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居住下来从事贸易。紧步其后尘的西班牙人，在南洋的吕宋岛上取得了据点。明王朝还没有感觉到这场海洋上挑战的严峻性便在内外危机中寿终正寝了。1662年郑成功赶走了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接着康熙皇帝重新统治了台湾。由于清朝前期西方国家还没有在技术方面取得对中国的绝对优势，所以，中国海岸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零散船只还不足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这毕竟是以往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对科技发展十分关心并和传教士们关系密切的康熙皇帝敏感地觉察到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千年帝国的潜在威胁。他曾告谕地方官：“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纪市舶》，《熙朝纪政》卷六）。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并没有做到这—点，由于对汉族人的提防心理使他们的政治视野始终限制和集中在维护帝国已有的基业方面。乾隆时期，中国社会达到了政治稳定、人口骤增的盛世。1793年，英国国王的使者马嗄尔尼来中国递交国书，要求通商和互派使节，乾隆皇帝在托马嗄尔尼带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信中，对英国国王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通商和互派使节的要求，则以为“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这时可能乾隆皇帝还不知道英国人瓦特在11年前发明了蒸汽机。甚至在鸦片战争发生的24年前（1816），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再次回绝了英国大使提出的通商要求，他甚至自负地认为：“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嘉庆敕谕》）这时，英国人已在机器工厂的车间中用机器制造机器，斯蒂文逊（1781～1848）制成了火车头，美国人富尔顿（1765～1815）把蒸汽机装到了船上。英国刚刚打败了拿破仑（1769～1821），正在依靠整个工厂体系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向全世界扩张，工业革命中的暴发户正处于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
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最初接触东方的中华帝国时，由于地域上的遥远，开始只具有文化性质，接着带上了经济性质，但这都是试探性的。当他们受到中华帝国带有保守性的反抗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了。这种武力的物质基础是蒸汽机推动的军舰和机器制造的大炮，以及装有雷汞（1800～1818年间发明）发火装置的前装步枪。清朝时期，中国的火器没有任何重大的改进，甚至放弃了明代的不少发明。主要以骑兵起家的清王朝以鸟枪和冷兵器装备步骑兵，大炮的重量尽管增大了，其质量反而比明末降低了。随着乾隆后期战事的减少，军队的训练已不如以前严格，军队的战斗力一直趋于降低。在海军方面，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和康熙皇帝的海军都是有战斗力的旧式海军。但在英国人的轮船和兵舰来到西太平洋洋面上之前，清帝国不但没有一支由蒸汽轮船装备起来的海军，甚至连一支常规的装备旧式木舰的海军也没有。水师往往是在临战前不久由海边陆军军官临时编练的。清帝国在收复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放弃了向南海以远的发展，开始满足于闭关自守，海军建设自然逐步废弛。西方近代的工业文明和东方古老的大陆文明注定要在海上首先发生一次剧烈的大碰撞。
清廷在康熙之后的闭关自守政策牵涉到中国古老的社会价值观念，其中包括政治观念、贸易观念。西方年轻的资本主义在扩张时总是冒犯性的，带着侵略性和血腥味。从传统的观念出发，作为“民之父母”的皇帝锁上大门，为保证天下的安宁。对于郑和航海之后陆续移居到南洋诸岛上的那些人，当他们同当地人与后来的西方殖民者在经济上发生利益冲突、甚至发生武力冲突时，临近的祖邦大国明、清皇朝的恩典都是让他们放弃在海外已站稳脚跟的事业，离开血腥的海上旋涡，回到祖先耕种过的大陆乐土上来。明末以来中国人已伸出到南洋的第一支有生命力的海外经济幼芽也遭到了萎缩的命运。为了使海上的不安不影响陆上的安定，乾隆盛世强化了海疆政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中国不依靠海外贸易生活。天朝只愿意外夷的朝贡而不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易。这样，中国就失去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性，而为西方殖民者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活动让开了大路。在世界资本主义生长的初期，中国的政治还停留在靖国安民的水平上，中国人似乎还不需要西方的新产品，更不能接受与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一同来到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观念。传统的惯性是巨大的。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帝国不可能在世界发生了微妙变化的时刻用变通的经济、行政管理、外交、法律等方式来对付外国人在沿海一带进行的贸易活动，或者以积极的军事行动来对付殖民者的活动。当然，如果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来看，也许令人遗憾的是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曾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人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都是那样自负，当时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人物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科技产品时，不是为了发展而去积极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新的科技，而是从免除内忧外患的皇朝政治思想的角度，在西人的科技优势面前采取了视而不见的鸵鸟态度，而对中国民众则采取了尽量保密的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近代时期在西方列强面前处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地位。
近代科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清朝在英法炮舰面前遭受的那些失败和耻辱是由复杂的历史、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人事等原因造成的。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人，中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工厂与工厂中制造出来的炮舰和新式枪炮。
林则徐最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事实，也最先开创了学习和了解外部世界的学术风气。他主持编写了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地理和历史的《四洲志》。这实际上是明末徐光启、利玛窦早已开始了的工作，只不过是200多年后的重新进行。鸦片战争后，江文泰编了《红毛英吉利考》，由遍游海外诸域的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李兆洛、吴兰修等人整理编写了《海录》，萧令裕编了《英吉利记》，1844年魏源（1794～1857）编了《海国图志》。魏源在序言和书中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成了一个指导性的口号。徐继畲在1848年编了《瀛环志略》。这些书都是介绍西方地理、国情和技术的。鸦片战争的炮声对中国社会的震撼，迫使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世界，开始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胜过中国的西洋夷国。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1809～1874）在造了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舆论之后，还初步分析了中国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国家：“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居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还提出了废除八股文和奖励科学技术人才的改革主张。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政治专制的国家中，造反和革命可以起于社会底层，但改革往往必须从上层开始。而促使上层改革的原因往往是社会或外部明显的危及统治阶层利益的不祥征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便是这样的征兆。知识分子呼吁学习西方的声音是和这两次战火同时发出的。1860～1895年间，清朝的大臣奕伝（1833～1898）和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张之洞（1837～1909）等一批封疆大吏掀起了操办洋务的热潮，开始把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搬到中国。其中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中体会到近代工业的力量的。当时已腐朽的八旗兵和地方绿营兵在装备着冷兵器和少量火药武器的农民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只有对军队进行彻底的改革才可能扭转局面，而这种改革必须靠装备近代武器和用新的方达操练。曾的湘军和李的淮军是使军队近代化的第一步尝试。“师夷之长技”先制服了中国的造反农民。洋务派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了一批拥有近代技术的兵工厂、造船厂、机械厂和一些采矿、冶金、纺织、电讯企业，其中有曾国藩1862年在安庆设的军械所；李鸿章1865年在上海设的江南制造局、在南京设的金陵制造局、1872年他和盛宣怀（1844～1916）开始筹办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办的开平矿务局、1878年办的上海机器纺布局、1880年筹办的天津有线电报局；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办的马尾造船局、1880年办的甘肃织呢厂；张之洞1889年开始筹办的汉阳铁厂和随后4年中办的湖北枪炮厂，以及纺纱、织布、制麻、缫丝4个局。除此之外，全国许多省份都由省上官员用官资设了一些机器工厂。例如刘坤一（1830～1902）1875年在广州、1881年在南京办的火药局，丁宝桢（1820～1886）1877年在四川办的成都机器局，奕妺（1840～1891）1883年在北京办的神机营机器局等。这些机器工厂都是靠买进欧洲工业国家的机器，聘请一部分外国技师，启用一些精通技术的中国人，训练一些中国工人而办起的。由于机器生产不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开始还不能熟悉和有效地掌握机器生产的技术。并且，不是由靠自己创业起家的精明资本家来管理工厂，而是靠官僚及其委托的代理人来管理。所以，这类官办的企业效率不高，常常由于材料来源、技术、产品销路等问题陷入困境和面临倒闭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靠官资的填充来维持局面。不过，无论如何，西方近代的技术和科学终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被大量地引入了中国。近代的蒸汽机和机器体系、化学技术、枪炮制造技术、铁船的制造技术、采矿和冶金技术等在洋务派的工厂和矿山先后落了脚，为中国社会制造出了第一批机器工业产品和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这为中国社会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起了催化和示范作用。随着洋务派在富国强兵口号下大办工厂，一些有钱的地主官僚和商人也开始开办一些小型的近代工厂，从事一些民用产品的生产，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点。自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建立银行与商业机构，接着就开办工厂。这样，中国社会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官僚、又夹杂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洋务派办的工厂是中国人最先办的大型工厂和企业，其中一些后来破产和关闭了，不少在艰难坎坷中几易其手，但在同外资和民间资本所办企业的激烈竞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了。
洋务一开办，科学和学术风气有了新起色。在政府和洋务派官僚设立的与洋务有关的新机构中出现了一批洋务派理论家。其中有郭嵩焘（1818～1891）、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郑观应（1842～1921）、马建忠（1845～1900）、陈炽（？～1900）、宋育仁、汤寿潜（1857～1917）、何启（1858～1914）、胡礼垣等。他们一般都因参与洋务或弱国外交到过国外，见过世面。他们的目光要比当权的大臣们略高一些，因为在自己不直接置身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情况下，思想略为超脱一些，言论的自由度也略大一些。郑观应于1862年发表了《救时揭要》，1871年这本书增改后又以《易言》出版，1893年再版后变成《盛世危言》。他们不但认识到中国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科学，还感到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变政和改革，某些人还提出了一些零碎的实际主张。从林则徐、魏源到上述洋务理论家们，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官僚阶层中的一批人已经把目光投向西方。洋务运动是这部分人中有权势的人物在朝廷的支持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他们的基本目的就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靠自强来应付外侮。
武器和军队
洋务运动的初衷主要是改善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在和欧洲人作战中感受最深的是武器的差距。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筹海·议战》）让我们来看看这三方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