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中国的近代史将关上大门的时候，许多革命志士和文人都义无反顾地跨越了门槛，走进了现代史的大门。孙中山昂首阔步地进去了，章炳麟目不旁顾地进去了，蔡元培勇往直前地进去了，鲁迅斗志昂扬地进去了，柳亚子也毫不犹豫地进去了……
但是却有三位蜚声海内外的近代才子没能跨过门槛，或者虽然身体过去了，可是心却没有随之过去，在历史的交接处印下了憾迹。时隔百年，每每谈及此事，仍令我辈喟然叹息。三个人中，两个是近代文学和艺术界才艺双绝的风流才子，他们是李叔同和苏曼殊；另一个则是杰出学者、真正大师级的红学家王国维。
动乱的年代，无边的黑夜，葬送了不知多少困惑、苦闷、悲观、绝望的知识分子。1918年，离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肇端的时期仅有一年，但是两位近代中国的风流才子却再也挺不住了，苏曼殊是彻底地走了，而李叔同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也是身犹在、魂却离，把身体交给了青灯黄佛。诚然他后来对佛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仍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1927年6月2日，那一天是阴历五月初三，离端午节仅差两天，王国维孑身来到颐和园。他在昆明湖畔徘徊良久，最后默望着粼粼水波，悄无声息地一跃而下，再也没有爬上岸来。他做出了比李叔同更惊人的自我毁灭举动，轻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湖面上微微漾起的一圈圈涟漪，成为他生命之旅的一个个惊奇的叹号。
王国维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知识财富，他在哲学、文学和史学上的杰出成就，甚至使现代大儒郭沫若都为之折服，郭沫若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王国维通过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研究，写下了一部大作——《红楼梦评论》，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语：只有歌德的《浮士德》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才是宇宙之大著述。他所写的《人间词话》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然而这位以叔本华、尼采为楷模的中国近代优秀哲学家，却未能正确地探索和领悟自己的人生哲学。在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年代，他把自己紧锁于书斋中，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稳坐高斋读古书，一如既往地在追求学术真理的同时，也继续沉沦于大清遗民的残梦。
1904年重阳节那天，在苏州任教的王国维一时兴起，来到了近在咫尺但他却始终未能拨冗前往的苏州名园留园游览。突然发现人间竟有如此美景，他不禁流连其间，乐而忘返，还为此写下了一首《九日游留园》：
朝朝吴市踏红尘，日日萧斋兀欠伸。到眼名园初属我，出城山色便迎人。奇峰颇欲作人立，乔木居然阅世新。忍放良辰等闲过，不辞归路雨沾巾。
虽然在留园玩赏之际感到（不）忍放良辰等闲过，可是一回到萧斋，却又立即恢复到忍放良辰的寂寞心境。从小就直接感受到家庭冷漠、人生悲凉的王国维，造成了如他自述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痼疾，在他名声地位接踵而来的时候，却依然沉湎于悲凉的过去。既不懂得多去几个留园看看，更谈不上去接触和了解一下外面的精彩世界，使他最终选择了忍放良辰、忍放人生。
三位才子的不幸结局令人意想不到，也难以理解，而这种结局又都是他们自愿选择的，因为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污泥中实在沉溺得太久了！历史的转折不仅总以一批人类精英的鲜血和生命作代价，而且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抛弃许多霉臭的垃圾，其中难免夹杂一些涂覆着污泥的金子。
在三位才子的身世之谜中，王国维是最受关切、最费猜测的一位。人生50岁，正当学术鼎盛之际，竟然如此轻率地骑龙而去，不辞而别，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王国维死后，废帝溥仪赐其谥号为忠悫，但他因自杀行为而为其时共产党中的激进派所唾弃，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
王国维自溺之谜，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寻出一封他留给三子贞明的遗书，就成了即使不是唯一但也是最直接的分析依据了。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内容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四句话中，三个关键字：死是结果，变是背景，辱是原因。对于这个辱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诠释，其中有：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等。
逼债说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其依据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此一说：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儿女亲家，罗振玉是集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等于一身的大家，也是一位国学大师，罗、王两家联姻当属门当户对。但因王国维早年曾受罗振玉接济，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他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挟，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
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至少不是主因。殉清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吴宓，吴宓就是王国维遗书中陈、吴二先生的吴先生，陈先生是陈寅恪。吴宓在王国维自沉当日的《雨僧日记》中这样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相比之下，殉清说似乎较有道理，与王国维的遗嘱挂得上钩。
说到变的背景，其时正当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上，直（直隶）鲁（山东）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湘潭人叶德辉是前清御史、著名藏书家及出版家。他的政治立场保守，毛泽东说有人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指的就是他。方志学家王葆心是湖北罗田人，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等诸领域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一百八十余种。
同年5月1日的《顺天时报》以醒目的版位刊载了被党军枪决之叶德辉的通讯，证实了叶德辉在1927年4月11日被农民协会处决的传闻确凿无误。这条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京城爆炸，引起前清遗老遗少们的极大震恐。同时又传来了德高望重的学者王葆心的死讯，说他仅仅因为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揪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死亡，又使一些有恋清情结的老遗民在心灵上遭到二度轰炸。后来证实此传闻纯系空穴来风，当时王老先生安然无恙，他是在1944年抱病考察中疲劳过度，归家后病故的。
一系列足以搅乱人心的小道消息，不能不使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在心理上产生极大恐慌。这位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保皇分子，对当前时局以及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等革命派情况并不了解，耳闻的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岂能逃过一劫？更可气的是，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对前途深感悲观的王国维，觉得与其束手就擒，受辱于人，莫不如效仿屈子，怀沙自沉，殉节报国，以示对前朝及其末代皇帝溥仪的耿耿忠心。于是他挑选了一个阴晦惨淡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王国维的挚友、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却说：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是殉文化说的重要倡言者，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将王国维之死归结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尽的深层根源。
王国维之沉，在昆明湖激起的浪花也许并不壮观，而且也早已平息，但留下的波纹至今依稀可见，并仍然在微漾、在扩展。
二
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赞语是：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称誉是：（他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鲁迅对王国维的评价是：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赞扬是：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清末一个科举失败、仕进无门的穷秀才王国维，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他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晚号观堂的他又与罗雪堂（振玉）、董彦堂、郭鼎堂并称为甲骨学四堂。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的海宁，现在是浙北第一经济强县（市），从这里走出了现代最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之一徐志摩，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著名武侠小说家、新文学家金庸。有意思的是，这三位现代文坛大家竟都是亲戚。
海宁又是著名的观潮胜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人们得以在此观看到最壮观的海潮——钱塘潮，一饱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之眼福。海宁观潮最佳处就在王国维老家盐官镇，此镇因古代曾设有盐官（司盐之官）而得名。在盐官镇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以齐列一线为特色，有海宁宝塔一线潮之誉；第二佳点是镇东8公里的八堡，能观赏到潮头相撞的奇景；镇西12公里的老盐仓是第三佳点，可以欣赏到返（回）头潮。王国维10岁那年，全家从双仁巷旧宅迁到了西门内周家兜新屋，新屋的窗口对着杭州湾，他在楼上住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潮起潮落。
家境贫寒的王国维，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一位师友的提携和支持，他就是后来成为他的亲家，但又被人指为向他苛索而致其死的罗振玉。王国维幼年曾为中秀才而孜孜苦读，但与许多先贤的遭遇一样，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当任书籍校对，在公务之余就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罗振玉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资助他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他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他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于192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在其五十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王国维却永远消失了。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在文学、史学、哲学、美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领域均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他从事文、史、哲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方面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著作丰硕，留下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作品，还有逾二百种批校的古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在王国维的大量优秀著述中，《人间词话》是他独辟蹊径的精华之作，也是他独享殊荣的个人品牌。但是《人间词话》已不仅仅是属于王国维一个人的财富，而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毫无疑义地归属于时代了，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精品、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俞平伯在1926年2月4日重印《人间词话》序中，对这本书的核心范畴及其丰富意蕴做了高度评价，其中说道：
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者寥寥；此《人间词话》之真价也。
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
《人间词话》不同和超越于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处，在于作者站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石上，将西方哲学以及美学思想信手拈来，融入心胸。它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登临送目，一览众山小；逐一圈点、评价中国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纵横驰骋，十万里河山，奔来眼底；上下求索，数千年往事，汇到脑际；开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及方法评析中国古典文学之先河。
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的《人间词话》，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从问世以来就受到学者的重视。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其他词话作品，《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该观点是全书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作者关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说，更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名句。对于这三种境界，王国维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三句描写相思佳句，出自三位宋朝大词家之手：晏殊《蝶恋花》、柳永《蝶恋花》和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王国维巧妙地运用了各句中蕴涵的哲理意趣，把诗句由爱情领域演绎到治学领域，提炼出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内涵，进而升华为悬思—苦索—顿悟的治学三重境界。
境界说是对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历程而言，指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诗人也好，学问家也好，必须要注意后天的修养，以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从而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具体而言，第一步，要有执着的追求，志存高远，广泛涉猎，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第二步，要苦思冥想，孜孜以求，忘我奋斗，为了事业一切在所不惜。第三步，在多次周折、多年磨练之后逐渐成熟，达到明察秋毫、豁然领悟，水到渠成，最终在事业上做出创造性的独特贡献。
王国维自己就是境界说的成功实践者，做学问成大事业者的典范。他的成就根植于其文理双修、中西合璧的学术根底上。1900年他去日本时曾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几何，回国讲学期间一度热衷于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进行过深入研究，《红楼梦评论》是他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创之作，《人间词话》也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人间词话》吸收了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叔本华，这位德国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有一句名言：老年时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意识到，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献给了永不衰老的事业。1908年初，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开始《人间词话》的创作，并于当年末到1909年初刊发于《国粹学报》。单就这一杰作而言，王国维已经可以毫无愧色地对叔本华说，我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献给了永不衰老的事业。
三
王国维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这三个字紧密相关。王国维在学问思维上绝对是罕见的旷世才子，但在行事处世上却经常像个迷惘的稚嫩孩子，老实得像香肠一样。他的职业生涯、思想情感乃至对生命结局的选择，都受到罗振玉的指引、帮助、影响和牵连，就像一个孤立无援地伫立于地面的风向标，当面对较大的风力，风杯轮便会随风转动一样。
王国维一直感激罗振玉对他的知遇之恩，而事实上罗振玉也确实是在芸芸众生中发现这匹千里马的伯乐。1898年正月在《时务报》馆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振玉偶然见到一个年轻人，一问才知道是该报书记兼校对王国维。在与他攀谈时，忽然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在扇面上的一首咏史绝句，诗曰：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振玉十分惊异，认为此君有过人之才。从此罗振玉对他尽力关顾，王国维也心知肚明，对罗振玉的关爱默记于心。王国维曾写过一首诗，其中说道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诗中以匠石隐喻罗振玉，也对不同于凡材的自己略感自豪。
罗振玉两次资助王国维去日本，使王国维得以接触西学，做到中西交融，为他以后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从1911～1916年，王国维在日本度过了四个年头，这期间他从早年对西方哲学的沉溺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四年，罗振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甲骨、文物和众多的文字资料。他耽于精读传统的经史典籍，并且在创作上也有《秦汉郡考》、《中国戏曲史》等丰富收获，这些都使他得以在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大显身手。
王国维从孜孜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转向专治国学，其中也有罗振玉相劝之功。辛亥革命爆发后，自视为大清子民的罗振玉无法接受现实，不愿意看到清王朝就此覆灭。他痛清室之沦亡，对西洋学说尤为嫉恨，奉劝王国维专治国学，以保存旧文化为己任，切勿一心二用。王国维在感动之余，毅然放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甚至焚毁以前他自己所印的《静安文集》。从此，王国维不仅在学术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开始了两人的合作研究。
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国学大师，两人的学术交往带来了他们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以及古器物学领域内开拓性的贡献，导致了罗王之学的形成。1923年3月，标志着罗王之学形成的《观堂集林》问世，这本书的前言为罗振玉所写。前言叙述了观堂治学演变的来龙去脉以及两人的学术交往历程，并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观堂集林》的成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出版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罗王之学也由此成为显学而使一代代学人为之倾倒。
罗振玉以四两之力拨动了王国维潜在的千斤之功，而正是凭借这千斤之功，使王国维提起了东海龙宫内的千钧棒，才有了后来惊天动地的创作和创新。没有罗振玉这个旗手披荆斩棘的先行，也就没有作为主帅的王国维在国学领域中的辉煌战果。
归国之后的王国维，从入京到任晚清学部官员，也都是借罗振玉之力完成的。他与罗振玉在合作中亲密无间，在政治立场上也完全一致。两人都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大清永远是大清，民国永远是民国。他们是属于大清的，而不属于民国。
在大师罗振玉的花岗石脑袋里，甚至认为学术也只属于大清，不属于民国，真正做学问的人在民国这样的乱世一定是一事无成的。而他的知音王国维，对已灭亡的清廷也有类似的执著。士为知己者死。既然身为清廷旧臣，身受清廷之恩，那就只能守住气节这一底线，休问朝代如何嬗替，不管世事怎样变化，自己的信条永远不变，对大清王朝效忠到底。
1917年6月14日，北洋军阀张勋率五千辫子兵进入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消息一出，罗振玉与王国维都击掌叫好，两人传递内情，加以评论，发自肺腑地喊出了溥仪万岁、张勋可敬的声音。曾几何时，仅维持十二天的丁巳复辟宣告破产，水底捞月，让两位大师空欢喜一场。即使如此，却仍使他们看到溥仪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对未来充满希望。
1923年，王国维被推荐为逊清小朝廷官员，当年4月16日，他因知名度高，被溥仪的谕旨升为南书房行走；6月4日，王国维入宫觐见溥仪；7月14日，溥仪给他以恩赏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的恩遇。次年1月7日，溥仪又颁旨，赏赐王国维以最高待遇，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与此同时，罗振玉通过各种关系也接到了溥仪的诏，入值南书房。能成为这位早被废黜的木偶皇帝之宠臣，王国维、罗振玉两人感激涕零。
1925年2月，清华大学新创办的国学研究院诚邀王国维出任院长，请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代为转达，不料王国维认为这是洋学校，竟婉辞以谢。直到胡适找到溥仪，溥仪出面下诏，王国维才尽君臣之礼，奉谕旨到清华任教，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并于4月移居清华园西院，但垂于脑后的清朝辫子却一直没有剪去。无独有偶，清华园内除王国维外，还有一条醒目地拖在后脑勺的辫子，那就是梁启超。
然而发生在民国时期的逼宫事件，却如一盆冷水把两个保皇分子的心浇得冰冷。1924年11月5日，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中控制了政权，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随即派部将在紫禁城门口放了两门大炮，逼迫溥仪等人出宫。当时就在宫中不离溥仪左右的王国维，听到外面军队的驱逐令后，悲愤慷慨，泪如雨下。罗振玉于第二天凌晨才见到溥仪，君、臣二人真想抱头痛哭。当溥仪一行乖乖地滚出紫禁城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引以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被家人力阻而未果。
溥仪离开北京后，在天津张园太太平平地做起了寓公。然而王国维和罗振玉这两个一生愚忠的大学者，身在北京，却依然时刻关注着他，随时准备效臣子之力。王国维沉湖七年后，1934年，伪满洲国建国两周年时，溥仪登基称帝，并请罗振玉出山担任监察院院长。但罗振玉仕途并不顺畅，1937年3月，他把院务交给日本人，自己回旅顺做学问去了，从而结束了曾让他兴奋一时的为溥仪立功的生涯，也留下了本不该有的被诟骂之声。
世事难料，本应患难与共、生死相邻的两位刎颈之交，却在一夕间反目成仇。事情起因于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27岁的长子王潜明病故。由于王潜明的继母与其妻也即罗振玉的女儿关系不和，罗振玉遂把女儿带回天津娘家。此事本已伤害了王国维的自尊心，当他将儿子死后的一笔抚恤金连同其他费用三千元，作为儿媳生活费寄去罗家时，又被罗振玉退了回来。
书生间的唇枪笔战就此开始，一场没有裁判的笔墨官司，终于使得三十年志同道合的友谊戛然而止。1927年2月1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过生日，罗振玉与王国维都到了，但两人视若陌路，在宴会上一句话都没有讲。兄弟阋墙，吵架吵到这个份上，新闻就炒作开了。于是他们的对立面，近代诗人、亲日派大汉奸郑孝胥不失时机地捏造谣言，逼债说也就不胫而走，并成为溥仪书中的素材。风雨满城，自然让罗振玉的日子过得有口难辩。
王国维逝世当天，罗振玉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向他报了噩耗。看完电报后，罗振玉泪如滂沱，差点哭晕，急欲亲身赶往北京吊丧，但被他的家人阻止了。罗振玉在派其子于6月4日赴京吊丧的同时，命其四子仿王国维笔迹写下了一份遗折，然后上奏溥仪。溥仪看罢大受感动，立即发出一道上谕，为王国维谥忠悫，王国维就成为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谥号的获得者。
此后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邀请众多中日名流、学者公祭，自己亲撰《祭王忠悫公文》，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公祭完毕，罗振玉立即带着溥仪的谕旨赶往京城，又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两千元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的家人。他自己另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一个迟到的道歉，都是为了求得一个故友的谅解。
四
王国维爱用人间一词，他将自己的文学批评力作定名为《人间词话》，又将自己创作的一百一十余阕词编辑成书，题名为《人间词》（亦名《苕华词》）。在他的一百一十余阕词作中，人间更是应接不暇地出现在读者眼前：
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不辨坠欢新恨，是人间滋味。
（《好事近》）
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
（《点绛唇》）
依尽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
（《减字木兰花》）
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不缘此夜金闺梦，那信人间尚少年。
（《鹧鸪天》）
西客落月荡花枝。又是人间酒醒梦回时。
（《虞美人》）
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
（《踏莎行》）
天公倍放月婵娟，人间解与春游冶。
（《元夕》）
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人间岁岁似今宵，便胜却、貂蝉无数。
（《鹊桥仙》）
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
（《苏幕遮》）
思量只有，人间年年征路。
（《祝英台近》）
算人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
（《水龙吟·杨花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韵》）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
王国维写了那么多人间，出于何种心情？是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凄凉吟唱，还是纳兰性德料也觉、人间无味的真情独白，或是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志向直抒？王国维的词作语言与意蕴相配，诗情与灵智并举。他的这阕《蝶恋花》中对久别重逢、年华故去的感叹，似乎更接近于纳兰性德在《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中对生离死别、天人相隔的哀思：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别时容易见时难，别后相见却伤感。词人在这首词中述说别后重逢的悲情。上阕怜花伤春，重逢的两个离人在花底沉默，默默追念着青春和过去的美好时光。下阕追忆旧时欢娱，感慨光阴易逝，青春不再，看到树上花儿谢，镜中朱颜改，不禁发出了岁月蹉跎催人老的无奈感慨。
离别苦，阅尽天涯离别苦；归来也苦，虽然久别的苦楚暂时消失了，然而相逢时最是人间留不住的苦楚又出现在眼前。这首词可能是写词人归家与妻子莫氏重聚的情景。1896年底，弱冠之年的王国维遵从父命，与商人之女莫氏结婚。王国维长期奔走在外，与妻子聚少离多。而体弱多病的莫氏进王家后，侍奉公婆，养育了三个儿子，使他少了不少后顾之忧。这一次回到家乡海宁，与妻子久别重逢，相见时仔细端详，只见她面色更显憔悴，不禁万分感伤。
1907年7月，在北京的王国维收到了妻子莫氏病危的消息，匆忙赶回老家。幸运的是，他终于与妻子见了最后一面，回家十天后，莫氏病故，年仅34岁。人生莫测，中年丧妻，三子尚幼待育，王国维在一曲《阮郎归》中流露了内心的忧郁和悲观：
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沉沉空翠厌征鞍，马前山复山。浓泼黛，缓拖鬟，当年看复看。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
离别悲，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归来更悲，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诚如现代著名编辑、学者陈邦炎在《论静安词》中说：他笔下的人间悲剧，不是一时、一地的，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延绵相续、重重叠叠的。在静安眼中，人生的苦海，从时、空两方面看都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
王国维平生所作词数量不算很多，然而却颇自负，大言道：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虽然口气大了一点，但作者用一生的诗词创作实践，努力践行自己深厚的艺术思想。其词其诗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上都颇具特色，成为近代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
当年安史之乱，大诗人杜甫避乱蜀中，写下一首《八月十五夜月》，表达了因战乱被迫漂泊异乡、在中秋之夜空有归心却无处还乡的苍凉心情。王国维以与先辈杜甫同一题目即《八月十五夜月》，写过一首七绝，诗曰：
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
此诗作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秋，时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面临国破家亡，慈禧太后挟带被软禁的光绪皇帝，仓皇逃奔西安，正派人忙于联军议和。蛰居家乡的诗人，以烦乱愤慨的心情写下此诗，通过批评因贪恋长生而奔月的嫦娥，委婉地表达了对慈禧的不满情绪，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关心。
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京都的王国维，日常生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读书写字四个字。他在京都一住就四年多，后来他总结道：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到京都后，王国维做的第一件也是他觉得最得意的一件大事，就是作七言古诗——《颐和园词》，借咏颐和园抒发对清室末路之悲叹。诗中社稷有灵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定陵松柏鬰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诸句，反映了他认为清朝宗稷犹存、故君无恙、复辟可望的心态。罗振玉读之大为激赏，亲自抄写付石印，很快传至国内，沈曾植、缪荃孙等遗老和寓公争相索阅，影响倒也不小。
日本人铃木虎雄读《颐和园词》后大加赞许，往其寓所拜访，留言道：日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烂……而王国维在给铃木虎雄的信中也是沾沾自喜，自称虽然不一定比得上白居易，但至少和吴梅村应当不相上下。不过这首诗人相当自负的仿长庆体的长篇排律，倒并不为今人十分看重，而另一首他信手写下的小诗《观红叶一首》，却更被人们传诵：
漫山填谷涨红霞，点缀残秋意太奢。若问蓬莱好风景，为言枫叶胜樱花。
日本以樱花之美而著称于世，春临京都，城郊漫山遍野的樱花灿烂绽放，王国维也带着一家人赏樱，但居京都几年中却没有为樱花写过一句诗。而当11月中下旬的京都红叶的最佳季节，漫山填谷涨红霞的美景，却深深地震慑了一个他乡异客的心。身在蓬莱（日本）思故土，不重樱花重枫叶，诗人的心情不言自明。这首七绝在立意、写景、抒情诸方面，都达到了对诗学研究极深的王国维所祈求的艺术高度。
人间的作家早已远逝，但他留下的《人间词话》，至今依然是文学家、学问家的文化大餐；他留下的人间诗词，也依然被后人喜爱着、阅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