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家欢乐几家愁
“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今年（１９９３，编者注）庸城一哄而起的“酒店热”并不为过。掐指算算，文昌阁大酒店、台湾之家、武陵源风光酒楼，同兴酒楼、金城大酒店、新华酒楼、京陵美食宫、三圆酒店这些大字号均是今年上半年相继开张的，至于遍布市区各个角落的小酒家、小吃店更是多如牛毛，难得有精确的数字去统计。庸城人仿佛一下子胃口大开，迎来了“饕餮”之年。那么，酒店的老板们是否一下子腰包胀满，财源广进呢？
门庭冷落车马稀
记者走进金城大酒店时，刚开张时那种人来车往热闹非凡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空空荡荡的酒店使人怀疑是否还在营业。这家７月底开张曾号称“领导饮食新潮流”，在全市率先实行“歌舞伴餐”的酒店何以生意如此清淡呢？接待我的酒店经理王文新向我诉说了苦衷：酒店开业碰上了两个不利因素，一是“７·２３”洪水大灾害，二是前段时间开始的反腐败斗争。实际上，即使排除上面两种因素，依记者之见，这家倡导“高消费”的酒店要红火起来，仍然要假以时日。毕竟７万人的小城市高消费阶层有限，毕竟“国际旅游城”还只是个雏形。
由于酒店纷纷而起，而客源并没有随之剧增，导致许多酒家纷纷转让或关门歇业。以经营“扒鸡扒鸭”而一度红火的紫午酒家如今已关门大吉；张家界边贸市场对面的“小东方酒店”半年时间内三换招牌四易其主；“楼外楼酒店”、“宣统大酒店”被永定区委一招收编；“海外酒店”销声匿迹；“八一大酒店”偃旗息鼓；气势不凡的“张家界第一酒店”如今已失江山于梁山好汉“宋江”。即使曾经办得名响庸城的“百家源酒店”，老板也因不胜债务弃店出逃。倒是一些档次不高的老字号酒店如“温州酒家”、“稻香村酒肆”、“汤大姐餐馆”、“小华天”等保住了江山，但生意也大不似往年红火了。
八仙过海显神通
记者做过调查，在各大酒店就餐的８０％是本地消费者，而其中又有一半是公款消费，因此，各酒店主要依赖的是本地市场。小小的庸城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酒店”，其竞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酒店老板门纷纷使出各种招数，惨淡经营，“金城大酒店”决定敞开大门面向每一位消费者，提出了“享受第一，消费最低”的口号：“台湾之家”将菜价压价，张榜公布，还开动宣传车游行，“台湾迷你火锅１５元让你吃个饱”，大吊市民胃口。还有些酒家则摆出了“情人包厢”、“日式榻榻米”招徕顾客。新华酒楼异想天开，打出了“俄罗斯小姐”服务的旗号，一时间引得众食客趋之若鹜，５００元一桌的酒席被预订一空，连菜市场杀猪的屠户们也不甘落后，预订了两桌酒席。只可惜引进“俄罗斯小姐”的计划中途搁浅，才使大家“好梦未成”。一些缺乏竞争力的酒店则只好挂“免战”牌，另择生路。有趣的是，在许多酒店急流勇退的时候，永定区委-招却逆流而上，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丰富的经营经验收买“江山”，已将两座酒店归入自己的麾下，目前经营形势看好。
柳暗花明是何时？
否极必泰，物极必反。一哄而上的结果是大家都受损，不重视市场调查，头脑发热赶浪头是酒楼剧增的重要原因。就在记者写作本文的时候，仍有一些酒店在装修开张，使人不无忧虑。统观全市已兴办的酒楼，大多在装修豪华上攀比，而真正办出特色的凤毛麟角，这势必减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游客人数的增加，酒店业对外的市场将会逐步扩大，但如何面对八方游客，酒店老板们似乎并不心中有数。记者曾问询一位外地游客的意见，他说：“跑遍全城，竟找不到一家富有本地特色的酒楼，绝大多数都以大鱼大肉招待游客。殊不知大鱼大肉早已是游客吃厌了的东西，你们应该把本地有特色的食品拿出来，大胆地推销给游客”。还有一位外地做生意的客商则说：“大庸的早餐几乎吃不到可口的东西，找不到一家干净体面的快餐店。”据记者所知，广西的柳州有狗肉一条街，石门县城有猪肠一条街，长沙有“火宫殿”，天津有“狗不理包子铺”，我们什么时候也搞出有特色的美食一条街来呢，什么时候形成有自己风格和传统的“老字号”来？
“弃儿”何时变“宠儿”
从一条本报新闻说起
张家界日报前不久登载了慈利县零溪乡象鼻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的新闻。文章说，１９９０年，该村成立了“三联（联海、联边、联内）”信息服务中心，派出几十名信息员走南闯北，了解致富门路，得到了大量信息，最后从中确立了以发展肉鸽等特种养殖为致富突破口。几年来，全村人平纯收入已超过１０００元，许多人因此致富。
信息，这个词儿在当今时代已不再陌生，美国一名叫托夫勒的学者曾写了一本书《第三次浪潮》，成为八十年代全球畅销书。托夫勒在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纳为三个历程，第一历程为农业时代，第二历程为工业时代，第三历程为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典型特征是“信息密集，知识爆炸”，谁掌握信息谁就掌握市场；我国则有专家把信息称为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目前，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信息产业、投资咨询业纷纷兴起。深圳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两句话后面又加了一句，“信息就是财富”的口号，深圳信息中心拥有１５０多名工作人员，人手一台操作电脑，每天从事全国、世界各地的经济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送工作，对信息的利用、重视、国际如此，国内发达地区如此，我们张家界如何呢？
“拍脑壳决策”与“满天飞考察”
毋庸讳言，信息在我们张家界仍然是个冷门或者“弃儿”，象慈利县象鼻村那样重视信息的例子是难找的。对于“信息”这个词，可能大家普遍的感觉是既耳熟又“玄乎”，玄就玄在不知道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它具有多少实在价值。
还是先从一个实例谈起，原大庸县级市曾轰轰烈烈地上马过几个生产项目，“麻纺厂”和“啤酒厂”就是其中之一，结果是麻纺厂变成了“麻烦厂”，啤酒厂变成了“皮绊厂”，几千万资金白白投进去了，却没有产生效益。失败的原因何在？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不重视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和进行可行性论证，仅凭长官意志，“拍脑壳”决策。据悉，啤酒厂上马之前，永定区信息中心的同志曾给当时的有关领导谏言，全国的啤酒厂彼时已多达８００多家，竞争激烈，而本地市场又有限，建议另择项目，可惜这种意见没有被尊重。尤其使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些部门和企业，在决策上马一个生产项目时，仍不知道利用信息服务，而是派出考察组到处跑，盲人瞎马，事倍功半。市区某厂决定上甘油生产项目，带了银行的人到全国各处考察，差旅费花了几万元，心里还没谱，最后，还是信息中心为其解了难。永定区禹溪乡某村发展经济林，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杜仲苗，村支书带着人上湖北、过长江，差旅费花了几千元，结果只带回５０棵杜仲苗……
为什么即便是从事生产经营的厂长们都不知道利用信息服务？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机构吗？那么我们的信息中心在干什么呢？
“弃儿”何时变“宠儿”
记者在市区信息中心和公司采访时，听到的都是一片委屈的声音：缺经费、缺设备、缺人员，人们包括一些领导对信息工作的认识还很模糊。市信息中心主任候德朴告诉记者：“中心组建两年来，５个编至今才到３人，与全国实行了联网却不能开机收发信息，因为付不起钱”。永定区信息中心自１９８７年组建，办办停停，空挂几年，到去年年底才正式搞起来。桑植和慈利的信息机构至今尚不健全，武陵源则根本没有，全市信息专业从业人员总共才１０来个人，还不如全省其他地区一个县多。与此同时，我市先后出现的几家私营信息机构也如昙花一现，未能坚持办下去。记者找到张家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办者张春望时，他苦笑着说：“今年一年算白忙活了，我的信息‘卖’不出去，打算转移到实业上去”。
信息在我们张家界什么时候才能生根开花，由“弃儿”变成“宠儿”？记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唤醒人们的“信息意识”，领导层重视利用信息进行科学决策，工商界通晓利用信息为生产经营服务。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信息中心要转换机制，走出“只为领导服务”的旧框架，抓住机遇，面向市场，方可求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永定区信息中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心主任覃国英告诉记者，该中心去年７月成立张家界市首家“经济技术咨询公司”，面向社会开展信息有偿服务活动。一年多来，公司建立了联系全国的广泛的经济技术信息网络，成功地举办和策划了几次大的信息发布会和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为区内外５８家企业和一大批个体户提供信息咨询，“武陵大学电子产品组装项目”、“茅岩酒厂酒糟改造项目”，就是该公司提供信息服务而上马的。
信息属于软件产业，由于不能“吹糠见米”，因而不容易引起人们包括领导层的重视。在计划经济的过去，信息受到冷遇被束之高阁是可以想见的，但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经商热“火爆”的现代，信息仍然在我们这里受“冷遇”，就让人思索了。
（本文作于１９９３年）
农民彭武林为啥不种棉了？
到慈利县采访农业问题时，一直想下乡找一位农民聊聊，听听他们对种粮种棉的看法。４月１６日恰好进城开会的农技员邓化庆要赶回乡里，我便和他一起来到了溪口镇。刚下火车，就碰上了一位和小邓熟识的种棉示范户，经过介绍，知道他叫彭武林。
彭武林今年４４岁（１９９４年，编者注），系邻近的甘堰乡勤中村人，家中有４口人，５亩多耕地。从１９８９年起，他拿出两亩田作为乡里的示范户种植棉花。彭武林告诉记者，棉花的产量伸缩性很大，高者可达１５０公斤／亩，低者只有１５公斤／亩左右。他种的棉花，１９９１年高产曾达到１３０公斤／亩，一般年份也在１００公斤／亩左右。一年种棉花和粮食的收入约在２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之间。但是，从今年开始，彭武林几乎不种棉花，说是几乎，是因为他还是拿出一分地种了点棉花，原因是不想丢了技术。
问他为什么不种棉了，彭武林说起话来便有点愤愤然：虽然中央提出重视农业，各级政府也在抓农业，但年尾一算账，横竖还是农民吃了亏。一年辛辛苦苦抵不上到外面打几个月的工，做几趟买卖。就说我吧，现在在镇上带一伙人搞建筑，当包工头，一项小工程５月份完工，到时便有３０００元的票子到手，一年下来，小打小闹弄个万儿八千没的说，你说到这光景，我还有心思侍弄棉花吗？
他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不过，问题到这还没有完。彭武林比不得一般的农民，他是农村里一般所称的“能人”，心眼活络，前些年还受聘在乡经营站干过会计，现在也还兼着村会计的职务。发展市场经济为他提供了致富的舞台，使他有机会赚钱，有能力赚钱，但对于一般的既无门路外出打工，也无能力做生意的农民，意味着只能老老实实地守着几亩耕地过日子。于是，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假如让你安安分分的在家里种田，你的收入是不是也在增加呢？我气的就是这个呢！彭武林说，俺们不是要和城里的工人、干部、个体户攀比，农村就是比不过城里，不过，总不能叫俺们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哪？你瞧瞧，现在种棉种粮，就是比不上前些年合算，说着，便给我算起账来：一是棉花的价格涨不过肥料的价格，棉花主要用尿素，１９９１年的尿素价每百斤才２７．５元，１９９２年就涨到３４－４０元，上涨了２４％以上，１９９３年涨得更快，达到５５－６０元，比１９９２年又上涨了６０％以上。所以，虽然这几年国家对棉花在提价，１９９２年提了１０％，今年又提了２０％，但总是涨不过肥料的价格；二是供销社收购的价格赶不上市场的价格，还老是压级、压价。１９９１年他上交给国家的棉花均价达到每市斤３．７元，１９９２年国家给棉花提了价，可供销社给他的收购价反而降低了，每市斤只有３．５元。彭武林说，他是种棉示范户，给他的棉花还算照顾的，其他的农民给的价就更低，而市场上的价格要比收购价高出一截。所以，农民都不愿把棉花交给供销社。我是种棉示范户，要起带头作用，就全交了，算起账来就损失不少钱。
谷贱伤农，棉花的种植效益下降，自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需要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护农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