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天的时间，没有人告诉我说腿瘫痪了。我的情况当时太糟糕了，身体也太弱，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也不可能听得懂这些话，可是我多少知道一些。我脱离危险后，阿尔西娅进来跟我说话。她泪眼蒙蒙，把我的病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很走运的是，我的性器官和性功能——至少在理论上来讲——却没有受影响，她对我说。我没有太在意，我太难过了，无法体会这种病情的可笑之处。我懂得她话里的意思，可我的疼痛太厉害了，一门心思全在那里，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事情，我一辈子头一回对性没有兴趣了。事实上，我一点感情也体会不到，我完全被流贯全身的火辣辣的疼痛所征服了，没有人吊在沸水缸上还能勃起的。而且，从我恢复意识的那一刻起，身体底下就像一天24小时浸在沸水中一样。医生向我解释说，我所感觉到的烧灼叫作“皮肤灼热痛”，也叫“发生神经痛。”我他妈才不管他们怎么称呼这毛病，我要止痛。可是，我很快就得知，他们只能命名这种症状，并没有疗法。疼痛，如我后来所理解的，难以搞懂，没有人真正理解它，而且是主观的。医生们看不见它，也无法测量，有些医生甚至不相信有疼痛存在，还有一些人认为疼痛在起源上是属于心理学的，而且会自行消失。他们错了。
露丝来医院看望我，在我床头坐了好几个小时。她经常抓住我的腿，并乞求耶酥让疼痛消失。她是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极有同感的人，好像跟我一样疼得厉害。苔米·法耶·贝克用印有PTL俱乐部字样的信笺纸寄来了便条。上面写着：“《圣经》上说，上帝让我们走过烈火，我们因此而成为‘纯金’。”她不知道这个比喻用得多好，可是，我感觉着却并不像一块纯金，我觉得自己像块粪。虽然我身体的一个部分对此心存感念，但又禁不住想到，没有人真正理解我的惨境。除非你自己体会过这种疼痛，否则你无法理解它是个什么样子。我认为，这些医生在处理我的疼痛时态度恶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体验过这种痛苦。他们更害怕我会因为止痛药染上毒瘾，而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一些的感觉。当我躺在病床上，就像但丁《神曲》里面那些可怜的、经受着折磨的灵魂一样时，医生们在我看来却更像一群拱石，他们转来转去，你挤我撞，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我与露丝·卡特·斯戴普尔顿的友谊在不断加深，但我新找到的信仰却经历了缓慢但确切的转变。我每天被疼痛折磨着的生活里没有上帝的地方，我还开始想到，如果他任由人们遭受像我这样的折磨，那这样的上帝我就不是特别有兴趣了。
我在艾莫里医院住了差不多6个星期，然后转院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康复治疗。可我静不下来，也不想呆在哥伦布市。枪击发生之前，阿尔西娅和我曾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度过一段时间，还想着要搬到西边去。我实际上已经着手进行初步工作，准备把《风尘女郎》办公室迁往洛杉矶。我不想继续住在哥伦布进行康复治疗，因而请医生推荐南加利福尼亚的医院。他们建议我去英格尔伍德市的但尼尔弗里曼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飞到洛杉矶，住进了弗里曼医院。
尽管我的身体已经得到很大治疗，可周身不间断的剧痛却弄得我快要发疯了。这就好像我已经被掏空了内脏，挂在了我祖父熏房里的肉钩子上。我不能再想上帝了，也不想考虑是谁向我开的枪，什么也想不成。我的疼痛使我精疲力竭。在但尼尔弗里曼医院，护士每天得为我换三到四次床单。疼痛让我大汗不止，一天到晚身上都是湿淋淋的。我哭过，我尖叫，请求止痛。他们给什么药我都吃，而这些药几乎毫无用处。我在但尼尔弗里曼医院住了两个月。
最后，我终于从康复计划中过度到了门诊病人状态，并与阿尔西娅一起搬到了贝佛利山旅馆的一座平房里。她喜欢生活在洛杉矶，而住在这里还有其他的许多好处。我们决定卖掉贝克斯雷住宅。几个月以后，我们在贝佛利山从女演员杰奎琳·比塞特手上租到一幢房子，并着手寻找可以买下的房产。最后找到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地方，我因此也变得十分特别。这是一幢地中海风格的住宅，好多著名的好莱坞大腕影星都曾在这里住过。最早是为伊罗尔·弗林造的，后来被罗伯特·斯戴克买下，再是托尼·寇迪斯，最近又是索尼和雪尔住过。我决定把我们的新房产重新布置，用古董装饰起来。经过几个月的装修以后，我们搬了进去，并开始了我们在西海岸的生活。
《风尘女郎》搬到洛杉矶，这对该杂志本身是有好处的。洛杉矶对色情材料没有那么深的敌意，也是人材广集之地，作家、编辑还有艺术指导，都比哥伦布多。这也是一个相当自由一些的社区，我和阿尔西娅都对心胸狭窄的俄亥俄保守分子厌恶已极，电烦透了他们的不断起诉。尽管我有了再生的经历，可在我住院康复的几个月内，杂志本身并没有改变多少。几个月以前，我曾弄过一个封面，现在是声名狼藉了，里面是一个女人正通过一台绞肉机，旁边还有一行字，说是我保证不再像对待“一块肉”一样对待女人。这是我直接了当地准备道歉的做法但好像没有人理解这一层意思。如此接下来的几期又回到了原来的风格，至此，我已经完全无力再去理会其内容了，而阿尔西娅也不同意我将杂志的格调大幅更改。《风尘女郎》又回到了平常的生意中。
阿尔西娅尽了最大努力使杂志保持运转，同时又费尽心思照顾我。这是又苦又甜的一段日子。我浑身疼得不行，总是生气，完全到了动物的本能。我什么人也不想见，与人相处也不似以前了。我只想回到自己黑漆漆的卧室里去，蹲在里面熬过一天的时光。我的卧室成了我的办公室。我能管到的事情很少，也不想去《风尘女郎》办公室，更不想对这本杂志再动什么大手术。枪击以前，我审阅所有交付印刷的东西。枪击之后，一个月才跟编辑们见几次面。我会接受并退回有些材料，但多半也只是提些原则性的意见。阿尔西娅负责余下的一切，我依靠她和其他一些人负责编辑内容，并保持该杂志的宗旨不变。她越来越瘦，压力很大。
我一天到晚考虑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个对付持续不断的灼疼的办法，我成了各种止痛药的行家。因为我有钱，我可以请3位不同的医生同时为我服务，包括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位，他负责给我开出我所需要的任何药。地劳迪德是最有效的止痛药，我吃了好多。我会给医生双倍的钱，药就立即到手了。我的卧室和隔壁的浴室，变得像一个小药房了。我的护理人员很担心我掌握的大剂量药物，我要药的时候，他们会拒绝给我那么大的剂量。“我们会与您呆在一起照顾您，如果您服从劝告，”他们常说，“否则，如果我们认为您需要进医院，我们会拨911。”可他们最多也只能如此，这没有关系。我的床头柜上有我自己的小药箱，里面有很多针筒和成瓶成瓶的止痛丸。我会拿出一瓶，挤出空气，然后自己注射，这会稍为好受一些，没有什么大用。有一阵子，我可以搞到一种叫作“勃朗姆顿鸡尾酒”的合剂，这种药是专门供癌症晚期病人使用的，里面有60％的吗啡，30％药物级可卡因，还有10％的酒精，全都混合成一种薄荷味的糖浆。吗啡消除疼痛，可卡因保持我清醒，这种东西喝一盎司我就有相当好的感觉。有一阵子，我可以通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药房搞到这东西，后来他们不准拿了，认为我拿得太多了。我又找到了另一个渠道，这样对付了一阵子，可也不行了。只有搞到勃朗姆顿鸡尾酒的那几个月，我才算是真正过上了舒服的日子。
我记得阿尔西娅有一回非正式地盘点了我放在浴室架子上的存药。她一边扫视着架子上的药品名字，一边大声念着。以药丸形式而论，我们拥有安定、帕可登、帕可塞、利眠宁、杜冷丁、吗啡和地劳迪德，注射剂有安定、利眠宁、杜冷丁、吗啡和地劳迪德，我们手上掌握的药物有可能比一般医院急救室里的药物还要多。我自己试过所有这些药物，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过量使用，而且有六次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有两次心脏停跳，到医院时被宣布为死亡。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把我救活了。我的心脏很坚强，总是伴我度过这些难关。一位用除颤器救活我的医生对我说：“我感到吃惊；我从没有见过任何有你这样心脏的人。”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阿尔西娅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总想着我会好起来。她知道我已经不能管理生意了，因此感觉到身上有很大的责任，得让业务进行一下去。她并没有依靠药物来帮助她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可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最终一年一年地过去，她的压力越来越难以忍党了。她一天到晚听着我呻吟尖叫，可我一点也没有好转。这中间不知什么时候，她也可能用药求得解脱了。她所爱的人已经象个植物人，她活着的希望何在？
阿尔西娅最初主持《风尘女郎》时，她的工作做得特别好，没有人比她更有效率。她了解我们的产品和读者。可是，随着她的毒瘾越来越大，她的效率也逐渐减退了。药物一开始不会有多大差别，毒品不会立即使你上瘾——这也就是阿尔西娅的麻烦。她一开始是吸得好玩的，用完了还能继续工作。可是，阿尔西娅和我的性格差别很大，对毒品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我没有上瘾的性格，可她有。有些人染上毒瘾后就难以自拔了，阿尔西娅就是属于难以自拔的那一种。最初好玩的一种东西，最后变成了一种瘾。开始，我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害处，我的思绪总处于一片迷雾之中，被疼痛弄得心神不定，对镇痛剂也逐渐失去反应。可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开始意识到了她不断频繁的习惯。过一阵子后，她的行为和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却不可能不注意到，因此我就跟她谈起来。她承认有这个问题，可她要让我知道，她没打算停下来。
只要我们的卧室仍然是一个上瘾者的乐园，她怎么停得下来呢？我想，我能采取的唯一具体步骤是把我所有的止痛药都锁起来，只让护士拿得到钥匙。我这样做了，可一点用也没有。阿尔西娅开始上街买药，她跟几个可卡因毒贩子搅在一起了。她身上并不是总有现金的，可毒贩子知道我有钱，他们就赊货给她。有一阵子，我给这些毒贩子付钱，可后来我放出话说，她欠的债我再也不管了。他们放开了她一阵子，可阿尔西娅像真正上了瘾的人一样找到了其他付款的办法。她有很多皮货和珠宝，这些东西慢慢就没有了，大部分是在我发现以前。
我很快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了。我一动不能动，大部分时间也是东倒西歪，也没有办法给她所需要的关心。同时，阿尔西娅也卷入好莱坞的聚会圈子了。那些日子，如果你有名有钱，你不一定总得付钱才搞到毒品的，这些东西经常是免费的。这个城市是个毒品之乡。人们愿意免费供人吸毒。在70年代中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聚会在中央的桌上放一只大银碗，里面装着好几千克可卡因。阿尔西娅常常去日落大街的威斯基和彩虹俱乐部，人们会把这些东西塞在她口袋里。对有毒瘾的人来说，这个城市决不能呆，这个环境也不能呆。在疼痛之下，我还觉得一种恐惧感正在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