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女人，一生中有过两次生育：一个是我，一个是小我两岁的弟弟。母亲怀着弟弟时，曾因身体不适——严重的程度是母亲怀我的时候不曾有过的——险些将弟弟打掉。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梦中，托盘上坐着一个黑黑的小男孩，母亲便不忍。
于是我有了生命中惟一的兄弟，一个大名世麟的弟弟。
产后的母亲因大流血不能再生育，否则会危及生命。
大概在我六岁时，母亲在听了医生的劝告后被迫做了节育手术。术后的母亲身体虚弱只好住了几天医院。我和弟弟随父亲去医院探望母亲，同去的有父亲的好友杨叔叔。一进病房，弟弟大喊口渴，端起母亲床头的玻璃茶杯，一口将水灌进肚子。忽听一声脆响，茶杯被弟弟咬下月牙似的一块，母亲吓得脸都变了色。那以后弟弟的调皮出了名。人们叫他“嘎子”，他毫不在意，依然嘎气十足。久了，连我们家人也习惯叫他“嘎子”了。
转眼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一日，我被戴着“红胳膊箍”的叫去，严肃的场面令我胆寒。“听没听过，你弟弟说过反动话？”我无言以对。三个小时的审问，教会我一生都不做违法的事。以至于，我在此后的择业方向上，受了深刻影响。母亲和父亲也被叫去受审，直到半夜。那一番惊心动魄，是母亲用眼泪告诉我们的。
全家人静默在夜晚的“红海洋”中，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嘎子惹祸了。”这样的念头，在那晚焦急的静默中，始终缠绕着我们，但谁也不敢说出口。二十年后，每每听到《都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流行歌曲时，那晚的情景也被不自觉地勾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怎么会被联系在一起的，我也常常纳闷。
凌晨，弟弟回家了。已被吓傻了的弟弟，在母亲的盘问下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在和小伙伴玩耍时，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顺嘴念成了“三字歌”：下决心，不牺牲，排万难，去胜利。因为弟弟太小，“红胳膊箍”们怀疑有大人教唆，非要审出个“现行”的人不可，首号的怀疑对象，当然是这孩子的父母。此时，父母感到庆幸，因为被放回家，就意味着被解除了怀疑。他们推测，可能是父亲的工人出身和母亲的贫农出身，帮了我们的大忙。
可是，还没等推测站住脚，弟弟接下来的话，就把父母给吓蒙了。
为了回家，熬不住了的弟弟，终于“交代”出一个叫“蛤蟆”的人。谁知，还真有“蛤蟆”其人。弟弟是被逼又“顺”了一次嘴，而那个外号叫“蛤蟆”的人，差一点当了“反革命教唆犯”。这一“吓”不得了，父母天天为那个叫“蛤蟆”的人担心。
“二嘎子真是‘嘎’得没边！”知道这事底细的杨叔叔事后拍着弟弟的头说。杨叔叔习惯在嘎子前面加个“二”字，“二”字在我们那里常被认为不更事的愣头。
好歹，“蛤蟆”被放了出来。
三天后，我终于见到了“蛤蟆”。他很矮的个头儿，肥胖的身躯，让人见了，保管会联想到“蛤蟆”，特别是那双眼睛，如同两颗绿豆镶嵌在一张圆圆的脸上，再加上那个大大的红鼻子，怎么看都像“蛤蟆”。经过三天的煎熬，他的脸色发青，整个人憔悴不堪，任谁见了，都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怜悯。直到今天，他当时的样子，始终令我忘不掉。
“蛤蟆”不认识弟弟，但弟弟认识他——一次，父亲手拉着弟弟在街上走，和他打了个照面。仅仅这一次照面，他就成了弟弟的救命稻草。对他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幸，有些人就是被这样的不幸毁了一生。但他还算是那些无辜者中的幸运儿，也因为“蛤蟆”的绰号。前段时间，有一项“根红苗正”的人不愿干的活儿，就派他去了。“红胳膊箍”总算查实，他一直外出，没有教唆的依据。好险，捡回了一个“清白”。
我们家那块悬着的石头，虽然落了地，但父亲多次向那位受牵连的无辜的人道歉，对方都无奈地摇摇头。从此，让我们深感欠下了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债务。这笔债务如泰山般沉重地压在母亲的心头，并随着那场运动的不断深入，日益地变本加厉，逼迫着人走向疯狂。
从那场历经十年的浩劫中走出后，我常想，其实，“红胳膊箍”和“蛤蟆”对我们都是很宽宏的。否则，恐怕就很难用“有惊无险”来概括这一幕了。
那时，母亲苦笑着，机械地抚摸着自己孩子的头，一声不吭。看着熟睡中安详的弟弟，我的心也发紧。我知道弟弟不懂事，没法责怪他。可看到母亲长时间地处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中，让我也产生了一种身在黑暗的胡同中的感觉。我清楚，母亲惧怕的是什么，因为她常常在睡梦中自言自语“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啊”。醒时的沉默与梦时的呓语，都在泄露母亲内心的秘密，她在承受一种母性的煎熬，这种煎熬来自于对已经发生在邻家孩子身上的事实的恐惧：今后，万一自己的孩子也像邻家的阿鱼和黑娃那样，天天陪着大人挨批，该如何是好。
阿鱼只比我大两岁，因为有人告发，他把语录中一句“即不但……”读成了“鸡巴蛋”，被定性为“小反动”。只要有人受批判，他就逃不掉“陪斗”。那滋味让人说不出来。黑娃更冤，他在教室里正睡觉，听见了别人的吵闹声，懵懂中见是抢什么东西，就嘟囔了一句：“瞎他妈的抢什么！”哪知，人家是在抢伟大领袖的像章。结果不用说，自然是同阿鱼做伴去了。
此前，母亲曾是一名会计。在一次核对账目时，她对面一名男性同事，仅仅差错了七分钱，就被隔离审查。
“用二百度的大灯泡啊，烤着眼睛！”母亲说起来，声音都还颤抖着，“几天几夜不让合眼……后来，熬不住了，就说，在自家的广播匣子里。咳，匣子拆了，炕也扒了，上哪找那七分钱呐？”
目睹了这样的惨景，母亲惧怕自己出差错。每天，反复核对自己经手的账目，才敢交上去。真是，对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就窝着脖子等着吧！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一天，母亲的账目里少了一分钱。仅仅是一分钱啊。母亲被吓得懵懵懂懂的，半天没敢出声。无所措手足的母亲，无意间将手插进了自己的衣兜。
“是的，我用自己的一分钱补上了，”那时的惊悸还历历在目，母亲说起那时的情境，连语调都凝聚了一种幸运，“多亏了没人发现。”
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在一次精简的机会中，母亲主动借口辞去了公职。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次毅然辞去的不仅仅是那种担惊受怕的隐忧，还因为她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了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同事的饭碗。
此时，“蛤蟆”事件在母亲心中引起的恐惧，是难以形容的。为了躲避这段担惊受怕的日子，母亲只好利用她已是家属工的方便条件，带我和弟弟到长春避难。
投亲的日子，对我和弟弟来说是最快乐的。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挖掘不出，我父母两姓家族中过问政治的迹象；只有中国老百姓那种安分守己，和像我祖母那样居家过日子的太平，或像我舅父那样老实巴交埋头工作的宁静。因此，那段日子，我们母子三人，从压抑的氛围中解放出来，被亲情包裹着，于饭后睡前，拾掇一些我与母亲的故事。我被“过继”给二伯父的那段往事，像“武松打虎”一样，易于被亲人们说道。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在意母亲的感受，也许母亲真的是一位大度的女性，并因了这份大度，助长了人们将她痛苦的经历视作无关痛痒的谈资。于我而言，我更不能责怪我的亲人们，没有他们，我的这段人生真相也许会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真相于我是重要的，它没有因此让我误解母亲。也许，亲人们原本是知晓母亲的忌讳的，否则就不会演绎出我在十三岁那年独自回长春时，被大伯母带引去私见养母的故事。
弟弟看上去挺魁梧，只是身高比我矮了两厘米。他肤色黝黑，反而衬出了我的白净。他那一双微笑时能眯成一条缝的单眼皮眼睛，精爽而有威严，和善而又迷人；不知是遗传因素的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父母双眼皮大眼睛的特征，只被我继承了。也许就因这副模样，他身边常常包围着一群少男少女；或许更因了那份嘎气，也常招惹得一些女孩子找上门来要与他拍拖。他单单沿袭了父亲舞枪弄棒的嗜好，我偏偏爱写写画画。
弟弟自小跟父亲习武，翻得一串好跟斗，意在健身和防人欺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弟弟是父亲的影子。我根本就吃不消那苦，乐得一个人在房里看书。
悲剧也就酝酿在这如影随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