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有这个体会后，我对《解密》的真假问题实在有些讳莫如深。不用说，编辑首先是读者，也许该说是职业读者，高级读者，他们代表的也是读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一部小说问世后，确定真假的权力其实并不在作者手里，而在读者手里。这时候，我来如实回答问题，就显得很不明智了。所以，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2003年7月21日
苦与乐
《解密》出版已近四年，其间它如亲人一般陪我，伴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我一些记忆。如下的文字，大抵是说明我想珍藏这份记忆吧。
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而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
2006年6月19日
山巅的豹子
因为《解密》，我各种名声“鹊起”，引发了不少人“解密”我的热情。中国有不少小说家喜欢强调，他们写的是真的——确有其人，凿有其事，为了写好“其人其事”，他们赴哪里生活了多少年，走访了多少人。按照这个逻辑，我当然必须认识容金珍，至少是特别单位701的前要员。我曾有过多年军旅生活，似乎就更有此嫌疑。有个记者曾用三百字亮堂地向人指出，我因为写这部不该写的书，一度被软禁在某地，接受了无穷无尽的审查，最终被特别单位701开除出局。
真的吗？
这是个深奥的问题，我似乎还不具备资格作答。
我有资格说的是，有两个职业一直十分迷惑我：一个是间谍，一个是破译家。间谍有大牌明星的一面，住五星级宾馆，开劳斯莱斯，坐头等舱，甚至还有私人游艇和飞机。他们风流倜傥地穿梭在空中、地上和水上的各类豪华场所，脸上总是铺张着自信而诱人的笑容。然而，夜幕下，他们的每一个睡梦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一个著名的间谍留下了这样的诗：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命悬一线，这就是一个间谍的生死秘密，他们就这样度过并迎来每一个白天和夜晚。相比，破译家束之高阁，门外面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生死之虑是无稽之谈。然而，牢靠的生命背后是生不如死的生存境遇，日日枯坐，夜夜冥想，生命像不是用来生活的，而是用来等死的。如果说间谍在生死之间还有浪漫、风情、有趣的一面，那么破译家连类似的想象都不会有，他们有的只是暗无天日的沉重和煎熬。
密码是天才的事业。破译密码，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这心不是美丽之心，而是阴谋之心，是万丈深渊，是偷天陷阱，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个天才的坟墓。俗话说，一人藏，万人找。密码的本质是不可破译。正常情况下，一部高级密码在保险期内被破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超过保险期的破译，其价值又为零。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译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是最多的，难怪有人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
容金珍的悲哀，也在于此。
我要说，容金珍不单单是容金珍，他是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巅上的豹子。“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海明威如是说。有人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我觉得，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即使悟透了世间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结果可能还要失败。从这意义上说，密码也不单单是密码，它是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
2007年4月1日
小说的责任
我一直不相信我们的小说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注目，那是歌星或者其他什么星的事，不是我们小说家的。我坚持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是隐秘的，深刻的，是想象的，也是欲望的，当中包藏着我们生命珍贵的自我、瞬间，以及它们的改换变化和联结活动。“我想说一说我此刻细腻的思绪”、“我想暂时离开一下现实”。我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开始写作每一篇小说，安静和温暖的灯光是我写每一个字的客观需要。你在大白天或在一片城市的潮汐声中会亲爱地去抚摸一个你用心珍爱的女人吗？那时候被你抚摸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你的玩物。因为玩物时刻都可能随人而走，随风而去，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占有、占有、彻底占用——啊，多快活啊——就像一只狗在快活。
我也给写作的自己赋予责任，但不是通常的。我不信奉哥尔多尼的语录：现代艺术要求笑，要求诙谐的滋润。我也不相信“寓教于乐”的现实性和崇高感。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看书，从书本上获得些许生活经历或细节然后写作，这不是我尊重的写作习惯。为了写个什么，披星戴月地去哪里生活一年半载，这种写作精神令我钦佩，不过也仅此而已。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嚎啕大哭一场后发现找错了人，没说一声什么就把电话挂了。几天后，我开始写《陈华南笔记本》，那个未名男人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以致我没办法给陈华南一丝笑容。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想象和愿望中写作。
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作家本人。有人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人使用得又脏又旧。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告诫，是希望：人们在希望发行一种新币！如果一篇小说里拣不出一两句带点儿特点的句子，我就觉得这篇小说是臭烘烘的、要打倒的。这是我的固执和蛮横，但是……怎么说呢？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一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些愿望和四周的现实放在一起，好像是将耶和华和撒旦放在了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堪的同时，也备感孤独、恐慌。
1997年5月5日
谈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博尔赫斯《一个萨克森人（公元449年）》
1986年，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除此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恋爱，没有存折，没有忘不掉的欢乐，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在万里之外，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当他预感到这点后，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执着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日内瓦。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伴随着死亡的脚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成了他今生现世的最后一次旅行。
1986年6月14日，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
在我的身边，没有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燠热潮湿的美洲，是他的大陆。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呆过不少地方，包括日内瓦，而成年后他基本上也没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独独选择日内瓦作为他与世诀别的地方，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这成了他作为一个“迷宫制造者”给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谜密。
告诉你们，我已经荣幸地解开了这个秘密，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不告诉你，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不少文学家这样说道：“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因为“不告诉你”，你们可以怀疑我的“坦率”。这无所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当你们懂得怀疑时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因为怀疑，或者说制造怀疑，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很难想象，失去这种叙述方式，博尔赫斯的作品还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那么深邃，那么无穷无尽吗？其实，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一年写下的多。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否则，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
