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与阿尔贝交谈了几次。这几次谈话使我更快地下了决心，以满足自己天生的兴趣；同时这几次谈话也对我所采取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这种后来受到很多批评的态度，就是我应该避开人家的赞扬。关于这一点，现在大概该解释一下了。
我不想把自己描写得比实际上更具美德，因为我强烈渴求过荣誉，但很快发现，赞扬，一如人们平常所给予的，只不过是一种不真诚的造作。我希望获得有充分理由的爱，而赞扬，如果我感到它是不该给予而给予了我，会让我心里难受。装模作样的关照也不能使我满意。试问，按预订向你提供的东西，或者在利益、关系甚或友谊的考虑支配下向你提供的东西，能使你得到什么乐趣？一想到人家为了表示感激，或为了平息我的批评，抑或为了让我拿出诚意，而对我加以赞扬，这赞扬就立刻失去了任何价值，我就不领情了。对我来讲，首要的是知道我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不需要做一个可能会立即枯萎的桂冠。
我态度的转变来得突然。这中间肯定有恼怒的因素，但这恼怒是短暂的，它能够使我最初采取某种态度，却无法使之保持下去。这种态度人家可能认为是装腔作势，但我自己立刻明白，它完全符合我的天性，我感到心安理得，不想再改变。
我的头一本书狠心印了一定数量。以后的书只印到刚好够就打住，甚至少印一点。我声称今后要选择读者，而且在阿尔贝的怂恿下，声称不要人家为我吹嘘，还声称……不过我想，我的情况主要还是寻开心和满足好奇心，所以声称自己正在冒其他任何人还没冒过的风险。谢天谢地，我生活有着落，可以不把利润放在眼里。我想：“我的作品如果有某种价值，就能够存在下去。”我将等待。
一种天生的忧郁使我抱定决心让批评家甚至让读者反感。这种脾气的变化无常，使我刚从一本书里解脱出来，又跳到自己的另一极端（也是出于平衡的需要），写一些恰恰让我前一本书所获得的读者最不喜欢的东西。
“你真让我无法想象，”我的老堂姐弗歇尔男爵夫人（怎么搞的！我还没有介绍过她……）嚷道，“你真让我无法想象，你在一种体裁成功之后，居然不坚持下去。”
不错，我宁愿不取得成功，也不愿固定于一种体裁。即使它给我带来荣誉，我也不愿意走一条现成的路。我喜欢打赌，喜欢未知，喜欢冒险，喜欢不在人家以为我在的地方，也就是在我喜欢在的地方，不让人家来打搅我。对我来讲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思考。
《手册》出版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受到阿多尔夫·列特笨拙的恭维，忍不住打断他（应该看到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决心远远少于本能，我不可能按另外的方式行事），突然不告而别。这事儿发生在瓦舍特咖啡馆或清泉咖啡馆，是路易拉我去的。
“你这样对待人家的恭维，以后人家可不会经常恭维你了。”路易再见到我时对我说道。
然而我喜欢听恭维话，只不过笨拙的恭维话令我气恼。拍马屁拍得不是地方让我反感。与其接受人家不痛不痒的恭维，宁愿不要恭维。我轻易地相信人家是夸大其词；不可救药的谦虚马上暴露出我的缺点。我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止步，缺点始于何处。我所担心的莫过于听凭人家蒙骗，而且认为要阐述思想时自命不凡乃致命的错误，所以不断让自我评价不超过限度，以贬抑自己为自豪。但愿人们不把我所说的这些话过分地视为矫揉造作。我做这些剖析的行为是自发的。如果动机是复杂的，我有什么办法？并非我硬要搞得这么复杂；复杂存在于我心里。一举一动都会流露我的真情，但我从中根本看不出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
我反复读自己，但甚少感到满意。我本来可以把对劳累的极度担心，作为自己不爱交际、深居简出的理由。任何交际，只要我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天性，都会使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前面刚提到的那位堂姐出生于纪德家族，是弗歇尔将军的遗孀，尼姆有条街是以这位将军的姓氏命名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位堂姐住在拜尔夏斯街一座漂亮的私宅的三层。入口处有条走廊，你穿过院子向走廊走去时，门房按两下一个看不见的铃通报上面，所以你一上去就会见到半掩的门背后有一个高大的仆人，准备领你进去。这个铃发出的声音，完全与我家一个漂亮的干酪罩被轻撞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清脆；那个干酪罩只在“有客人”来赴晚宴时，我父母才使用。这就是说，大凡与我这位堂姐有关的东西，让人只会想起豪华与排场。我年幼的时候，堂姐经常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接待母亲和我。室内家具都是桃花心木做的。我特别记得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我的目光无法离开它，因为我知道，到一定的时候，堂姐就会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果脯来，就像在戏院里剧间休息时掏出糖块或橘子给我们一样。这会使我觉得没完没了的拜访有一个令人愉快的间隙。堂姐总是利用母亲不知厌倦的耐心，向她倾诉对女儿、银行家、公证人或牧师一大堆令人厌烦的不满。她对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不满。所以她总是谨慎地不过早把果脯拿出来招待客人，而要等到她觉得客人要丧失耐心的时候。于是她撩起长袍，从塔夫绸裙子里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她身旁一张叠橱小写字台的抽屉，在里面找出另一把钥匙去开大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拿出那盒果脯，还拿出一沓书信，准备念给我母亲听的。那个果脯盒几乎总是空的，所以我只敢有节制地吃一点；母亲则根本不吃。一天我问她为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孩子，”母亲答道，“你堂姐并没有坚持请我吃啊！”
我拿了糖之后，堂姐就把糖放回写字台里。于是访问的第二幕开始了。她出示的那些书信，过了没几年，我的耳朵变得相当老成时，也不得不听她念了。那些书信不仅仅是她所收到的信和她的回信的复件，里面也有她与别人谈话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非别人的话和她的话一样记载下来，所记载的她自己的话都非常有贵族气质，语言简洁而意蕴无穷。我怀疑她像提图斯-李维乌斯提图斯-李维乌斯（TiteLivius，公元前64或59—公元17），拉丁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一样，所记载的并非她说过的话，而是她想说的话。甚至她就是为此而做记录的。
“听吧，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她用夸张的口气说道，接着念信念了很长时间。
“啊！今天他总算懂道理了，长大了。”一天，当我们告辞时她这样说道，“他没有像过去一样问：‘咱们什么时候走？’他也开始对这一切有兴趣啦。”
我终于到了被认为不必再陪伴母亲的年龄。吃果脯那种事再也谈不上了。我已经成熟，人家可以对我说知心话了。当堂姐头一回为我掏出那些书信时，我感到相当得意。
那是在昂坦街一套豪华的住宅里（堂姐已搬家），但她基本只住一间，因为她吩咐将饭送到卧室里吃。去她的卧室途中，可瞥见两间陈设奢华、护窗板总关着的大客厅。一天，她陪我去客厅里，让我看一幅米尼亚尔米尼亚尔（NicolasMignardd‘Avignon，1606—1668），法国画家。的著名画像，她想把这幅画遗赠给卢浮宫。她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剥夺她女儿布朗泽伯爵夫人的继承权。我觉得某些人巴不得能从中推波助澜。她所讲述的事情并不乏味，可是造孽，全是胡言乱语。我特别记得她所讲述的与贝西埃牧师的一次会见，她向牧师讲述了一次企图毒死她的事件，指控是她女儿干的。
“这可是个悲剧事件。”牧师大声说。
“不，先生，这得上重罪法庭。”
她复述这两句话时用的是悲怆的语调，坐在她很少离开的扶手椅里，把腰也挺直了。我现在还看见她坐在那里的神情。苍白的面颊两边是乌黑发亮的鬈曲的假发，上面戴一顶有花边的软帽。身着一件棕褐色罗缎长袍，人一动就窸窣作响。一双修长的手戴着黑色露指手套，很少伸出打褶的宽袖口。她喜欢将两腿交叉，露出一只小脚，所穿的袜子与长袍颜色一样，几乎与长裤的花边贴在一起。她面前放着一个皮里暖脚套，另一只脚总是舒舒服服伸在里面。
她将近100岁才去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已经90岁出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