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
成功需要群党
一个人要想做成点事情，就必须融入社会和一个具体的组织之中。这就好比人的躯体，单有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五脏六腑及四肢的有机配合与高效运转，才能保证人正常的生命运动，这其中，任何一个部件也少不得。对于一个团体或者公司而言，也是如此。纵观历史，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以刘氏来说，秦末刘邦所以能够转败为胜，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集团班底。文有张良、萧何、陈平，武有韩信、樊哙等人，聚集在刘邦这面大旗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最终战胜了比自己实力强大得多的项羽集团。西汉末年，王莽乱汉，群雄四起，刘秀也是在组织成一个云台二十八将的有力班底后，才最终凭借这张有力的底牌消灭了群雄，最终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末年，因为黄巾起义，董卓乱汉，群雄又蜂拥而起。刘备虽然起身于一介布衣，但因为他深知建立团体班子的重要性，常年多方网罗，孜孜不倦，因而，在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勇冠一时的武将，又拥有了诸葛亮、庞统、法孝直等胸有文韬的谋士后，才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样的道理，在清末民初这个乱世时代，袁世凯因为拥有了一个实力与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班子，才使得他能够纵横天下，傲视群雄。可以说，北洋集团的文臣武将是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敢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强大有力的资本。
那么，袁世凯是怎样建立他的集团班底的，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袁氏心思
1895年年底，袁世凯兴冲冲地来到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主持的练兵事宜，袁氏集团由此萌芽。
袁世凯建立新式陆军，虽然主张全盘西化，参照德国的陆军范式，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治军衣钵，以传统封建宗法关系勒束属下，将新建陆军训练成一支兵为将有、绝对服从命令的战斗部队。
军事训练上，完全按照德军的模式；但在官兵的思想教育上，则要步曾国藩组建湘军的后路。这就是袁世凯建军的主要思想。
因此，袁世凯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网罗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袁世凯深知，能否抓住这个练兵的机遇，开始成就一番大事，培养自己的羽翼班底在眼下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袁世凯为筹建自己最初的集团班底，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袁世凯看来，这个班底组成的条件，其范围大致不外乎这样几项。
1.袁氏长期阅历中所认识交结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绍仪等。
2.袁氏前辈与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如姜桂题、任永清等。
3.长期追随袁氏已表现出其忠诚与才干者，如吴长纯、吴凤岭、刘永庆等。
4.上级或有地位影响的人推荐而来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
袁氏集团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即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集团。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清王朝封建文化意识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少年时代即受到以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有着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特别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坚定的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追求欲；而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称其才”。由于在淮军中不受重用，迁升甚慢，他们在心理上压抑感很重。这种追求欲和压抑感的交错发展，使他们一旦受人识拔，便会产生强烈的报恩思想。袁世凯知道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将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其后更是屡加保举提拔，结以恩遇，使他们对自己彻底效忠。
骨干文臣
在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结下深厚情谊的是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三人，他们在小站集团组合之前，就和袁世凯私交甚笃，过从甚密。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原籍天津，1855年生于河南汲县。幼年进私塾读书，成年后，做过沁阳、太康、淮宁各县署文书和家馆教师。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认识了袁世凯，两人惺惺相惜，互相倾服，很快就结拜为盟兄弟。徐比袁长4岁，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欢。
不久，徐世昌想前往京师应试，但苦于没有路费，袁世凯助他川资，始克成行。徐世昌果然不负袁世凯所望，1882年高中举人，1886年又登第进士，当上了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授职编修，先后担任国史馆编修、武英殿编修等闲职京官。
1895年，袁世凯获得创建新建陆军大权，在天津小站筹建班底，自然不能忘了这位曾使自己倾心的盟兄，而此时徐世昌也正以七品京官，囊中羞涩，生活清苦，愿意降格外放，求得经济上的实惠，且正巧因母丧在家丁忧郁闷，也正想寻些事情做做。因此，1897年，袁世凯奏准清政府，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往来京津之间，赞襄戎幕，领取翰林院和新建陆军的双份工资。从此，徐世昌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成为袁氏集团最主要的一名成员。
袁世凯和徐世昌在结识并加深友谊的同时，也与唐绍仪定下了金兰之交。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位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国学熏陶，而且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懂英文，了解西方事务，这正是袁世凯孜孜以求的人才。
1881年，唐绍仪学成回国，进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教书。1882年，他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在甲申政变中，他因突出的表现为袁世凯赏识。袁世凯与唐绍仪相识后，互相敬重，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从此彼此帮助，共求上进。
甲申事变后，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实际上是作为袁世凯这一时期在朝鲜的副手。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协助下，声誉鹊起，深得清政府与李鸿章的赏识和信赖，在朝鲜连任10年，即使母死丁忧也要夺情。唐绍仪以袁世凯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世凯同步升官的机遇。袁世凯由知府、候补道而实任道员，二品顶戴；而唐氏则由候补县令而直隶州州牧，再到候补知府，三品顶戴，其升迁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二人的关系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断得到升温和发展。
1891年，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需要请假回籍，在代理人问题上，袁认为唐绍仪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推荐唐绍仪代理他的职务。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无法在朝鲜继续执行使命，要求内渡，并再次请唐绍仪自代。唐绍仪临危受命，毫无怨言，并积极电告国内，助袁成行，使袁世凯得以死里逃生，安全回到祖国。唐绍仪这种临危不苟的行为，无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情，都毫无疑问使袁世凯非常感激。唐绍仪的忠诚与才干在袁世凯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袁、唐二人在朝鲜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1895年年末，袁世凯正式接任在小站编练新军。他没有忘记唐绍仪这个患难之交，恳请他来军，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继续发挥他外语与外交方面的特长。
在袁世凯的早期生涯中，与他结交的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阮忠枢。他后来成为袁氏集团的一支笔，袁氏幕府的总文案。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先后派他做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和北洋军械局总文案。
袁、阮二人由相识到相交，中间还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插曲，也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原来，早在袁世凯由上海前往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的路上，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袁世凯知道阮忠枢将进京会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二人从此相识相交，颇有相见恨晚的情势。阮此时囊中有余，他帮助了袁世凯一些川资并劝袁直接投军，然后才依依作别。后来，正是通过阮忠枢，袁世凯才结识了李莲英。袁世凯能够交上荣禄，李莲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5年年底，阮忠枢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不久，袁世凯就大倚任之。其时，袁世凯初剏新军，规划宏远，多为常智所不及。阮忠枢独深思眇虑，洞烛其所以然，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幕府所赖唯他一人。袁世凯保举他的考语是“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平日留心时务，遇事义理自持”。阮氏从此成为袁氏集团一名核心成员。
心腹武将
袁世凯到小站筹建新建陆军的时候，鉴于他对如何编练新式军队也缺乏知识与经验，他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以及时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等重要淮军将领为他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与袁世凯走到一起的。
在当时，新建陆军的将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备学堂与淮军营伍。经李鸿章提携于前，袁世凯罗致选拔于后，故一时将才称盛。如姜桂题、杨荣泰、龚友元、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诸将都隶麾下。如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其时仅补偏裨，后都终成大将。而其中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人，尤为闻名于时，是袁氏集团掌握军事的核心人物。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还被称为“北洋三杰”。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行伍出身。1862年投入军营，先后在僧格林沁、宋庆等人部下效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因军功递保以提督补用。1894年，他新募桂军三营，与日军接战失利，被奉旨革职。1895年，袁世凯以其有长期征战实践，调他到新建陆军，分统左翼各营兼全军翼长，任以重用。1898年11月，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褒奖他“倍极勤劳”、“谋勇兼优，能识大体，朴诚忠直，畅晓戎机，无军营骄惰浮伪习气，驭下尤能得士卒心……洵为宿将中不可多得之员”。“数年以来，督率操防，深资臂助。”姜遂成为袁氏集团早期发展过程中核心班子中的骨干成员之一。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少孤，家贫。17岁，考入正定镇标，补绿营兵缺。过了几年，移防山海关。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武备学堂，命各军选送学员，王士珍有幸进入武备学堂学习。1894年，中日战起，他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转战牙山、平壤间。1896年，袁世凯将他招入练新建陆军。
王士珍气度深沉，毅勇内敛，口讷言简。起初，袁世凯看不出他的为人，到议事，始大器重，即檄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部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擢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当时，新建陆军都用西法，其教练官、督操官及工程营管带都聘请德国充任，故其编制也都因袭德制。中国旧章没有可以因袭的，百务草创，王士珍于本职外，统筹兼顾，袁世凯也都悉心听信。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其祖父段珮，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部下，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段祺瑞8岁那年（1872年），其祖父望孙成龙心切，就把他带至江苏宿迁，在兵营附近一家私塾就读。这对段的一生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是他初步熟悉并喜欢上了兵营生活。1879年，其祖父病逝，他扶柩归葬合肥。1881年，段祺瑞离家赴山东威海卫投奔在那里当营官的堂叔段以德，1884年，他考入天津武备水师学堂，学习炮科。1888年冬，清政府决定选派数名武备学堂学生赴德国深造，经过严格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录取。1889年，段祺瑞到当时被称为陆军最强的德国，进入柏林军校深造，1890年学成回国后，又先后担任了北洋军械局委员和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的教习。
这一时期，段祺瑞等军事学堂毕业生（包括留学归国的人员），绝大多数还只能充当教习之类的闲职。其原因在于当时“只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之军队”，湘、淮旧军并不需要这些具有近代军事学识的新兵蛋子；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湘、淮军将领多以行伍起家，都是通过实战取得功名，看不起这些军事院校出身的没有阅历的青年军官。
袁世凯则不然。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首先全面使用西式武器、西法编练、西法操练，当时正十分缺乏段祺瑞这样的留学生，特别是到过德国的留学人员，而段祺瑞此时也正在威海卫充任教习而感到怀才不遇，二人一拍即合，在天津武备学堂总监荫昌的推荐下，袁世凯立即商调并重用他为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兼炮兵学堂监督，这是袁段遇合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