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了父亲和弟弟之后，母亲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偶尔，还会悄悄落下一把泪水。泪水挂在脸上，如同冻凝的水珠，又似窗上的霜花，更似窗外飘舞的雪花，形成动与静的互衬，望一眼，都觉寒意逼人。
语言所能表达的安慰，都无济于事。
我望着那些泪水，沉默。
当沉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哭泣已不是标志。心寒莫过于心死。
我想逃避，上天却要我面对。
“还我一个幸福的母亲！”我祈求，每天傍晚，对坐的却是一位悲苦的妇人。
我不只一次读过鲁迅的《祝福》，无论怎样，也不愿把母亲与祥林嫂联系在一起。母亲毕竟还有一个我这样的儿子，不存在无以为生之嫌。
凭此，我又添了些许的慰藉。但我又错了。
一个人用尽了一生营造的幸福，瞬间被毁，她心灵的创痛，是任何物质也替代不了的。
我终于明白，但我无法做到。我只能让语言缺席，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虽然母亲的眼里没有谴责。
那年的冬季，北国的冰雪，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为抹不掉的凄寒——泪花、霜花、雪花。
为了减轻心房悸动的寒冷，我随着南下的人流，步上了寻觅“天堂”之路。
母亲告诉过我：“南国有个地方叫天堂。”
我选择了西湖。
“苏堤春晓”没能引发我的诗意。
“南屏晚钟”让我晕眩的灵魂朦胧。
“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
只有“断桥残雪”，使我流连忘返。但是，每每，我希图找寻的像北国的冰雪，这里没有。
“已经四年不下雪了。”一位在御碑下歇息的老奶奶告诉我。我在失望中再一次失恋。
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残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寒冷。
只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和特别的心境中，你才有那种刻骨铭心。“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但没有心灵的碰撞，眼前就只有被撕裂的东西。
雪好大，没过膝盖。
父亲以我为自豪。我总爱在下雪天回家，虽然只是小憩，路途不便，父亲也会陪我在大街上走走。遇上熟人，人家客气地夸奖我两句，父亲就乐得满面春风。此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急切盼望父亲下班回家的情景。那时，父亲总能给我和弟弟带来一些惊喜。能吃的东西实在太少，能玩的东西更是一种奢望，父亲带回家的，大多是他厚了脸皮向别人借来的各种书籍。傍晚，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听父亲念书中的故事。浓浓的暖意，至今让我缅怀。
又是一个风雪交加之夜。我和弟弟盼望父亲归家，急切地站在门前的雪地里。早一步回家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的小脸蛋被冻得通红，心痛地发了脾气。挨了训斥的我们，只好被迫挤在火炕上，等候父亲的归来。
父亲终于推开了家门，头上的狗皮帽子厚厚地落了一层雪。我和弟弟高兴地嚷着，抢着问父亲带回了什么。父亲顾不得抹去眉毛上的白霜，赶快摘下狗皮帽子，抖掉上面的积雪，在帽檐中寻找着什么。
“哪去了，我分明放在帽檐里的！”父亲尴尬地说。
“不急。”母亲的面色明显有些焦急，却劝着父亲。
我们的泪水都快急出来了。
父亲终于垂下了颤抖的手，霎时眼里充满了懊悔。
母亲好奇地盯着父亲，惊讶地问了一句：
“你的棉手套呢？”
父亲抬起头，像犯下滔天罪过一样，怯怯地解释着。
原来，父亲卖掉了自己的手套，买了一个小玩具飞机，把它藏在帽檐里，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惊喜，可偏偏在风雪中丢掉了。
父亲急得脸像紫茄子似的，呆呆地站在屋地上。忽然，他急转身冲出门外，等母亲回过神来想要拦阻，父亲的身影已消失在他来时的风雪路上。
父亲很晚才回家，他的手已经冻出了泡，有几个手指肿得像小胡萝卜。这是他用手扒开积雪，寻找玩具飞机的结果。
“丢就丢了，还犯什么傻？”
母亲一面埋怨，一面端进来一只洗衣盆，里面盛满了白雪，让父亲用雪搓手。她又快速地从仓房的梁上拽下几棵辣椒秧和茄子秧，麻利地撅断后扔进锅里，熬成汤。等父亲的手在雪中搓热，母亲又检查过没有发黑的迹象，才让父亲把手浸泡在这种汤里。
“知道为什么要用凉水拔冻梨、冻柿子吗？”母亲严肃地问我们。
我们傻傻地摇头。
她解释说：“冻了的部位不能用热水浸泡，否则寒气出不来，皮肉就会溃烂。用辣椒秧、茄子秧熬的水，有防治冻疮的作用。”
那天，我们没太在意母亲的话，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消失在风雪中的小飞机。拥有一架玩具飞机的幸福，就在那样一个风雪之夜破灭了。我和弟弟满怀遗憾，悄悄地在被窝里抹眼泪。
现在，年龄已超过当时父亲的我，才体会到当年那种失落的幸福。记忆中那架无缘谋面的玩具飞机，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特别是在飘雪的日子，我的眼前，时时会出现躺在雪地上的飞机的影像。
思念是一种痛苦。
同时思念两个亲人，痛苦就变成了煎熬。
渐渐地，母亲的眼泪少了，人也显得更加麻木了。
她长时间地坐在屋内，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人也不见。
她面前摆放着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偶尔，伸出颤抖的手，抚摸它。这台电视机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家电，他常用它收看戏剧节目。父亲走后，这台电视机再没人打开过。电视机的边上，放着一只旧的文具盒，塑料的，颜色淡黄。这是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用过的，不知什么时候，母亲把它翻找出来，摆放在这儿的。文具盒的开合处有一点裂缝，已经被人贴上了透明胶带。我不清楚，是弟弟生前自己贴的，还是母亲贴的；但我知道，这个文具盒是母亲亲手为弟弟买的。
“睹物思人，”前来安慰母亲的兰姐悄悄地对我说，“你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从她的眼前拿掉，否则，她会陷进这种情感中不能自拔。”
“那是不是太残忍了？”我拿不定主意。
“为了她好，只能痛下决心。”
“文具盒我可以想办法藏起来，但电视机——”
“就说我想买一台电视机，设法让她同意转卖给我。”
“你家里不是有一台吗？”
“就说我那台被孟春搬去了。”
“她不会同意的，我想很难说动她。”我还是有顾虑。
“试试吧，我来说。”兰姐很理解人。
“那好，等烧过‘三七’，我把我妈接到我家去，离开这儿，会好些。”
“不行，我不能卖！”母亲这样对兰姐说。
兰姐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我们没猜错。我不敢开口，等着兰姐劝母亲。
“婶，我——”
“别说了，”母亲截住兰姐的话头。我心里想，看来，兰姐也劝不动母亲了。可接下来，出乎意料，母亲竟然说，“你搬走好了，但我不卖！”
母亲强调了“不卖”两个字。
兰姐又看了我一眼，我赶忙点点头。
“那好，一会儿，我让孟春来搬。小龙说，”兰姐想解释，怕母亲疑心，“他新买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
“我知道。”母亲说。
我理解，母亲是用了双关语，她不是指我家里的彩电，而是理解我们的用心。
“这个你也收起来吧，”母亲对我说。她拿起文具盒，用掌心抚摸，像是舍不得，眼里涌出一股泪水。有几滴泪水溅落在文具盒上。她慢慢地用衣袖擦拭，直到觉得干净了，才像下了决心似的，把它递给我，“保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