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真不愧是老牌的“肃反专家”，听了刘志丹这句话后，他只是惊讶了三秒钟，就马上对刘志丹主动“归案”的行为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后来戴季英得意地对负责审讯刘志丹的那些人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就是如此狡猾地用这种伎俩来迷惑我们，使党对其信任！”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戴季英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和为红26军所做的一切，都是反革命的政治阴谋。他说，刘志丹就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和根据地的反革命”。他甚至诬陷刘志丹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率领红军浴血奋战，横扫六县，打开县城消灭敌军和民团，纯粹是反革命欺骗革命群众的“花招”。
于是，刘志丹一到瓦窑堡，就给莫名其妙地抓起来了，马上投进了监狱，蒙受着不白之冤。在关押期间，刘志丹一直被手锁脚镣，严加看管，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但是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刘志丹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当年她和她的母亲同桂荣前去探监，保卫局的那些人根本不让她们见刘志丹。她只是被带到关押父亲的房子前，看到所有的窗户都用砖头封死了，只留下一个气眼。她在外面大声呼喊爸爸，却见不到父亲的面，只是听到从里面传来父亲的几声咳嗽声……
在那次“肃反”运动中，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先是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后来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在刘志丹被捕的那些日子里，凡是原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和原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区所有的县委书记以及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了，一个个遭到了严刑逼供，指明要那些人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那些同刘志丹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忠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干部们，虽多次受到严刑拷打，依然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对刘志丹同志的诬陷。最后，竟然有200多名革命干部被残酷地杀害了。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立即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撒开。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人深知这些人毕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公开逮捕一定会引起麻烦，于是就像对待刘志丹同志一样，也对他们一个个地采取了诱捕的方式，把这些领导同志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后来，就连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了。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60多个主要领导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
当时凡是被捕的人员，一律遭到了政治上的诬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人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更是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森和黄罗斌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尤其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被重点逼供的对象，被那些人昼夜不停地殴打。刘景范当时已患有重病，挨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就是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是“反革命”，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那些关在狱中的领导同志，个个都受到了严刑拷打。曾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同志虽然受尽了折磨，但是他至死都不承认刘志丹和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气得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指使保卫局的那些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审张秀山，把张秀山打得几度昏死过去。但是张秀山醒来之后，仍旧激愤地说：“你们把我杀了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26军吧，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张秀山一边说，一边放声大哭。关押在狱中的张策、马文瑞等同志听到了张秀山的这些话，听到了张秀山同志的哭诉，都流出了泪水。
面对一次次的酷刑，张秀山这条一直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陕北汉子竟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那些看押他的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惊不已。看押张秀山的人大部分是红25军的干部和战士，这时，这些人也对这次“肃反”运动开始产生怀疑，他们议论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都快要死了，还要救26军的同志。”（资料来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当时已经是10月份，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那些被捕的同志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都是被捆着睡觉的，绑人的绳子上面都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中央代表团的“肃反”领导人，除了指使戴季英的政治保卫局在原红26军的前线和后方大搞“肃反”、抓人整人之外，还派人到陕甘边和关中地区等革命根据地进行“肃反”。所到之处，同样是大肆刑讯、杀戮，一时让整个西北根据地内人人自危，一片“红色恐怖”。
长达三个月的“肃反”运动，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王华同志后来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
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更为严重的是，当时陕北的老百姓都在传说，红25军就是白军，他们是化装成红军来陕北消灭红26军的，红26军的机关枪全部被25军收缴了，红26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左”倾路线执行者的这种倒行逆施行为，立即引起了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许多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又变成了“白区”。这时，第三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又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忆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肃反”所带来的后果还只是根据地的丧失，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的的反攻倒算，更为严重的是，原来的三支红军队伍，这时已经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红26军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局面，正是刘志丹当时去瓦窑堡自投罗网时就预料到了的。如果一旦成为现实，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次“左”倾“肃反”运动，从7月15日永坪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到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时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张秀山等同志全部逮捕下狱。当时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也被撤职，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以及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被一网打尽，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当时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进去后，被“肃反”人员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当年的陕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审讯者：“刘志丹是什么派？”
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
郭宝珊则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由此可见刘志丹在当时的影响和威望。
当时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也被摧残得体无完肤。经党中央后来查证，那次“肃反”运动共“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