣常遇春安葬时，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赐大量木雕的明器——乐工、仪仗、女侍、武士门神等。今所见各墓出土的俑群中也有众多的奴婢、成行的伎乐人、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排列在公堂内外的衙役以及厅、堂楼、阁亭、坊建筑模型甚至赌具、刑具等。这些俑在明清雕塑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若干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