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有部电影，叫《毛泽东在1925》。影片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当时，32岁的毛泽东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革命阵营，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官”了。
韶山一带掀起了红红火火的局面。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平粜除米，阻谷出境，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乘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长沙。
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世势全然大变。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气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
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
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稠”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
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
在迎送岁月的时候，人们在创造生活，有的人，同时会创造历史。
熟悉的往事逐渐远去。陌生的现实和未来正步步逼近。
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在人类斗争的风浪中，又是谁能够游到胜利的彼岸呢？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
他常常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向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并寻找答案。他的追问，有时是诗人的，有时是政治家的，有时是哲学家的，有时是革命家的。有时，则兼而有之。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果说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豪言壮语的话，那么，《沁园春·长沙》，则以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告别了过去，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一心要扭转乾坤的诗人毛泽东，开启了以更加具体沉实的责任感为基本旋律的创作时代。
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时，他特意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为开卷之作，足见这首32岁之作的分量。
诗人还解释说：“怅寥廓，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正是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相遇了。
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
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
“到了祖涵房家里，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太低，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广东的现状是，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
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在广州，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
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
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26年11月，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然后他一路西进，赶赴武汉。
这时候，革命已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毛泽东在武汉（1927年），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1927年3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武汉做出了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经典描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果然，一进入1927年4月，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
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
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
一切都在充满信心地进行，但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
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
他陷入沉思。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
传说一户姓辛的人家在蛇山上卖酒，接待了一位道士。这个道士喝得高兴，随手用橘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从此，每有客至，黄鹤便翩然而下，临风起舞，这户酒家很快便兴旺起来。十年后，道士重返故地，见辛氏已成巨富，便吹起玉笛，骑着这只仙鹤远去了。
从此，便有了这座黄鹤楼。
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赋诗吟唱。唐代的崔灏、李白、白居易来了，宋代的苏轼、陆游也来了。
崔灏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天才诗仙李白到此，看到这副题诗，摇头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了。
黄鹤楼头，鹤去楼空。
黄鹤楼下，江山依旧。
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
时过境迁，已是山雨欲来。
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
于是，人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寻问与呼喊——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毛泽东手书《菩萨蛮·黄鹤楼》
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体会“茫茫”、“沉沉”、“苍苍”这几个叠词，更加上一“莽”一“锁”二字的选用，便不难体会诗人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险恶危机，纷纭杂沓的历史事件，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似乎都没有写进诗里，但作者的心情已经把它们包裹其中。
是呵，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所见，“九派引沧流”的浩荡长江横亘东西，一线如悬丝的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
诗人伫立的黄鹤楼，正处在这南北东西的交汇点上。
在这里交汇的，不光是南北东西。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历史和未来，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
“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思考着革命的前途。
“剩有游人处”的黄鹤楼，见证了这一历史关头。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从1925年秋天在长沙满怀豪情问一声“谁主沉浮”，到1927年春天欲说还休“把酒酹滔滔”，画出了毛泽东在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条心灵曲线，这是一条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明快自信，到“沉沉一线穿南北”的苍凉凝重的曲线。
1927年5月21日，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看似强大的农民运动彻底摧毁，把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力量全部打入地下。
这就是“马日事变”。
正是“马日事变”，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重新去理解“谁主沉浮”，重新去思考“出路何在”。
主宰沉浮的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一个根本没有想到摸枪的人，一旦从教训的血泊中爬起来，可能比谁都更强烈地把枪杆子看作命根子。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结交绿林朋友。
这是诗人习惯的诙谐幽默之语，但同样也是革命家的严肃而独具慧眼的政治表态。
因为只有带着武器“上山下乡”，才是挽救革命的“突围”之路。
当时的中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自幼熟悉《水浒传》的毛泽东，特别喜爱那些扯旗造反，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英雄。
后来果然走上这条道路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宣传《水浒传》带给历史的一个深刻启示——逼上梁山！
20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少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到中国来“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怎样成为战争大师的。
毛泽东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四个字——“逼上梁山”！
他总是说：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干革命了，我们也很蠢，没想到枪杆子，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子把我们打入地下。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经历，再现了“逼上梁山”这条悠远之路。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以新的信念、新的方式重演了这条路上的悲壮故事。
但是，这条路走得很突然，走得更是艰难。它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人的信念，重铸了许多人的人生和命运。
比如毛泽东，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
但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就不再是雕琢出来的平仄，而是用枪声来押韵了。
这种诗韵，毛泽东刚一踏上这条路，就敲响了它的第一个音符。
那是1927年9月。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三路人马去攻打省城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仿制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的红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眼见自己策划的这一从未有过的壮景，怎能不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写于起义开始之际。
这期间，毛泽东很忙，却无比地兴奋；他一度被捕，心情自然无比地焦急。心情之急迫，乃至不得不以诗抒怀，是可想而知的。
革命毕竟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特殊的诗意。
搞这样一个大举动，无疑是两年前关于乾坤沉浮的那一声诘问的实践回音。
全词文气，写得集中、紧凑，给人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感觉。对读书出身，第一次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也很自然。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人，甚至还不习惯穿军装。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他始终穿着那身人们习惯了的长衫。
然而，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几天时间，攻打长沙的三路人马相继受挫。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大家争论不休。
靠诗情写诗，但未必靠诗情办事的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合围攻打长沙的计划，指挥一千多人马向山区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这一去，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马背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